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第三存留与人的技术命运》

什么是第三存留？

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说，第三存留（tertiary retention，又译第三滞留）是他最重要的概念，是他对哲学史的贡献。他想以这一概念被后人记住。

第三存留，发展自胡塞尔现象学的概念：

第一存留（primary retention，又译第一滞留）是康德说的知觉和感性，是胡塞尔的意识在“活的现时”（living present，又译活生生的现在）中的体验和预存。

第二存留（secondary retention，又译第二滞留）是想象和记忆[1]，像普鲁斯特吃过的玛德琳蛋糕那样或近或远的再回忆（sekundäre Erinnerung，又译次生回忆、第二性回忆），是与他人和共同体分享的感知内容。

比如，听音乐、听自己唱歌，在我身上造成第一存留；

听后回忆音乐，就是第二存留，也成了对听到的第一存留的筛选。

而第三存留是物质材料的存留、物质化的时间、记忆外化的技术假肢（prothese），作为过去，存留当前。

第三存留包括“客观性”记忆的所有形式：文字、雕像、画、照片、唱片、胶片，一切证实某个过去时刻的实物。

有了唱片，完全重复、永久保留同一个时间对象——比如演奏的音乐，才有可能。

柏格森在《物质与记忆》（Matter and memory）中说，过去和未来都作为材料（matter），与当前并存、重叠。这是对第三存留理论的重要支撑。

可惜，胡塞尔是个书写狂人，生活在自己另辟的世界里，直到 1905 年写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的讲座讲义（见《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A 编）都没听过唱片，一生没去过电影院。

于是，当代技术决定了第一存留与第二存留的关连：

靠第三存留才回忆、想象到过去——找回第二存留；

而后边听边哼，与自己玩卡拉 OK、翻唱，让自己唱得更好——就到达了第一存留，同时生产第一预存（primary protention，又译第一前摄）；

之后听唱片前，就有了第二预存（secondary protention，又译第一前摄）。

小的第三存留，比如榔头，从使用中能回忆起前人的手工经验；

大的第三存留，比如美术馆，保存着做艺术的技术记忆；

还有老房子那样的文化遗产，其使用价值和我们“住”——使用老房子的能力，已被当代技术架空；

全球变暖、被我们污染的生物圈（biosphere）也是第三存留，成了人类命运的限定条件。

第三存留的药性

弗洛伊德借美国生物学家伍德拉夫的实验说：

同一种微生物如果挤居在它们自己的营养液中必定死亡，但在其他远族生物排泄的废物达到过饱和状态的溶剂中，却繁茂兴旺。

因此，一条纤毛虫如果独处，就会由于不能彻底排清自己新陈代谢的废物而自然死亡。

（这种缺陷或许同样是一切较高级动物死亡的最终原因）

（For in a solution over-saturated with waste products of a distantly related species the very same animalculae throve excellently which when allowed to accumulate in their own nutrient fluid inevitably perished. Thus, left to itself, the infusorium dies a natural death from the imperfect disposal of its own metabolic products: perhaps all higher animals die ultimately from the same inability）[2]

人也会被自己的代谢物毒死，死于自己的第三存留。

世界，是体内化生命（endosomatic life）的集体排泄物的总体堆积，尤其是人类生命的体内化（endosomatisation）、体外化（exosomatisation）的残渣的堆积，

而且信息时代，还有后真相的残渣（filth [法语 immondices] of post truth）的堆积。[3]

第三存留是药罐（pharmakon），既是解药，又分分钟对我们有毒。

巴托克以为听唱片应该看谱，但后来发现录的罗马尼亚民间音乐用留声机慢速听，比听现场更有感觉。

听了唱片，音乐能力被破坏了，但跟着唱片哼出了自己的调，还唱得比原唱还好，才治好了自己，这就是两次塑造时代的折叠（doubly epokhal redoubling，又译双重悬置再折叠、双重时代之间的悬置）——

每一时代，成为歌唱家的路都不同，但总有两个时代在人身上交替。

电影发明时，也是破坏了看画和雕塑的感性，才有了新的感性。

而在数码时代，云平台的数据工业将我们逼进新的悲剧，补上那一步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用微信录、播，也很方便，但须提防语音被录下作为证据。

这正是各时代的文化次次不同的悲剧性：

每一时代的新技术必然引起身体排斥、审美苦难；

没有特别的办法回避，也不应回避，只得集体地、悲剧性地——像对自己下药那样，硬着头皮穿过、吞下；

像器官移植，吃药才能冲消免疫排斥反应、自我疗愈，在错失（default）中重寻方向，一次次分枝。

硬住老房子，会中毒。

而心理学家温尼考特（Winnicott）在《游戏与现实》指出，儿童却有办法：

将老房子当过渡物（transitional object，温尼考特语），放到内心现实和外在现实之外的第三空间，也就是母子之间的潜在空间（potential space）戏玩，不断定义之。

