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蘇聯猶太人法律保護計劃

在1972年秋猶太保衛同盟謀殺案訴訟剛開始時，被告和律師們經常一起去紐約一家叫什穆爾卡伯恩斯坦的著名猶太美食店吃午飯。什穆爾卡很可能同情這些被告，因為我從未見他收過飯錢。

我們一邊吃飯，努力消化滋味辛辣的羅馬尼亞風味帕斯特拉米熏牛肉，一邊聽著猶太同盟支持者的高談闊論，這中間也有同盟領導人麥爾卡漢和他的副手伯特茲維本，他們談到蘇聯猶太人的困境：他們正在精神和肉體上被滅絕。

可是你們這些中看不中用的自由派又做了些什麼呢? 一事無成！你們和那些眼睜睜地看著600萬兄弟姐妹, 被納粹扔進毒氣室而緘口不言的美國猶太人沒有什麼兩樣！

沒有這些引水長流的訓誡，什穆爾卡的帕斯特拉米已經夠難消化了。

加上這些，我整個下午就一直胃灼熱，大概那就是我在下午開庭時更加好鬥的原因。巴迪哈克特也是個波洛公園區老鄉，有一次開玩笑說，連續吃幾星期清淡無味的軍隊食堂伙食,才會使他了解到胃裡一直冒火,并不是天生或長年不變的。

這些訓誡對我產生的作用已經不限於倒胃口了，它觸動了我的內心深處。像許多猶太人家庭一樣，我家族中也有一些人是從現在屬於蘇聯的地方移民來美的。我也曾想，如果他們沒有走為上計的先見之明，我現在正幹什麽就很難說了。

我會成為一個追隨薩哈羅夫的持不同政見者嗎? 我會成為一個申請移民去以色列或美國而被當局拒絕出境的猶太人嗎? 或者成為千百萬緘口不言的猶太人中的一個。想著這些可能的情況，我開始感到要不是上帝恩佑，要不是我曾祖上先人大智大勇的見地，我就沒有今天。

所以我有責任做些事情。可是我也認識到，猶太同盟的行事方法並非我喜歡的方法。我憎惡暴力，尤其反對用暴力對待無辜的人。我得找到另外一條出路。聽著麥爾卡漢拉比關於猶太人使用暴力的傳道，我開始思考保護在蘇聯的猶太人權利的新方式。

當時蘇聯發生了一起舉世矚目的劫機未遂事件，它成了猶太同盟抗議活動的焦點。16個蘇聯人，其中14人是猶太族，因為要求移民到國外被當局一再拒絕，就劫持了一架小型民航機飛往瑞典。這個計劃被蘇聯政府挫敗，這夥人都被逮捕，受到審判被認定有罪。

雖然在該劫機事件中沒有人受傷，但是兩個猶太人主謀還是被判處死刑，國際上對此掀起了軒然大波。正當我們討論為蘇聯犯人辯護的法律策略時，另外一些紐約律師也在想著這個問題。不久我們就聯合起來，建立了蘇聯猶太人法律保衛計劃組織，該組織的目的是給這些思想犯提供法律幫助。

寫法律備忘錄和辯訴狀是一碼事，而叫蘇聯政府讀這些東西並傾聽我們的意見是另一碼事。我們決定去找一位美國教授，在我們看來，這個人說話蘇聯司法部門能聽得進去，他就是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教授塔爾福德泰勒。

泰勒在成為一位著名的國際法和刑法教授之前，曾出席紐倫堡審判，擔任審判戰犯的美國首席律師。在對納粹戰犯起訴時，他曾與兩位蘇聯司法工作者緊密配合，這兩個人是蘇聯首席公訴人羅曼魯登科和魯登科的高級助理列夫斯米爾諾夫。魯登科那時已經成了蘇聯總檢察長(相當於美國的司法部長)；斯米爾諾夫那時當上了蘇聯最高法院院長。

泰勒的蘇聯同事已經躍升為蘇聯司法機構里的兩個最有權勢的律師。在紐倫堡審判之後，塔爾福德泰勒事業上又有建樹，不過此回是宏圖另展。他成了美國司法界良知的象徵，在與人權、民權運動有關的所有問題上活躍萬分，他本人已經成為不偏不倚忠實公正執行國際司法準則的體現。

在美國介入越南戰爭期間，他寫了一本影響很大的書《紐倫堡和越南：美國的悲劇》。他在文明世界受到廣泛的尊敬和愛戴。我最初與塔爾福德泰勒相遇是在耶魯大學，那時我在法學院讀書，他教授一些選讀課程。

他成了我心目中的榜樣。我選修了他教的全部課程，我希望有那麼一天我能在他手下工作，或一起合作。現在並肩共事的機會終於來了。泰勒同意擔任我們為蘇聯猶太人提供法律服務計劃的負責人，只要我答應指導法律調研和撰寫法律文件的工作。

我們第一步工作是從現有的證人處，儘可能多地收集有關證人的背景材料。我們了解到，很多人，包括一些被告的配偶和子女已經移民到以色列去了，所以決定去以色列找他們談談。

我們在以色列去了好幾個城市，進行為期一周的緊張調查訪問工作，我們儘可能地詢問了大部分現在被關押的蘇聯被告的親屬朋友，還訪問了另外6個以前被審判、認定有罪並和這些被告一起關押過的人。

這些談話令人感情衝動，當我們聽到那些深夜逮捕、秘密審判和非人的監獄條件時，常常熱淚盈眶。很難理解他們的絕望感覺，正是這種感覺逼得這些男女採取一種注定會東窗事發而且一旦被捕就會被長期監禁的行動。被告的親戚，還有一些同謀犯本人沒有被起訴的妻子和女兒，向我們傾訴了1970年6月在列寧格勒發生的未遂劫機企圖前後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