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從鄉土生活去看城市生活，那只是一種並非勞作於農田之上的人們閒居消費之地，他們的根還是植入在各自所歸屬的鄉土之中的，因爲有這樣的一種“根”的意識，這個文化裡就會不遺餘力地塑造出一種不斷要去固化“落葉歸根”景況的那種回歸鄉土社會生活的美好想象，由此而保証了一種“生於斯，長於斯”，最後又能夠“回歸於斯”的生命循環。因此，應該清楚的是，城鄉之間並不是相互分離開的，而是相互可以依賴和關聯在一起的。

在這一點上，首先便是鄉離不開城，否則，鄉土生活之中大量的物産以及農閒時期手工勞作之物便無法真正得到更多城市之人的使用、消費，乃至於消耗或侈靡地耗費掉[1]。與此同時，城也爲鄉村人口提供了各種非農的工作機會以及農業之外的經濟收入，即農民所謂的“閒錢”收入。反過來，城也離不開鄉，城是依賴於鄉而存在的，城市之人的生活基礎必然要建立在一種鄉村的資源供應之上。同時，鄉土之民在農閒之時成群結隊地往城裡去，無形之中又給城市的發展帶去了大量廉價的勞動力，支撐起完全落戶於城市之人的日常生活、生産和消費。與此同時，在今天而言，更爲重要的則是，城市充裕而剩餘下來的經濟、社會與文化資源，都會通過一種“下鄉”的方式而進入到鄉土之地的農村社區，在那裡得到了一種吸收、轉化以及自我提昇。

因此，可以進一步去設想，在城鄉之間，要想有一種合乎秩序的交流存在，必然是有着某一種類似鐘擺擺動的交流形態，即在擺動之中的一種動態平衡體系的存在，這可以用來暗指那種城鄉交流的往複運動。③並且，總體而言，這種體系儘管是屬於一種動態平衡的，但根本上還屬於是一種結構性靜態的，也就是從大處着眼是不會有什麼太多逸出軌道的結構變異可言，或者説平衡不大容易隨意發生改變，而在此之中生活之人，最多也只能是對此做一種兩個擺動的極端之間的相互性適應和自我改變。

[3]貝克.風險社會[M].何博聞，譯.上海：譯林出版社，2004.

如果我們再去細分，可以有兩種城鄉擺動模式的發生，其中一種便是從鄉到城再到鄉的水平軸關係的擺動模式存在，或我們可以名之爲“農軸”的在水平面的那種擺動，不妨稱之爲鄉擺模式，即“鄉—城—鄉”模式；另外一種則是從城到鄉再到城的垂直關係的擺動存在，我們可以名之爲“工軸”的垂直性擺動，不妨稱之爲城擺模式，即“城—鄉—城”模式。在這兩種擺動之中的農軸和工軸相互交叉便成了一種紡錘體模式的交互作用的圖形。 

這裡，首先便發生了一種城鄉之間的“觸碰”(encounter)，也就是“農”遭遇到了“工”，反之也是一樣，“工”遭遇到了“農”，也就是工農之間因爲有觸碰而發生了一種交叉。説到底，這根本算是一種城鄉之間本有關係的在一種新語境之下的觸碰，由城去觸碰鄉，或者反過來，由鄉再去觸碰城，而農與工這二者之間必然是有一種相互性需求的存在，即一種彼此互惠共生關係的構建，否則這種觸碰也便極爲難於發生。應該清楚，一個遙遠而完全自我封閉的鄉村，和一個同樣遙遠而同樣完全自我封閉的城市這兩者，從理論意義上而言，都必然是不可能真實存在的，也就是在人類交往的現實世界中，不可能有所謂“桃花源”或“烏托邦”的存在。因此，觸碰和交叉才是社會和文化之間存在的真實。

（項目基金：中國人民大學2019年度“中央高校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學科)和特色發展引導專項資金”支持項目：“鄉愁中國的文化轉型：新時代鄉村文化振興路徑和模式研究”。/ 作者簡介：趙旭東(1965- )，男，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人類學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北京 100872； 2023-04-17 愛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