挺住其第一拨毒性，由毒变成疗，才能从中分枝（bifurcate）出个人命运。

即使我们在新的技术场境（techinical milieu）重新学会了住，我们的住也将与过去不同。

阿多尔诺代表的批判理论，基于康德对先验想象的分析，与康德主义者阿伦特一样，将技术看作对人的威胁，或者说，确认技术带来了文化、文明的消极后果——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中也对此哀叹：

其中二战后的文化工业这样的第三存留——电台、唱片、影视剧、工业制造的玩具等，捕捉感知和想象，控制驱力（drive）、审美活动，来引人消费；

社交媒体是捕捉大数据、诱导我们成为更好的消费者的装置；

而手机更是集合了一切媒体体裁的云计算平台的抽屉，无人幸免于它甜蜜抓人的界面。

批判理论有时认为第三存留总体有毒，如马尔库塞；

有时又认为有的第三存留好，有的不好，如阿多尔诺武断地分别——勋伯格进步，斯特拉文斯基就太工业化、主动自我异化，而很多人也是要捍卫黑胶唱片，而不要捍卫 VCD、DVD、MP3；

我们一般也认为，两年前造的水泥屋不值得保留，一百年前造的老房子才值得保护。

这都走进了形而上学的套路。

于是，批判理论要求，必须批判、用先锋艺术或进步文化替换，才能克服异化，走向新的社会实践。

这假设了之前的时代无技术毒性，而我们还可以找到无毒性的时代。

为此，哈贝马斯还认为必须启蒙到底、完成那一未完成的启蒙计划，像勋伯格那样拿出艺术家的精神，才能找到真正的艺术道路，写真正的诗。

斯蒂格勒反驳，这是没认清第三存留的性质。

打从人类用树枝在沙地划一道道线，任何“书写”或记录技术都会带来毒性；

而且，人对新技术的毒性稍加适应后，并不停留在好容易达到的“健康”状态，总是第一时间又急着中新技术的毒，拦也拦不住。

因为，作为技术式生命（technical being），人是技术；

将自己托付给最新的技术支架，人才又是人。

要进化，就必须体外化。

新到手的手机，是新人，用户小跑几步，才能跟上；

但用了一会儿，就发现按键跟不上手指，要去 AppStore 升级。

我们温热的手冒险去握冰冷的手机，来连接过去的踪迹，

但如果手机没人使用、升级，就是触手可及的死，就像里尔克的《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中，俄耳甫斯入冥界去救心上人欧律狄刻：

任凭世界转变

迅如云影变幻

一切完成之物

归根回到太古；

...

唯有大地上的歌声

在欢庆，在颂扬。

“太古”，就是大数据这一精神的死物质层（noetic necromass）。

“大地上的歌声”，就是每一现代人重新找到本地。

必须像俄耳甫斯唱歌唤回心上人，从死中挽回一点生。

哪怕与阿多尔诺的批判理论决裂，在今天的知识生产场域仍须选择：

因循文化研究的老路、找新版的批判理论，

还是拔高批判理论，直面最新的技术，在新的体外化中做出超批判（hypercritique），比如将大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整体拖入数码研究?

选建立在数码研究上的批判理论，就要如新技术那样天天升级。

地狱里也有春天

2004 年巴西的学术会议，是德里达的最后一次学术会议。

斯蒂格勒说，在讨论环节，德里达和他扛上了，为了踪迹（trace）这个说法。

德里达认为踪迹带一点“人”，斯蒂格勒认为不带“人”。

德里达大为光火，大概认为斯蒂格勒解构得入魔了。

所以，斯蒂格勒的第三存留与德里达的踪迹间有道鸿沟。

当前，生物圈正在变成技术圈（technosphere），控制论式地（cybernectically）左右人的体外化。

人从中冒出，也消失其中，每一次都重生。

斯蒂格勒认为，人出生时继承的技术-体外化圈（exosphere）——也就是土层（humus，即腐殖质）这个摊子，必须通过梦、过渡物，从过渡区（transitional space，温尼考特语）分枝（bifurcate），过渡到新“我”；

