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德勒茲機器視野的幾則筆記
作者：陳瑞文
高雄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 專任教授
可以說德勒茲（Gilles Deleuze 1925-1995）終其一生都在尋找一種兼具認識論對象和語言表現的「抽象機器」（machine abstraite）：一種推動歷史文化轉向的創造者。無論是早期研究普斯特，中期和瓜達里合寫少數文學問題，或後期論述培根繪畫、電影，乃至重返歷史再探討巴洛克繪畫，都緊扣在「尋找抽象機器」核心議題上。因此「抽象機器」裡的「機器」（machine）一詞，無疑可視為德勒茲思想發展的指標。在此，本文想以幾個點討論徳勒茲機器觀念的來源及其中期發展情況，尤其是瓜達里思想所扮演的角色。

前期的機器觀念

首先我們發現在德勒茲著作中，「機器」一詞最先出現於研究普斯特文學裡。

這個「機器」觀點當時是用來指出，「文學」的價值不在於意義詮釋，而在於以一種「應用」性的閱讀理論，作為政治使命。對德勒茲而言，接近文學乃在於解決「哲學困境」，不過很顯然的「機器」的說法主要在思想上的「反邏各斯」（anti-logos），還不到具體的「臨床經驗」（expérience clinique）層次：
研究是一種機器。現代藝術作品是怎樣做都可以〔...〕只要行得通：現代藝術作品是一種機器，以機器名義發生作用〔...〕。以反邏各斯（anti-logos）、機器和機器裝配，來反對邏各斯、器官和理則學－應該在所屬的全部裡發現意義，此anti-logos、機器和機器裝配之意義（你要怎樣都可以）僅依賴發生作用，以及以鬆開零件來發生作用。現代藝術作品沒有意義問題，而只有一種應用問題（problème d’usage）。（PS :175-176）

也就是說「機器」這個詞彙早出現在1964年的《普斯特和符號》，但真正將「機器」觀念帶向文明、社會和政治的診斷，類似醫學和治療的臨床經驗（expérience clinique），則和瓜達里（Félix Guattari 1930-1992）在1969年認識有著密切關係。德勒茲自己承認，1969年瓜達里為《差異與重複》和《意義邏輯》所寫的一篇書評：〈機器和結構〉（“machine et structure”），對他影響是很巨大的（見PS :240-248）。瓜達里在這篇書評裡，將這兩本書的「反結構訴求」（anti-structure）做進一步的延伸，主張「一種機器原則掙脫了結構假設，甚至擺脫結構關聯」，作為朝向政治上的實在性（effectivité）。

中期的機器觀念：瓜達里、精神分裂者與馬克思主義

因此，也可以說從「文學的哲學時期」之後，德勒茲將瓜達里的機器關念和自己的機器觀念融在一起，促成了從1972年到1980年之間陸續出版《反俄迪普斯》、《卡夫卡：朝向一種少數文學》和《千高台》等三本重要著作。這個深具戰鬥性的機器觀念，最主要便是指出，藝術以機器和實驗，成為政治的，藝術指涉的是超個體（transindividuel）或社會體（corps social），它不再屬於詮釋範圍；書寫不是自我芬芳（autotélique），也不回到作者個人；藝術就像創造性的活動，將一種製造政治效果的經驗，灌入社會體。

瓜達里不是嚴格意義的哲學家，本身是執業醫師、精神分析專家和馬克思主義社會運動者。在《差異與重複》和《意義邏輯》的書評裡，他認為兩書的反結構訴求，本身便具有朝政治的實用性，含有「機器」的戰鬥力（「一種機器原則掙脫了結構假設，甚至擺脫結構關聯」, PT : 240-248）。換言之，瓜達里以「機器」觀念來形容德勒茲的反結構，基本上是將「反結構」具體地連結上社會生產的主體模型（體制結構）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批判（解放）之間的問題，因而為他們以後的合作埋下伏筆。
對於機器觀念，瓜達里走得比停留在生產體制和人的框架的馬克斯更遠，和傅科有明顯的交集。傅科認為社會機構（dispositif）生產主體，可藉由馬克思主義來擺脫，所以主張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伊德兩者的連結。這個交集便是「慾望機器」（La machine désirante）。

