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丹納藝術哲學的基本特色

一提到丹納的美學思想，馬上就會想到以下這三合一著這個概念：種族、環境和時代。而這三個重要概念最早的提出卻是在他的《英國文學史．序言》（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 1863）中，而在《藝術哲學》中開展擴大論述，確認藝術創作受到各民族所處的不同環境和時代的影響，因而產生不同表現的藝術風格。如果我們把一個藝術品的形成相當於一棵植物的成長，首先這棵植物的種子相當於「種族」，它所處的土地之良窳優劣相當於「環境」，它所遭受的陰陽寒暑相當於「時代」。作品的產生受種族、環境和時代同時的影響，猶如植物的成長受種子、土壤和氣候影響一樣。

丹納所謂的「種族」首先指與生具有的遺傳傾向通過世代相傳或為種族的特性，它不只是指人種，更是指民族，例如北方的日耳曼人和南方的拉丁人，而且更指他們之間的差異特質，很接近我們今天所說的「民族性」。這種差異的民族性往往是從這些民族所處的環境養成和塑造出來的，因此也與環境有關。例如，英吉利人（日耳曼族）嚮往幽靜和大海，欲望強烈，性情奔放，熱愛自由，有熱情的想像力。而法蘭西人（拉丁族）輕狂浮蕩、灑脫好奇、需要歡笑。然而，種族和民族在丹納的看法裡仍有區別，種族是受自然界所制約的產物，如身心的天生的遺傳，可以指身體的氣質與結構和天生稟賦等，而民族是由環境和歷史而改變的，包括塑造他們的生存的土地和氣候。環境是靜態的，歷史是動態的，但種族和民族兩者實則很難截然分開的，同樣的種族可以分化出不同的民族，而不同的民族也有相同種族的因子在發揮作用。種族和民族可以說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譬如說，德國、英國和荷蘭同是日耳曼種族，可是卻是由於處在不同環境和歷史的發展下卻形成不同的民族和民族性，因此產生不同的文化特質，包括彼此之間的哲學和藝術都有很大的差異性。

「環境」（environs）一詞的本意是指「動物的棲息地」，當然這裡主要是指人的棲息地，這個用法很接近希臘文ěthos一詞的根本含義，希臘文的這個含義不只是人的生活空間，也指動物的生活空間。我們知道ěthos一詞後來指生活的習慣，甚至是人的風俗習慣，進而由風俗習慣形成的民族性格。在丹納之前，斯達愛爾夫人（Madame de Staël, Germaine de Staël, 1766-1817）在1799年的《論文學》（De la littérature, 1799）一書中已經提到南北地理的差異對文學創作的影響，斯達愛爾夫人談到南方希臘和拉丁民族與北方日耳曼民族的民族性格之差異與社群關係 ，南方文學表現在優美的與愉悅的快感上，北方則具有陰鬱的和沉思的崇高感。這種文學氣質和性格的不同表現，主要是地理和氣候的差異造成的，這種差異造成不同的民族性格及其所要表現的文學。南方溫和的氣候、清新的空氣、茂密森林和清澈的溪流，這種環境使得人與大自然合為一體，人民熱愛生活，心中充滿美的形象，這有利於創造出具輕快和美的外觀的文學特質。而北方日耳曼民族所處的環境卻非常惡劣，土地貧瘠、氣候酷寒，天空總充滿著陰鬱與低沉，因此民族性偏向沉思和遐想，較容易發展出神祕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文學特質。斯達愛爾夫人以法國作為南方文學為代表，德國作為北方文學為代表，表現在法國文學是具有清新明快的歡愉，而德國文學則是具有晦澀艱深的嚴肅。斯達愛爾夫人是西方第一位有系統把文學創作的特質與環境和社會制度聯繫起來論述的學者。

丹納很明顯受斯達愛爾夫人的影響，他所謂的「環境」是指種族生存於其中的環境，是藝術創作的外在條件，除了自然環境的地理、土壤和氣候外，也包含社會環境的政治、人文、風俗習慣等。由於地理環境的不同可以形成不同民族的民族性，譬如說，日耳曼人居處於高緯度的嚴寒潮濕地區，養成堅忍不拔、喜歡戰鬥卻又好沉思的極端性格之特徵。而拉丁人則生存於較低緯度的溫和明亮地區，嚮往人際交通，商業和社會特別發達，形成重感情、重物質享受的民族特徵。這些不同的社會環境都對不同民族藝術創作的風格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丹納認為藝術作品的內容是由一個民族的民族精神和環境習俗所決定和受其制約的，從這個角度看，丹納是個決定論者。這種決定論不單單認為藝術創作被氣候、土地等這種自然環境影響，也受風俗、社會和政治條件影響。丹納可以算是文學社會這一門學問的先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