分枝前后的两个“我”，隔着深渊。

我们是土人，从土里来，回土里去。

最近，拉图尔写道：

我们有点回不去土层，想降临地球，但被地球踢出，全球变暖了，我们脚下的地球成了盖娅（Gaia）。

思辨实在论也在说远古性、广大的户外。

而斯蒂格勒说，拉图尔不懂土层的药性（pharmacological），户外不可能不是过渡区。

地球上的 80 多亿部手机这个第三存留，是我们的地狱；

必须用梦萦绕（haunt）它们，来这地狱找在春天发的芽，从中延异（différance，即推迟 defer 和分延 differ）、分枝。

延异有个环节——两次塑造时代的折叠：

我们用新技术成了疯狂而野蛮的恶魔、罪犯，在某个临界点，突然像反向摆动的钟摆，从毒进入药和疗。

如是，一个酗酒者才能醒过来。我们在云计算平台的命运也如此。

我们与第三存留的控制论关系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及其种种机构，包括大学，也是第三存留，必须从中分枝，找到自己的批判理论、开始自己的批判行动。

就连此刻也是处在第三存留，来讨论第三存留的好坏和去留。这也应该是思想和哲学的状态，很科幻。

数码研究逼我们考虑今天的研究、写作和思想的技术状况，而以前时代照样有这一状况。

斯蒂格勒说，1781 年至 1787 年康德分别写《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版和第二版时的技术困境，示范了用第三存留作为训练场，帮他和读者拔高研究、写作和思想水平：

他当时意识到，写像摇滚明星录专辑，能转而细听自己的思想，再邀读者听他的思想过程，以便读者像唱卡拉 OK 那样自己思想。

必须将既有的批判理论当第三存留，训练、升级出自己需要的批判理论、超批判，不是从巴黎引进现有理论当原则。

这就涉及研究、写作和思想如何利用控制论，将写的第三存留拖回第二存留、第一存留，重新进入第一预存。

上课时，讲众的活生生思考是第一存留，

师生论争共同体的表演使文本知识有待升级，这生产出来的待定的东西就是第二存留，

而文本的知识是第三存留。

上课不是为了贯彻实义（constative），而是生产使动性（performative）知识。

在云计算平台，控制论是“今天的绝对精神”[4]——最算数的算法。

在许煜看来，对控制论的两种态度，将我们引向对技术的两种态度：

海德格尔文化地看技术，西蒙东技术地看技术。

利奥塔将感性带入技术使用。[5]

而胡塞尔的第二存留夸大活的现时、以它为意识中心，使我们看不到第三存留对第二存留、第一存留——也就是意识——的支撑。

海德格尔则在《存在与时间》（第 73、75 节）将此在（dasein）面对的世界历史性（Weltgeschechtlichkeit）当作此在（个人）必须面对的自己的“事实性”、此在的地基；

而个人认识不到，这正是交托给此在的过去和未来的坐落。

但斯蒂格勒批判了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海德格尔对世界历史性的描述很形而上学、很被动。[6]

在斯蒂格勒看来，这就是个人出生时遭遇的全部第三存留和土层。他号召利用与技术第三存留的控制论关系。

继承文化遗产，还是增补的历史？

第三存留也是集体学习的领地（collective learning territory）。

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斯蒂格勒相信：

从分子生物学看，有性别的生物（注：包括人与动物）是由后生成的体细胞记忆和遗传的生殖细胞记忆确定的，而原则上这两者互不相通。

（...depuis le biologie moleculaire, le vivant sexue est definie par la memoire somatique de l'epigenetique et la memoire geminale du genetique, lesquelles, par principe , ne communiquent pas entre elles...

）[7]

也就是说，记忆不会隔代通过身体遗传——源头总是对我们回退和隐身；

智力也不会通过基因遗传。

但斯蒂格勒强调，人会用假肢或者说技术器官（technical organs）这样的第三存留，破译过去、发明未来。

在这一点上，人与动物分了道：

生命法则是：由于体细胞和生殖细胞互不通，一只动物后生成的经验，在它死亡时对这个物种来说便丢失了；

然而在以生命以外的方式延续的生命中，生者的经验记录在工具（物体）中，变得可以传达和积累：这就使得遗产成为可能。

（...l'experience epigenetique d'un animal est perdue pour l'espece lorsqu'il meurt, tandis que dans la vie qui se poursuit par d'autres moyens que la vie, l'experience du vivant, inscrite dans l'outillage [dans l'objet], devient transmissible et accumulable: c'est ainsi que se constitue la possibilite d'un heritage）[8]