慾望機器起源自拉岡（Jacques Lacan 1901-1981）的「非意識的主體構成之分析」（une analyse de la constitution inconsciente du sujet），內中主張精神病患，指出發病的、範圍的現象，允許照亮主體構成出自社會體制問體；拉岡的看法，基本是將馬克思所認為主體生成出自社會生產體制，拉到更深層次的主體性質的探討。瓜達里就是從拉岡這樣的看法，接受精神病發病原因：不來自神經（官能）症的壓抑，而是出自社會體制；而且更進一步，結合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批判，透過共產主義的實踐，將精神分裂症者和受到社會壓制聯繫起來。換言之，從臨床的疾病分類學之認識論，瓜達里將精神分裂症者和精神病分開來，視前者為敵視資本主義社會型態（俄迪普斯社會型態），而後者則來自社會布置（dispositif social）的限制，因此對社會以隔離方式對待精神分裂症者和精神病相當不以為然。這代表什麼意思呢？這代表著瓜達里的臨床動作是一種激烈的政治動作，因為對精神病照顧體制缺席的批判和對瘋子的社會身分之反省，便是對社會體制的訴訟。

對馬克思思想的延展，說明了瓜達里和傅科（Michel Foucault 1926-1984）之間的相似性：在《瘋狂史》和《臨床的誕生》裡，傅科從理性批判的認識論出發；而瓜達里則是針對既存的精神病院體制之批判的治療實踐。知識份子的行動兼具強烈的革命意味，瓜達里實質繼承了共產黨的路線：不再限於詮釋，而是想轉換現有的結構。這個兼具治療和政治的雙重動機，不只凸顯了精神異化（aliénatin），乃社會異化的尖銳反應，而且更重要的是，瓜達里進一步將精神分裂者對既定秩序的對抗，比喻為前衛藝術家。他的看法是這樣的：前衛藝術家如同精神分裂者，其對抗既定秩序和越界陷入抽象的原因，出自一種非主體、非人稱的慾望機器。這個非私人的「慾望機器」，可以視為「抽象機器」的前身。

德勒茲和瓜達里合作的《反俄迪普斯》、《卡夫卡：朝向一種少數文學》和《千高台》，主要便在於搭蓋「抽象機器」所以超越已知、推動文化轉向，勇於面對抽象投入黑洞，「不在歷史之外，而總是在歷史之前，於每個時刻創立創造點或潛在力量」（MP :177）的理由。

慾望與機器：藝術的叛離行為

從拉岡的「非意識的主體構成之分析」，引出精神分裂症者和精神病發病原因，乃來自慾望受到壓制，德勒茲和瓜達里因而認為慾望是相對於社會的，它不屬於私人的、個人的、個體的。也就是既不能把慾望降級為非意識的再現或精神狀態，也不能將之設想成一種性慾的效力－灌溉社會地層。它有著社會創造實際關聯的物質層面，而屬於創造體（régime de la production）。德勒茲和瓜達里的結論是，慾望決非自發主義，而是一種的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e）。因此應該將慾望看成「慾望機器」：慾望不是命定的，而是透過一種密碼和裂口雙重作用（行動）的機器的、部署的建構。

也由於將慾望直接看成「一種密碼和裂口雙重作用（行動）的機器部署」，德勒茲和瓜達里便將慾望主體看成切斷和密碼化的機器，類似一做創造性的編碼工廠，而非劇場。拋棄戲劇的家庭悲劇之再現形式，慾望展延到社會場域的歷史整個多樣性上：這就是「慾望機器」表現所牽連到的。這種慾望主體的編碼，因面對歷史厚度而失去理性，變成一種圖表的或半-偶然的編碼。慾望主體創造的是對歷史不馴的圖表編碼，已經不是拉岡遵循一種象徵結構之理想性，而是偏離社會要求的理想性，同時贏得反體制的有效性。正如前衛藝術家叛離社會要求的理想性，陷入反藝術的黑洞，作品本身已不能用「藝術」形容一樣，其反-藝術行為卻能做為批判歷史和社會的有效論據。

