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清朝乾隆年間，贊拉土司走向了自己的末日，最初的起因在前面所引魏源那段文字中已見端愧。乾隆十一年，大金山土司莎羅奔借處理家族糾紛之名，奪小金川土司印，並進佔其所領牧地。次年，莎羅奔又進而侵佔鄰近的革什雜土司與明正土司領地。朝廷震動，命令曾在貴州平定苗族叛亂有功的雲貴總督張廣泗領大軍進剿。贊拉土司澤旺逃往四川成都。乾隆十三年，皇帝起用老將嶽鐘琪，並命大學士訥親往前線督戰。後因戰事不力，在前線連吃敗仗，乾隆下昭將張廣泗與訥親問斬。再派大學士傅恒督戰軍前。

乾隆十四年，金川之役久戰不絕，勞師費帑，清王朝正舉棋不定之時，莎羅奔主動提出向朝廷議和歸降，皇帝允準，莎羅奔歸贊拉土司領地。贊拉土司澤旺恢復對其轄地的管轄權。

促浸土司莎羅奔年老後，由其侄子郎卡繼土司位。

乾隆二十三年，郎卡又開始覬覦周圍土司領地。鄰近老邁而又生性懦弱的贊拉土司澤旺被郎卡派兵驅逐。於是，一次完全改變這一地區政治與文化面貌的戰爭開始醞釀。郎卡在驅逐了澤旺後，誌驕意得，完全不把四川總督開泰要他歸還贊拉土司領地的威脅放在眼里，並繼續向周圍的土司領地不斷襲擾，制造事端。郎卡勢力日益壯大，並不把清王朝幾次三番的訓諭放在眼里這固然與郎卡土司的夜郎自大有關，也與四川總督優柔寡斷，對在地形複雜的山高深谷中與當地士兵作戰心存疑懼有關。

從清朝一代，直至民國，代表中央政府號令藏邊的政府官員都把嘉絨地區的土司轄地視為畏途。一則不見於正史，卻在四川官員中廣泛流傳的野史正說明了他們的這種畏懼心理。這一則被署理四川的各級朝廷命官奉為信史的傳說與大渡河相關。

說的是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開國之初，展開地圖與眾將確定宋代的有效疆界時，就把大渡河以西的廣大崇山峻嶺地區歸為化外之地。傳說里說宋太祖以所佩玉斧沿大渡河劃出一條線，指出宋軍不能出河西以遠。

這樣一則不見於信史的傳說在四川官吏中的廣泛流傳，確實是大有深意的。

正是在這樣一種心理的支配下，四川命官對於名義上具有統轄權的嘉絨地區土司間的糾紛總願意視而不見。正是在這樣一種吏治之下，大金川土司郎卡才敢於把來自朝廷的警告置若罔聞。而乾隆皇帝對於這樣的輕忽是絕對不能容忍的。他認為第一次息兵於將勝之時，已經盡顯朝廷對化外之民的懷柔之意，金川土司再次作亂，不能再有姑息。於是於乾隆三十一年詔四川總督阿爾泰檄促浸附近雜谷、梭磨、黨壩等九土司，從四面進兵討伐。

但是阿爾泰舉棋不定，加之九土司各懷心事，陽奉陰違，遲遲不能向大金川興兵。

阿爾泰只是一次次訓令大金川土司郎卡歸還侵佔的土司轄地，卻並沒有認真進兵平息事端的實際舉措。而郎卡又使用莎羅奔的手段，即與相鄰土司的聯姻手段。

關於這次事件始末。魏源在《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記》中有簡略的記載：“三十一年，詔喻總督阿爾泰檄九土司，環攻之，而阿爾泰姑息，但請返諸土司侵地，即以安撫司印給郎卡，且許其與綽斯甲結姻。而以女妻澤旺之子僧格桑。土司中巴旺、黨壩，皆彈丸非金川敵。其明正、瓦寺亦形勢阻隔，其兵力堪敵金川。而地相僵者莫如綽斯甲與小金川。阿爾泰不知離其黨羽，反聽釋仇結約，由是兩金川狼狽為奸，諸小土司皆不敢抗，而邊釁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