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詩學醞釀於20世紀70年代，21世紀以來發展日益迅猛。彼得·斯托克維爾在《認知詩學導論》中說：隨著認知語言學、認知心理學和文學批評等認知研究的迅猛發展，認知詩學也獲得了新的理論動力，「正在走向快樂自信的黎明」。在中國，文學的認知研究最初隨著認知語言學的興起而引起學界關注，近年來也引發了許多文學研究者的興趣。

堅守比較立場 依托認知理論

針對國外認知詩學研究發展迅猛、拓展過快但不夠精細周密的狀況，中國學者一直在思考認知詩學理論和方法論體系的優化、系統化和本土化問題。筆者提出「比較認知詩學」構想，希望以此作為認知詩學本土化建構的一條重要路徑。不過，我們主張的比較認知詩學並不僅僅是比較文學的「認知延伸」，或認知詩學與比較文學的簡單相加，而是基於對「認知」和「比較」的認識，而提出的一種新的研究思路。因此，「認知」與「比較」的關系也就成為比較認知詩學的邏輯前提。

首先，文學活動——它的創作和接受等，都是人類比較高級的認知活動。有一種觀點是，「自從亞里士多德以降，詩學就一直是認知的」（《認知詩學的前歷史：新古典主義與小說》）。這從一個側面說明，「認知」作為一種「問題」或「課題」是文學中古已有之的現象，所以瓦雷拉說認知科學有「一個長的過去，但只有一個相對短的歷史」（《具身心智：認知科學和人類經驗》）。「長的過去」指的是「認知的課題和問題表述」久已存在，比如《周易》說「聖人立象以盡意」，實則涉及心智問題，也與現代認知語言學中的重要概念「象似性」（iconicity）有關；「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實際上就是現在所說的具身認知方式。但是，無論是古希臘智者還是中國古代先賢，他們談到的都是有關「認知的話題」，卻不是「認知的研究」。真正意義上的認知詩學研究，應該是基於現代認知科學的理論與研究方法。

其次，「比較」是一種基本的認知策略。人類總是試圖運用最少的認知努力和最少的認知資源以獲取最大的認知收益，從而保證自己的生存和發展，求得盡可能理想的生存和發展條件，這就需要比較已有的經驗、知識和技術。就學術而言，任何研究和創新都隱含著比較。在文學研究中，研究者多數情況下並沒有刻意進行比較或對比，但實際上總是把比較作為研究的前提，因為要避免重復他人的觀點和結論，就需在設計研究計劃和方案時，努力了解他人已取得的成果，這就隱含了比較和對比。

再次，認知研究蘊含比較的前提。認知科學要探討心智的奧秘，是因為現有的人類知識與心智奧秘相比，其間還存在許多差距，而「差距」是通過比較才為我們所感知的。因此，認知研究一個突出的方法論特征就是比較和對比。文學的認知屬性和認知研究在方法論上的「比較」特性，是比較認知詩學的邏輯前提。它的理論假設是認知科學中的普遍共識：認知的普遍性和文化的特殊性，即人類具有共同的認知裝置，但不同地域、族群和歷史語境中的文化具有特殊性。

基於上述理論前提，我們認為，比較認知詩學的基本含義是：基於認知科學的文學對比分析和研究，即運用認知科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比較文學（比較詩學）所關涉的問題，同時，也運用比較的視野和方法進行認知詩學研究包括研究認知詩學本身。在方法論層面，比較認知詩學將「比較」作為一種視域和立場，也作為一種路徑與方法；同時，將「認知」作為理論基礎和闡釋框架，也作為主要研究目的或對象。(2020-08-31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