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談論死亡都是需要智慧和勇氣的，因為在我們的生活中，人們越來越傾向於迴避忌諱談論死亡，總想遠遠的逃離死亡，於是談死色變，生怕一語成纖。然而宇宙萬物，哪個生命能逃脫回到零，回到來處？對於世俗之人來說，人生最大的事莫過於自身死亡之事了，它是人類一切激情慾望內驅力創造力的發端，也是人間一切不公邪惡的肇源地。生死大於天。

因而古今中外那些先哲、先聖，那些文人墨客在談論人生無法迴避的生死問題時，無不表現了自己的智慧和勇氣。與死亡對話不像花前月下漫步時向情侶傾吐愛意那樣輕鬆和愉悅，與死亡對話，意味著與死神親近，並與它同行。而探討詩人自殺，這更是一個危險的遊戲，稍有差池，便會難以自拔。這真得有大智大勇才行。

本書作者冒鍵君1999年春在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訪學時是我的一位高訪學者，他作為一個真正學者的人品和睿智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說他對比較文學產生興趣是因為他喜歡比較文學研究開放的理念和方法。那時他就跟我談到關於詩人自殺的話題，後來為了參加我主持的“中外作家與中國文化”課題的研究，便暫時放棄了。

冒鍵君原先是搞魯迅研究的，發表過不少高質量的論文，對文學理論的研究也頗有建樹，出過一本《作家文化場論稿》的著作，獲得過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而當他一旦走進比較文學的領域，依然顯示出厚實的治學修養。他在參加我主編的“中外作家與中國文化”叢書美國卷的寫作過程中不計名利得失，日以繼夜查閱資料，撰寫書稿12多萬字，為美國卷的成功出版和獲得好評作出了重要貢獻。現在他又給了我們一個驚喜，完成了他一直想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寫完了他一直想寫的一本著作，我為他感到高興，這是他遲早要實現的一個心願。

古今中外的哲人都把“死亡”當成一門崇高的學問，潛心研究。蒙田就說過，“推究哲理就是學習死亡。”偉大的托爾斯泰也曾對高爾基說過：“如果一個人已經學會了思想，那麽不管他可能思考什麽，他都總是在思考他自己的死亡。所有的哲學家也都是如此。”披閱中外哲學史宗教史文學史，莫不都把死亡作為基本命題，將“破生死、超生死”當作最高要義。在智慧大師們看來，人可以臣服於死，也可以蔑視於死，但在死亡到來之前，要使生命首先成熟，以至達到一種極至。只有勇於正視並接受否定的東西，生命才能顯示出活力；只有參悟了生死奧秘和宇宙真諦，擁有了堅如磐石的生死智慧；我們才能透過一切生存假象，成為一個精神自由的人，從而高昂起精神的主體性，變被動為主動，珍惜生命，熱愛生活，真實而安然地度過自己的一生。那些自殺的詩人，他們在最後超越人性大限的宗教信仰般殉道精神的驅使下，對莊嚴淨土的執著追求，對死亡的決絕的選擇，充分展示了生命極脆弱又極堅強的豐富內核——其難以解釋的無常無奈與其不可逼視的莊嚴和尊貴。詩人深刻的死亡意識以及一種自覺承擔苦難又在苦難中得到了升華的生命境界，對於打破現世裏人們渾渾噩噩的混世態度，激躍起生命力的升騰向上顯然具有一種振聾發聵的作用，正是他們燭照了我們“詩意生存”的信念，堅定了我們面對虛無宿命時的永不臣服。這或許是我們閱讀《最後的神話——詩人自殺之謎》這本著作後體會最深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