在傳統史家筆下，魏晉南北朝時期無道昏君之多，可說是空前絕後。然而與其說這是皇室品質惡化的結果，毋寧說是反映了這時代國家體制的脆弱。面對如此長期的動亂不安，歷來做為社會綱紀的儒家思想，已無法滿足人心的需求；而新近傳入的佛教，卻適時提供了飽受苦難的人們精神慰藉，使佛教一時大為盛行，深深影響此後千百年的中國。

大多數的中國人相信宇宙經常處在一種和諧的狀態中。要是當中有何差錯，一定有負咎的人在。在魏晉南北朝的分裂期間，其壞人則為曹操。即錢穆先生——可能是將中國寫歷史的傳統承前接後帶到現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師，也仍然沒有寬恕曹操的篡竊。其理由不難理解：在君主專制時代，自然法規總是由上至下的通行，如果君主稱自己承昊天之明命，即只有他能表彰宇宙至高的道德與智慧。但事實上，下層的詳情無法得知。而在廣大的國土內，很多相沖突的利害也不見得可以調和。可是皇帝有了禦殿裏龍椅上的神秘色彩，就成為一個說話算數的仲裁者，他所期待於讀書明理之百官的，不過是一種帶強迫的信仰，要是他們都保持著自我抑制和對人謙讓的信條，那麼不怕任何沖突不得解決，也沒有技術上的困難不能排除。曹操的罪過，不僅在於他以粗蠻的辦法去解決實際的問題，井且在於他公開道說，有意鑿穿眾所公信的神話。據說他曾稱：“若天命在吾，吾其為周文王矣。”所稱文王即為西伯，他雖擁有廣大的地區仍繼續向商君稱臣，待他的兒子武王才正式取商而代之。當曹操於公元220年去世時，他的兒子曹丕也不再耽擱，立即貫徹父誌宣布魏朝的成立，而強迫漢朝的最後一個皇帝行禪讓禮，於是天命有了正式的接收交代。45年之後司馬家如法炮制。司馬昭有了皇帝的權威而無其名目，兒子司馬炎則取魏而代之，國號為晉。

　　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內稱：“國家本是精神產物。”從實際眼光看來，我們今日甚難接受這樣的說法。可是他所提倡的宗旨大意：任何政權都需要若幹理論上基礎，則不容辯駁。中國古代因為技術上的困難，在管理千百萬生靈的時候不得不假借遺傳的帝統，代表社會價值的總和，有它的道理。曹操口中所說、手下所做都像馬基雅弗利，怪不得他要承受千古的唾罵了。在中國的戲曲裏，曹操的面譜全部塗白，狀如墻壁，以顯示其譎詐，只有眼角稍沾墨筆，表現著他機警應變的能力。

　　從臉譜論人物

　　中國的戲曲始於唐，而取得市井間娛樂的地位則於宋，其衍變而為今日之“京劇”，至少距魏晉南北朝分裂的時代又已一千年。雖如此，今日曹操及其同時期人物仍為舞臺上最被經常排出之角色。在這群人物之中最為人欽仰的乃是關羽，他是一個帶兵的將領，面譜上特具棗紅色。在真實生活裏，關羽剛傲而缺乏處世的謹慎周詳，他不顧利害讓自己兩面受敵，弄到戰敗授首，比曹操早死一個月。可是千百年之後關公仍被中國人奉為戰神，民間崇拜的不是他的指揮若定，而是他的道德力量。關羽“義重如山”，至今秘密結社的團體仍有些奉之為師祖。

　　戲臺上好像又要在走極端的關系中保持某種平衡，因之也搬出另一型的英雄人物呂蒙。此人無疑是在戰場上計害關公，而將他的頭顱交與曹操邀功的吳將，其臉譜也將其個性誇大的表現，即與實際的面貌相違，也無傷大雅。呂蒙初為純粹武人，有不屑於文墨的態度．只因為上級督促，他才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開始讀書。可是如此一來，書中文句使他神往，這從他手不釋卷，在極短時間之內，在理智上有了截然不同的改變中可以看出。他的同僚也驚異著此人從不學無術的武人，一變而為有心計的戰略家，因之“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看”。他的臉譜上以蝴蝶式的設計陪襯著兩只靈活的眼睛，表征著一個復雜人格內心的機動力。很顯然的呂蒙之所特有，是為關羽之所獨無。