在德勒茲和瓜達里眼中，機器不屬於私人的、純精神的觀念，也不隸屬於社會體內部，而是作為切斷社會體的異質素，它按自己的時間性，透過切斷作用，啟開社會體制之外的視野。

抽象機器的真實意義－以越界進行文明、歷史和體制之衝撞

《卡夫卡：一種少數文學》無疑是德勒茲和瓜達里將慾望機器提到抽象機器的核心著作。這是以卡夫卡文學為例，將少數文學界定成抽象機器，同時明確地提出前衛文藝的功能主義（fonctionnalisme）—應用：
我們只相信一種卡夫卡的政治，既不是想像的，也不是象徵的。我們只相信一種或多種機器，既不是結構，也不是幻覺。我們只相信一種卡夫卡的實驗（expérimentation），沒有詮釋，也不是意味深長（signifiance），而只是一些（思想）經驗之紀錄（protocoles d’expérience）。（K :14-15）

機器以直接的政治連結和實驗，來取代詮釋，此舉既非想像（虛構）、私人的和個體的，亦非形式的和理想的象徵。也就意味著德勒茲和瓜達里完全排除象徵結構或想像的幻覺之模式，以及攆走精神分析的詮釋和語言學啟示之形式風格及結構模式（美感感受和意義詮釋），這些風靡於1970年代的文藝批評模式。

機器是以其生機、活力和具體，反對結構；機器因而不是意味的和自動調整的，而是歷史的，它向作品的外部開放。它不是理念的，而是實用的（pragmatique），它創造真實的效果。機器不是機械的—與社會體制融為一體，而是行動的或功能主義的，以及由拉岡的密碼化和切斷之屬性所確定。機器，因此可看成一種流量上的行動。機器可譯成切斷密碼的流量，以及切斷俄迪普斯（Oedipe）密碼化的動作：機器促成流量形式，並且任何機器自身等同於流量，也朝向另一種機器。

這樣的機器觀念，在《反俄迪普斯》裡，促成一種具創造力的社會機器（machine sociale），它不關乎主體的政治涵意，而是由一種作品（產品）應用的功能主義，來取代弗洛伊得的精神分析。德勒茲和瓜達里的這種機器觀念，將用在文學上，將文學看成「文學機器」（machine littéraire）。

文學的外在功能和應用原則，取代了文章的內在意義。應該停止把文章歸為作者，歸為一種個人的主題，而是要將文學視為一個機器，一種和其他符號體、和權力體制、和社會狀態、和力量姿勢相關的物質部署。書的這種新身份，就像「機器部署」（agencement machinal）（MP :10）。這便是為什麼，德勒茲和瓜達里拒絕將文學封閉在「文學的自治性或自我芬芳」（autotélie ou autonomie de la littérature）上的理由。這就是說，不僅文學的論述應連結到社會、歷史和文明等外在場域，而且也應文學語言看成「生活的過渡」（le passage de la vie dans le langage）（CC :16）。

藝術身分作為「力量捕獲」的身分（既非美感，也非狹義的藝術，而是沒有邊線的人類學藝術）
在《卡夫卡：一種少數文學》裡所勾勒的抽象機器身分，是透過卡夫卡文學的外在的功能界定的。這種機器功能既不是簡化，也不是作者或觀者個人的幻覺想像，更不是假設作品有一種和集體疊合的象徵密碼。在連結他域的實驗論述中，德勒茲和瓜達里也嚴格堅持保留「所說過的和所想過的」（ce qui est dit et ce qui est pensé），這是彰顯過程和以過程作為表現自身作法。此作法類似傅科的《知識考古學》的觀點：藝術作品的真正功能，按起作用的樣態，會創造出一種殊異的機器。文學作為抽象機器，提供聞所未聞的、不可見的、不是編索引的力量，做為對抗資本主義社會體制。尤其這種批判功能，將文學接觸的臨床感性，提到（社會行動）真實力量的價值上，從而以將藝術身分推到「力量捕獲」（capture de forces）的身分上。