文化遗产是第三存留，是人认识过去、未来的假肢。

但文化工业生产了那么多第三存留，会移置和错置人类的过去和未来，不光如抗日剧那样扭曲历史，而且大数据还会侵蚀、覆盖、吞没文化遗产。

第三存留对于个人则是未加经验的对象。

个人意识在当前必须吸纳它，才能接通过去，跃向未来。

用海德格尔的黑话说：此在（个人）必须在这一堆没有经历的过去中找到未来（l'avenir du non-vecu passe）——也就是怀特海的思辨宇宙论说的从中分枝，找到自己的死。

这堆第三存留里的过去，我虽未经历，却必须通过它们，找到、制作自己的未来。

同理，在云计算平台看似无意义的一堆大数据面前，如何参悟死、找到未来？

如何不被文化工业误导向死而生的知识？如何撇开文化工业，找到我的文化遗产？

荷尔德林活在今天，也会这样问。

第三存留对人的技术式命运、技术式成为（becoming）的延异过程，就是德里达在《哲学的边缘》（Marges - de la philosophie）中说的人在世界历史之外“增补（supplément）的历史”：

正是一堆无机的材料（第三存留）自我组织，影响了人这种有机物，使其历史命运偏离了哲学讲述的史诗般或神话般的人应有的命运——也就是钱穆们对我们这个文化综合体原来的历史或未来的想象。

武士和宅男是日本两种奇怪的“增补的历史”的结果；

一个富士康员工打工两个月，才能买到亲手组装的苹果手机，可谓是离奇的“增补的历史”，带着无比夸张的剥削的尺度、力度；

海量的大数据夹裹我们，滴滴打车捕捉踪迹，本身成了我们的命运，令我们根本没料到。

继承文化遗产而迎向未来，还是沿着文化工业的增补的历史，是批判理论要决断的。

[1] 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卷一》后半部分讨论胡塞尔的存留问题。（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fayard, 2018, p.280ff）

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的讲座讲义中这句，是斯蒂格勒着手存留问题的起点：

存留的声音不是在场的声音，“不是真的在存留意识中”，而是在当前“以原初的方式记住的”声音。

（Edmund Husserl, Leçons pour une phénomenologie de la conscience intime du temps, trad. Henri Dussort, PUF, 1964, pp. 46-47, p.50, p.66）。

胡塞尔让斯蒂格勒明白：当前的声音让人回想到过去的声音，呈现它，并为它给出一个图像；

存留不是对于声音和图像的意识，不是再现，而是可传递的外在材料。

唱走向了唱片，但从唱片我们依然能走向自己的唱。

斯蒂格勒的第三存留理论，发展了胡塞尔的存留理论，成为他后半生的工业政治中，与文化工业和社交媒体斗争的主要武器。

[2]《超越快乐原则》中文版第 48-49 页，英文版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THE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LIBRARY, p. 39

[3] Bernard Stiegler, The Neganthropocene(逆人类熵世), Open Humanities, 2018, p.196.

[4] Ibid., p. 275.

[5] Ibid., p.273.

没有沉船灾难，航海技术就不会改进。

没有失败和障碍，就没有发明。

灾难将我们转渡到更好的未来。

（Ibid., p. 234）

斯蒂格勒将自然看成技术存在者的组装、历史和心理装置。

气候危机这样崩溃性灾难，要求我们成为艺术家，将事故式偶然变成必然，就像断了两根手指的吉普赛男孩强戈・莱因哈特（Django Reinhardt）反而成为法国最伟大的爵士吉他大师，

不将它看成必须服从的命运，而看成心理集体个人化必需的条件——内因（quasi-causality）。

毛泽东从《论持久战》到《论十大关系》反复敲打了这一概念——决定外因的内因。

斯蒂格勒同样以身世证明，亚里士多德的终极因和形式因（决定事物是什么的本质属性）的概念都不够的：

起源是偶然的，强调起源是不合法的。

技术是偶然到来的，但它才是起源。

[6] 斯蒂格勒 2018 年 1 月 11 日在奈梅亨（Nijmegen）大学的演讲《真相的严峻考验：熵世里的因和内因》（The ordeal of truth: causes and quasi-causes in the Entropocene），像给海德格尔批改作业那样地帮他拔高，说他漏掉 3 点：

1）他对现代技术的分析系统、悖谬地忽视和避开了熵和逆熵的问题，误解了萨迪・卡尔诺（Sadi Carnot）、波茲曼、薛定谔和维纳;

2）错估控制论，分析事实没吸取教训，不懂药性，不知道须先缺再补这个道理，不知道内因在人身上。

3）人产生熵（entrophy），但生命本身是抵抗熵的过程。

[7] Stiegler, 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II, Galilée, 1996. p.12. 中文版见《技术与时间卷二：迷失方向》，译林，第 4 页

[8] 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