　　這樣的軼聞瑣事雖有趣，讀史者如何受其裨益？本書作者建議我們註意社會學家區分大傳統（greattradition）與小傳統（littletradition）的辦法。這也就是說，大凡文化上非正式，而結構上稍松懈的部門，雖然大致上依據“高級文化”吹搓而成，卻又在細微末節之間穿插交鑿。這種非正式而帶娛樂性的安排，使哲學家和大政④治家的見解下達於一般民眾。京劇將這段歷史極盡其能事的渲染，也得到16世紀一本大眾化書籍之助。《三國誌傳通俗演義》富於傳奇性，這書將當日事跡極端地小說化且浪漫化。因其向小傳統的方向歪曲，足使大多數的群眾欣賞到的一段論說，與前述大歷史家錢穆所提出者，沒有根本的差別，亦即是“國家本是精神產物”。既如此，則愈在危急存亡之秋，個人的品格，更需要嚴格的評判。很顯然的，此中戲劇家與傳統歷史家具備同樣的信心，他們覺得道德上一成不變的尺度，足以衡量個人的品格。他們的立場既然如此全部一致，那麼他們綜合的見解，也可以簡單明了地以臉譜上的紅白黑色表示了。

　　官方的歷史家代表著大傳統，其任務為“褒貶”，當然也盡力在使白者愈白，黑者愈黑，由他們烘托出來，這一時期“無道昏君”之多，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請註意錢穆在《國史大綱》裏所提出的：“荒蕩不經．其事幾平令人難信。”）劉子業為南朝之宋的“前廢帝”，他17歲登基，在位18個月。歷史紀錄上記載著他的異母姐山陰公主曾對他提出，“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托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妾惟駙馬一人，事大不均！”廢帝於是替姐置男妾之稱“面首”者30人。司馬衷乃是普朝的悲劇性皇帝，當他在位時，內戰爆發，戎狄交兵。據說隨從報告他：“天下荒漠，百姓餓死”，他聞之而說：“何不食肉糜？”另外一位皇帝乃是南朝齊主“東昏侯”蕭寶卷，也是弱冠踐祚。他鑿金為蓮花貼地（蓮花乃佛教聖品），令他心愛的潘妃行其上，稱“此步步生蓮花也”。

　　這三位昏君都被弒。劉子業如果真替姐設男妾，在男重於女的社會裏當然不能逃避譴責，可是暴露他舉動之荒謬，乃是在他被軾之後提出，並且文中還講到他寫的字不工整，這也算作他無德君臨天下的表現。山陰公主提到的兩性平等，不論其是否真確，看來其主張已遠逾5世紀中國習慣的尺度。我們既曾聽聞到法國大革命時，皇後瑪麗安東尼“沒有面包何以不食糕餅”的故事，則難能不懷疑晉惠帝司馬衷之何不食肉糜。這兩段故事距離1500年，只是內容太過於相似了。另外我們也很難認為第三個被弒的蕭寶卷以蓮花在室內地上設計為不道。如果他的創作確如史書之所描寫，我們只能欣賞其獨具慧眼的風格有如波提切利（B0tticelli）所畫的美人—一她在《愛神的誕生》（TheBirthofVenus）中的姿態，只是富於中國情調罷了。總之，藝術家的創造力和專制魔王的狂妄，當然是風馬牛不相及。

　　在這種種故事中，作史者的態度，較諸他們筆下之題材還要值得考慮。有了以上的軼聞瑣事，這些歷史家提出一點令人特別註意之處，中國的專制皇權具有雙軌性格。皇帝以聖旨號召，固然從上而下有了自然法規的至美至善，可是生靈塗炭時，他也真要切身地負責。除非百姓安居樂業，為人君的不能安逸——這點早經孟子不斷地強調。

