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皓明《荷爾德林後期詩歌》，平裝三卷。第一卷“文本”，是荷爾德林晚期的重要詩歌與劉君的漢譯。後兩卷“評註”，乃前者的詳釋，內容除異文校勘，詞語訓詁外，又從文學、哲學、神學等角度，提挈綱領，疏浚脈絡。原其體例，似仿佛仇兆鰲《杜詩詳註》而豐富又過之。

　　我於德國文學無所知，對《後期詩歌》涉及的廣博的西方傳統，亦僅知皮毛。但書的譯者或作者，與我相知約三十年，他譯述的苦心，自忖還了解。又這書撰寫以來，逢有進展，作者都寄我先讀。遇有不解，亦幸蒙作者垂示大意。故譯文、評註的高下，或不能置一辭，對書的“作意”，似當有讀者所未知者。這些事情，或又可比照今沸反盈天的“中華民族崛起”的宏願。故不避“後臺裏喝彩”之譏，肆筆一談。

　　荷爾德林生活於18、19世紀之間。那時尚無“德國”。所謂“德意誌”者，是若幹小邦所在的一落後地區的總名。旁有法、英兩個強鄰，這些同文、同種的小邦，就有立國之誌，並有稱雄之心。但立一國，比不得立一公司，可拿“吃好的”為招誘，“掙票子”相紐結。立國的民族，對世界，對歷史，須有一深深的使命感。當時德意誌知識分子們，是最早、亦最清晰地感到這一使命的，如施萊格爾兄弟、黑格爾、荷爾德林等。後者的詩歌，又有力、雄辯地表達了這感受。劉君“後期詩歌”中的荷爾德林，就是這樣一個荷爾德林，——一位德意誌精神的“公劉”，“世界的靈”與德意誌契約的領受者，與公布者。這與我們過去了解的那風雅的詩人，花邊裏的騷客，或“詩意棲居”的小資生活的首倡者，可謂名同而實異。

　　荷爾德林對德意誌使命的感受，乃是“神聖”的一路。他深感世界的靈（Weltgeist，或荷爾德林稱的時間之主），就要降臨日耳曼了。所謂“世界的靈”，或近於我們所稱的“天命”，唯偏於文化，而非政權。又這靈是在時間裏展開的，那結果便是“歷史”。因此這歷史，實非我們平素說的，乃人類以往經驗的總和。它是靈的歷史，正統論的歷史；凡不在正統的民族，都不配有“歷史”的名字。又這靈初展現的地方，是巴勒斯坦，而後是希臘；中經羅馬後（似羅馬屬於希臘的“閏統”），又飛越阿爾卑斯山，正奔德意誌而來。又天命的每一次降臨，都實現為一果子：希伯來宗教（包括此後的基督教），希臘的文明。後之而起的民族，須在前二者的基礎上，去領天命，方可成為正統的一環節。故所謂領天命，乃是以德意誌民族的精神，去繼承、改造、提升兩個傳統。這便是德意誌的天命之所在，亦其對歷史、對文明的使命之所在。

　上文的讀法，是簡單、粗略的，或不免庸俗。荷爾德林的詩，則玄奧、精微、充滿了細節。故讀者可徑讀書裏的詩，或參考劉君的《導言》。這《導言》博征典實，反覆沈潛，務求詩人之旨歸而後可。至於說我本人讀後有什麽體會，則頗以為詩人感受的天命，似是中性、無族屬的；只有被領受、被實現為一種精神的形態後，方變得有族屬。由於前者，自任天命的德意誌族，就大氣、開闊，不自外於偉大的異族之傳統。蓋自外於此，就是自外於天命的譜系，自外於歷史之正統。但由於後者，它也有了一切自任天命者的壞處：即難免文化的霸權。蓋霸權之所生，乃出於堅定的信仰：我對，你錯。或抽象一些：我得了世界的靈；或玄奧一點：我得天命了。至於經濟之強盛，恐與這霸權一樣，都只是這信仰的果而已。單憑政治的狡獪，商業的精明，或文化的自大，恐不足致兩者。

　　“日爾曼人走出森林雖然還不很久，學術文藝卻已經很可觀”。這是荷爾德林一代人過去一百年後，魯迅稱揚德國的話。魯迅是有幸的。德國稍後的浩劫，他未及見，故能說得樂觀、肯定。唯荷氏一代人感受的天命，或使命，又何功於“可觀”，何咎於“浩劫”呢？我雖說不上來，但翻遍歷史的往例，一民族崛起而不以“使命感”為先導、不以文化的霸權為後果者，我實在找不出來。只是有“開明”“不開明”的區別，這“崛起”有久暫，霸權有寬猛而已。執以論我們今稱的“崛起”或“復興”，我未知是“使命感”在弦，不得不發，還是“知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的練牙口；亦未知我們是否有足夠的開明，能使這不久後的崛起，可免於我們今討厭的霸權，——甚至德國式的浩劫。這些問題，或是劉君願我們去想的。比如在“答白謙慎問”（《上海書評》）裏，他這樣說道：

　　（引入荷爾德林的）意義，不在於為我們變換了各種頭面的風花雪夜甚至殘山剩水的趣味，提供給人以安慰的印證，而在於展示一個民族最有前瞻的先知，如何在傳統、理性主義的啟蒙、新神話或者說意識形態、建國和全球霸權等各種迫切的要求中，為其民族定位和定向；不在於為泛濫的個人存在感觸的抒發提供新的共鳴，而在於示範世界上一個主要文明在精神層面如何為其民族構建歷史和規劃未來，如何在精神層面為自己建立包含了奠基、受命、磨難、輝煌、維新和復興等諸階段的意識形態。

　　這話我不盡懂，但我想必有該懂的人。

　　前文的介紹，若使人覺得這書的動機，乃是以學術為糖衣、以意識形態為炮彈，那我向讀者道歉，也向我的老友道歉。蓋作者雖有現實的關懷，但寫作的目的，亦仍在學術；——盡管這學術，不甚同於平素我們所知的西方研究：對一部洋書，它使了對待自家經典的所有手段，如版本考訂，異文校勘，詞語訓詁，脈絡疏浚等（此亦前文稱的“仿佛仇兆鰲《杜詩詳註》”的意思），讓人覺得它設想的讀者，並非中國人，而是洋人。但這個路數，在國人或稀罕，在洋人卻常有的：這原是19世紀以來西方漢學的老策略。如老的伯希和、孔好古，新的康達維（《昭明文選》譯者）、倪豪士（《史記》譯者）等，對我們家裏的事，就操心得很細，殊未見“中為洋用”之心。六朝、隋唐人對待別家的佛經，似也是這態度。這一方面，固是學術“入流”的要求。但另一方面，倘我們深挖這現象的根下，亦未嘗不能發現“文化霸權的塊莖”。因“帝國主義”所以稱“主義”，或“文化的霸權”所以稱“霸權”，就在於把別人的國家，當自己文明的轄土；別家的事情，都是自己“邊疆”或“鄉下”的事情。國人讀劉君的書，倘驚怪於其方法，或不以這方法為西學研究的正道，則只能說我們今盼想的崛起，或復興，似還遙遠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