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為了追問對時間的實證觀念，我們必須重演時間正義的編劇法（dramaturgy），這樣的觀念自蘇維埃帝國瓦解後，直至今日一直在主流敘事中發生作用。在時間的實證觀念一些較為細緻的版本裡——歷史終結、大敘事的終結等等——這些描述都在時間性的兩種形式之間做出截然的區分，它們會說跟著蘇維埃帝國消失的，不是某種經濟與政治的系統，也不只是一段由革命希望所引領的歷史階段，而是特定時間性模型的消失：在這種模型中，時間進程是被一種固有的目的論所決定、且被內在真實的力量所推動的，而這種內在真實的示現則擔負著對未來正義的許諾。

如此看來，在大敘事崩解之後所留下來的，只剩下時間赤裸裸的現實，時間被剝奪所有內在真實和正義許諾、僅僅淪為稀鬆平常的分秒前進。從很多地方可以讓我們了解這種平庸的時間進程，我們的政府和主流媒體將這樣的時間視為一種對當下及其即時面貌的專業管理，它們透過對接下來幾個月的估量來算計著未來榮景的機會，同時也注定在即將到來的那幾個月真的發生；不滿的知識份子則把它等同於一種陰鬱的後歷史時代，被全面性的消費主義、通訊與不信任構成的唯一當下所統治著。

無論是官方的樂觀主義或抑鬱寡歡的災難論其實對當下有著相同見解：他們都告別了由對正義的允諾所引領的歷史時刻，告別了其偉大期許，也告別了其失落幻象。我的一個夥伴造了「當下主義」（presentism）一字，用來描述這個單向度的時代。

但後來會發現，看似全然的當下並沒有擺脫由沈重過往及對未來的期許所產生的激情。那些剛脫離共產主義式未來的國家們，很快就又因為國族敘事、種族以及宗教衝突再起而紛擾不斷；西方代議制國家的共識政策則因為其他種族、人民與宗教等因素，轉而陷入看似過時的恐懼敘事。我們接著就會發現，為了建立未來榮景或避免即將到來的災難，落實自由市場管理的專家們要求在當下作出犧牲，因此，過去的歷史幻象與現在的具體現實這樣過於簡化的對立，藏匿在「當下」之中，其內部對立也就是「何謂當下」與「為何當下」之間的衝突。是以我們必須重新思考作為大敘事核心並影響著當下的「時間正義」3：時間正義的情節不僅關於水平連續和事件連結，也關於時間性的階序制 4。

為了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往前回溯時間正義的系譜，回溯到一篇為西方世界建立虛構的規則、並為其加諸了時間理性範式的文本，它同時也使虛構超出了人們以為的邊界——在這裡我指的便是亞里斯多德的《詩學》（Poetics）。他說，詩人的任務並不是製作詩句，而是建造虛構，意即將事件連結成一體的因果理性結構。5 在這樣的任務中，重要的並不是解釋事件是怎麼發生的，而是事件如何「可能」發生，即描述出基於它們本身可能性所會導致的影響。因此，詩人建造的因果情節是由兩種關係所決定的：幸（good fortune）與不幸（misfortune）之間的關係，以及知（knowledge）與不知（ignorance）之間的關係。悲劇在建構時間次序時所根據的，是個體在因為不公義（injustice）——這樣的不公義是源於他們本身的不知——而被審判的過程中獲得知識，基於此，悲劇牢牢地綁定在正義情節與知識的情節兩者之上。在這樣的連結中有兩個重點，正義與知識的情節是一種基於事件本身的可能性作出連結的情節。就亞里斯多德所言，這種可能性本身有兩種形式：必然性（necessity）與逼真性（verisimilitude）。有個重點經常被忽略：科學必然性及詩學逼真性從一開始就被設定為描述事件在時間合理連結時的等價形式，因為這兩者都和時間的「壞」形式相反，所謂壞形式就是那種只剩連續性的時間，事物在其中作為特殊或偶然地事實接二連三發生的時間。

3 法文版此處中的「時間」被置換為「歷史（大寫）」。

4 法譯 2：「我們當然可以看到支配者的一貫謊言，並歸結出『大敘事』就是保證剝削的持續性的專屬敘事，但用謊言作為解釋總是太方便的事情，認真對待時間的衝突似乎才更為有效。建立支配持續性，並且與『大敘事』的時代或假裝大敘事已蕩然無存的時代互通聲息的，就是時間自身的分裂。因為時間並不單純是過去與未來之間的一條直線，一條我們可以置入承諾又可以全然暴露在危險中的直線，同時也是生活形式的階序制排列，所以，當人們假裝銷毀歷史中揭露與正義的承諾時，直接擺在眼前的就是這樣的分配。遮蔽現實的不是意識形態的謊言，而是訴說時間進程的方法，它護航著讓謊言成為可能的時間性分配。」（17-18）

5 法譯3：「然而這個結構假定了兩種時間性之間的抉擇，因為存在兩種訴說的方式。一種稱為『歷時』（……）另一是詩，它『比較哲學』。」（18-19）

（10月 2, 2019 道器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