　　失望中孕育希望

　　分裂期間並非皇室的血統退化，而只是表現出當時組織的脆弱。朝代的統率力量，原來基於文教上的感化，現在全靠宮殿裏的紀律。其行動的範圍愈小，其上層所感受的壓力也愈大。這種道德上的壓力尤以南朝所感受的尤甚。流亡政府既稱受昊天明命，那麼它也要較北方夷狄高出一籌了。

　　我們把環境上的情形全部托出時，即可以看出當日的發展實有前後貫通之處。既企圖恢復北土，則南方應有由強人領§導的軍政府，可是其下層的支持尚付闕如。西安與洛陽失陷時，南渡的望族早已在叢山之中、濱水之處開發產業，自給自足。他們有相對的安全，於是對建康的流亡政府意存觀望。這南朝也效法晉成例，派遣皇室子弟到各重要州縣為太守刺史。可是他們缺乏爪牙下達鄉裏，其本身反為地方上有實力之人士支配，於是各州縣所出現的陰謀，較之官中府中更為邋遢。如此一來，建都建康的短命朝廷較之北方也無甚出入。彼此都無力恢復由官僚組織作主的帝國體制，而彼此也沒有因全局之平衡構成一種封建的地方分權。

　　建康即今日之南京，以後又稱金陵，其名字雖輝煌，實際上則為一種失望和墮落的氣氛籠罩。上層階級的富裕者，覺得無從發展其抱負甚至無從有效地利用其財富，只能帶著勢利眼光，把錢花在自己身上。此時家族的聲望很被重視，有些甚至追溯到華北的幾代之前，於是修族譜成為一時的風尚。男人也塗朱飾粉。文人在駢文上用功夫，更是一時流行，其文句間的對稱和均衡極盡技巧之能事，反缺乏全篇的要旨和段落間的邏輯。於是建康成為“六朝金粉”的金陵，也就是中國的絲箔城市（China‘stinseltown）。

　　可是失望的階段，也是復興再造的機緣。當然，儒教未曾完全斷氣，假使孔孟的影響全不存在，那麼這幾百年的歷史如何會寫得盡以嚴格的道德為標準，極盡其褒貶之能事？那麼寫歷史的人從何處找到原始的資料，又如何構成其下筆之宗旨？

　　出人意料的，對重造中國帝制體系最有實質貢獻的，卻是所謂的胡人夷人。為對他們表示敬意，我們應稱之為“非漢民族”或“少數民族”。其詳情待下章論述。此間應當提及的則是，少數民族在中國歷史裏再造帝國的關頭扮演重要的角色並不只這一次。中國專制朝代的構成，多少倚靠一種間架性的設計，並且其國家必須容納農民大眾。草原地帶入侵的部落，因為其無牽掛，反能因為他們的簡單淳樸而建事功。只是要使他們習慣於農業的環境及中原文物則需要時日罷了。

　　佛教的普遍影響

　　當時人對道教再度感到興趣與對佛教之沈醉，有擴大中國知識視野的功效，其影響所及，歷時幾百年，只是沒有為人註意罷了。儒教乃是一種社會的紀律，在紛亂的時代其用處很小，文士乃尋覓另外的途徑。公元3世紀之後半期，當時所謂的“竹林七賢”表彰著一時風氣。此七賢為一叔一侄，和他們的五個摯友。劉伶以驢車載酒，隨從的一個仆人則荷鋤隨之，他叮囑仆人，“死便埋我”。**不羈並不是他們的全部宗旨。事實上，他們也在晉朝做官，阮籍尚為步兵校尉，嵇康為中散大大，被司馬昭所殺。他們所反對的乃是當日的儀飾和做作，而希望在道家的純真和渾然一體的觀念裏得到解放。

