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攝影的有葉茨（Steve Yeats）的《空間詩學》（Poetics of Space, 1995）和佩特森（Christian A. Peterson）的《視覺詩學》（The Poetics of Vision, 1997）。付璐士（Phyllis Frus）研究新聞敘事藝術的專著（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Journalistic Narrative, 1994）標題中有「新聞敘事詩學」，斯塔利布拉斯（Peter Stallybrass）研究犯罪的專著（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Transgression, 1986）標題中有「犯罪詩學」，溫德（Jonathan Wender）研究維持治安的專著（Policing and the Poetics of Everyday Life, 2008）標題中有「日常生活詩學」。更廣義的「詩學」包括研究具體語言（如古英語、梵文等）的詩學、日記詩學、甚至翻譯詩學。

還有日常詩學、財產詩學、花園詩學、肌肉詩學、香料詩學、行為詩學、主權詩學、抵抗詩學、寬恕詩學、罪惡詩學等千奇百怪的代替「理論」或「研究」的詩學。就文學理論而言，有些詩學是普通文學理論，有些是具體文學體裁的理論，有些是批評理論和藝術理論。在關註文學的本質、美學價值及形式結構特征的背景下，20 世紀的文學理論越來越多地與文學閱讀活動中的意識形態問題相關聯，吸收了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心理分析、女性主義等流派的思想，堪稱百花齊放，
形成了多元的理論，因此詩學也呈多元和多面性。

2. 認知詩學的多面性

詩學作為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有不同的派別、視角和方法。「認知」只是一個視角，恰如認知符號學之於符號學，認知文體學之於文體學，認知語言學之於語言學，認知敘事學之於敘事學。在認知範式下，也有許多不同的認知主義（cognitivism）派別，各式各類認知視角的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理論都可以稱作「認知詩學」。楚爾（Tsur, 2008）在《走向認知詩學理論》第二版序言中寫道，自第一版以來許多學者采用了「Cognitive Poetics」這一術語，但與其他學者的用意大不相同。他使用的大寫，顯然與小寫的「cognitive poetics」含義不同。

認知轉向前的新詩學與文學理論有密切的關係，是研究文學的一種途徑和方法。與闡釋學不同的是，詩學的重點不在文本的意義，而在於文本里的不同要素結合起來對讀者產生一定影響的方式（Culler, 1975）。在喬姆斯基的生成語法理論影響下產生的「生成詩學」（Bierwisch, 1970; Culler, 1975）旨在把理想讀者解釋文學文本所需要的整套規約的知識明晰化。托多羅夫在《詩學導論》（Todorov, 1981）中區分了兩種態度。其中一個是把文學文本當做「知識的充足對象」（a sufficient object of knowledge），另一個是把每個單篇文本當做「展示著一個抽象結構的樣例」。他指出，這兩種態度並非水火不容，而且有必要的互補作用，取決於我們強調什麽。如果不把眼光放在作品（不論是文學的還是非文學的）以外，僅以作品本身為目的，就不可能闡釋它。只要有讀者，閱讀就不是內在的活動了。

他指出，詩學的研究對象不是文學作品本身，而是對具體語篇（如文學話語）的特質進行研究。每一部作品都體現了一個抽象和普遍的結構，而且是諸多可能的結構之一。因此，這門科學不再關註實際（actual）文學，而是關註帶有抽象特征的可能（possible）文學，因為這種抽象特征構成了文學現象的特質，即文學性。

他接著指出，這種詩學的目標不是把具體的作品用一段話描寫出來，而是對文學語篇的結構和功能提出一套理論。這套理論囊括了一系列文學可能性，而現有的文學作品只是其中一些實例而已。

在認知轉向以前，許多文學批評家註重文學文本的效果，卻沒法把這些效果與文學文本的結構聯系起來。結構主義批評家在文學文本的結構描寫上取得了突破，但沒法說清這些文本有什麽人文意義，也沒法說明如何解釋人所感知到的效果。始於 20 世紀 70 年代的認知詩學不但為解釋這些問題提供了基礎，而且能說明到底哪些能被人感知到的效果與文本里的相應結構有關係。楚爾（Tsur, 2008）在修訂版中收錄了一些認知語言學家對同一問題使用不同方法進行的研究和分析，也對自己當初的一些見解進行了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