所以，我們也可以用「捕獲」（capture）來界定德勒茲和瓜達里兩人所部署的文體功能：語言機器（machine du langage）。「捕獲」出自普斯特對同性戀的分析，接近蜂鳥和蘭花的模擬共生，「捕獲」在生機和活力層面上，傳達一種沒有血統的複製，允許藝術和生活之間流變的一種雙向理論，但並非模仿或再現。這種捕獲理論，同時等同於德勒茲和瓜達里之間的雙向共生，也將文學及其外部論述之效果，界定為生活之過渡。「捕獲」創立了既非模倣亦非相似的鄰居效果（effet de voisinage），尤其引爆兩個系列異質（MP :17），相互去領土化和相互再領土化所帶來非模彷的流變性。

流變不是要達到形式（同一化、模仿、模擬），而是找到一種鄰居、不可分辨性或不可區分性區域，就像無法區分一位女人、一隻動物或一個分子（une molécule）〔...〕。我們可以和任何什麼建立一種鄰居區域，只要能創造文學途徑什麼方式都行〔...〕。（CC :11）

文學因此是創造各種途徑，開墾力量的場域，這種多角度探索使得文學藝術擁有一種臨床角色，這是德勒茲在前期的文學論述著作裡已經提到的。例如普斯特的同性戀題材，薩雪-瑪左許（Leopold von Sacher-Masoch 1836-1895）的性虐待狂（sadisme），科羅索烏斯基（Pierre Klossowski 1905-2001）的生理本能的反常（pervers）等等，所建立的文學性質，都朝向類似醫學和徵候學的診斷。臨床邊緣性效果，屬於少數狀態，讓文學成為一種邊緣的探勘。關於臨床的藝術家（Proust、Sacher-Masoch）、精神分類症（詩人Artaud）、動物探勘者（卡夫卡），德勒茲通過一些主體化的心理學樣態－性的正常和不正常、精神分析的主體問題，一些補獲社會因素的非個人的（非人稱的）樣態－阿爾托（Antonin Artaud 1896-1948）和資本主義、卡夫卡和官僚。在文學捕獲這些臨床力量，以及啟動其批判功能的情況下，文學是實驗的。批判臨床和非人稱的流變等三個特點，因此也必然是孤獨的（心理上離群索居的）。德勒茲和瓜達里認為，便是這些藝術家投入的文學機器，因此文學直接就是政治的。

小結

可以發現，德勒茲的抽象機器應用在培根繪畫之前，機器觀念有兩個關鍵性的過程：一個是「文學的哲學時期」（1964年到1972年），德勒茲以機器形容現代藝術的反邏各斯；一個則是和瓜達里合作書寫時期（1972年到1980年），機器深度地連結在拉岡理論和馬克思主義上，這個鋪陳在《卡夫卡：一種少數文學》的抽象機器論，便以人類學的理論型態體現在《千高台》上。不過，德勒茲的抽象機器觀並沒有停止在《千高台》上，接著的《培根：感覺邏輯》、《電影I,II》和《皺褶：萊普尼茲和巴洛克》更將抽象機器帶到影像（繪畫和電影）外觀論，以及重新回到歷史裡搜尋巴洛克危機的抽象機器。因此可以這麼說，德勒茲前面兩個時期的機器論乃是奠基，而後期的影像外觀論和重回歷史尋找抽象機器，才是德勒茲藝術哲學的真正實踐。

略語
CC : Critique et clinique
K : Kafka. Pour une littérature mineure
MP : Mille Plateaux :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2
PS : Proust et les signes
PT : Psychanalyse et Transversalité

引用書目
Deleuze, Gilles. Guattari, Felix. Mille Plateaux :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2, Paris :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2001.
Deleuze, Gilles. Guattari, Felix. Kafka. Pour une littérature mineure, Paris :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75.
Deleuze, Gilles. Proust et les signes, Paris : P.U.F., 1964-éd. Augmentée, 1970.
Deleuze, Gilles. Critique et clinique, Paris :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93.
Félix Guattari, “Machine et structure”, in Psychanalyse et Transversalité, Paris :Editions Masperop, 240-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