　　中國之接受佛教，當中有一段周折。從其多方面廣被接受和招致反對派的攻擊，可以想見其影響之深遠。在現代以保衛中國的“理性”與“真實”自居者中，包括胡適先生，他覺得這種由外輸入的宗教，註重來生再世，把上天說成三十三級，而地獄也有十八層、實在是可嘆。可是另有欣賞佛教思想對中國人士有引導之功效者，則又指出：即便是“因果”（羯磨，karma）這一觀念，也要求中國人多在自然法規的範疇裏再三思維，註重每一種事物的前因後果，不要都像漢代思想家一樣，完全沈湎於對稱與均衡，把各種道德行為硬比作音符與波長。總而言之，派遣僧徒到異域取經與大開門庭歡迎遠方來訪之沙門大師，其裨益遠逾於“拯救靈魂”。這是一種文化上的接觸，其用途及於哲學、文學、教育、科學、音樂、雕刻、油畫和建築。有些學者尚指出，在翻譯梵文經典時，中國學者自此掌握了音韻上的原則，有助於此後唐詩發揚光大。其影響之所及如此廣泛，最近若幹中國之刊物乃指出“佛教是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歷史學家雷海宗甚至提出：自公元383年亦即淝水之戰後，中國文化便進入了“韃靼佛教”的階段。

　　佛教之於中國，無孔不入，影響到生活的各個層面，旅遊者可以自雲岡、龍門和敦煌各處石窟參觀時得到這種印象。初看起來，這些窟洞在沙巖壁上以蜂窩式鑿成，不容易令人產生好感，其感動觀者之處尚待進入石窟之後。每處佛像之多，均以萬計。其最高大者在雲岡，耳長即9英尺；其小者全部身長則不逾1英寸。不大不小之間有如人身長短者亦不計其數。室內尚有壁畫：彩色像畫在石窟頂上、柱上之浮雕和壁穴的全身雕像。以上三處之經營，均開始於魏晉南北朝中國分裂之際。可是敦煌在絲綢之路上，在以後各代的繼續發展較其他兩處完整。觀光者可以看出千多年來佛教美術的進展。龍門的經營有唐代的工程，即使是雲岡初創於5世紀的雲岡石窟，內中一項工程即前後經營達40年。宗教題材之外，也有通俗故事和歷史故事。經過藝術家安排之後，出現而為臉上的獰笑、手指尖的戰栗和緊張的筋肉。學歷史者周遊之後，可從此得知古代的衣飾、紡織品的設計、樂器式樣，甚至人種學上的面目。龍門有一窟構成於公元575年，壁上有當日全部的草藥單方。

　　可是這些石窟看似各隨己意的構成，而無全面的設計，也缺乏統一的尺寸。雖說有些設計，有皇帝皇後的資助，以替父母祈福而替本身爭光，然其構造卻擺在風吹雨打的壁上，所以令人屏息的壯觀同時也是滿目瘡扉的，有如夢吃。這和法國亞眠（Amiens）和沙特兒（Chartes）教堂門前“石刻聖經”之整飭成為一種尖刻的對照。雖然如此，露天博物館也真能表現佛教的性格，此乃一種在野之人的宗教，不借宗派的力量而能及於細民。它的神學宗旨，不必有待於苦修，可以立即發生頓悟之功效。同時它也可以為知識分子作為形而上思考的一種題材。它之五花八門也確曾使中國歷代帝王在長時間內感到棘手。他們都希望利用佛教對全民的吸引力作為自己行政之工具，又怕它針對於來生再世的重點，如果經過一度提倡，足為社會的紀律而成為儒教者的一種牽制。

　　失落的三個多世紀

　　這分裂的期間是否成了中國歷史裏“失落的三個多世紀”？其答案因各人觀點而定。此時歷史的成分，缺乏向心的綜合，卻向側翼大幅度地進出。自公元220年後漢之覆亡至5**年隋朝的統一，當中的史跡並未缺乏邏輯，其衍變也絕非少數人物的賢愚不肖，有如過去的歷史家之盡情褒貶，以及戲劇家之將他們的面孔塗白敷黑等所能概括。

　　以上我們已將歷史上之負面因素指出，下一章則講到重新統一的過程。只是到此讓我再提及公元280年晉朝之入南京，當時的統一，不過曇花一現，無乃一種幻覺。至9世紀劉禹錫所作的詩，提及此事，才能因為有了歷史的縱深，將當日的情景看得更真切。劉詩抄錄於次：

　　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

　　千尋鐵鎖沈江底，一遍降幡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

　　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