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國發《散文詩學導論》第五章〈症候矯治〉(1)

新世紀十年以降,散文詩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榮與發展,這從散文詩媒體的日益增多,散文詩群眾性學術團體(如“我們”)的閃亮登場及學術研討活動的活躍,散文詩創作隊伍的迅速壯大,散文詩筆會和各類評獎活動的成功舉辦,詩學理論和文學史對散文詩文體研究的重視等等可見一斑。散文詩無論從創作數量還是從總體質量上看,都有了長足的進步,其藝術特質和審美特性也有了新的拓展。但是,當下散文詩創作,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也面臨著新的挑戰。

從新世紀散文詩現狀上看,其所存在的不足也顯而易見:


一是同質化而無新意。
有的散文詩創新性不夠,從題材到寫法上都較為陳舊,熱衷於從既有文本中找詞句,七拼八湊,陳陳相因,相互重復,機械復製,不斷地重復別人,重復自己,原創性的東西太少,不少作品給人似曾相識之感;有的作品拘泥於狹隘的“小我”,成為魯迅所詬病的“小擺設”(魯迅:《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見《魯迅全集》第四卷第45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抒一己之悲歡,寫個人小情調,滿紙小花小草,盈耳聽到的是卿卿我我式的情感渲泄。對此,著名散文詩人皇泯先生在他的《偽散文詩的八大特征》中,對當下散文詩創作中出現的“無病呻吟、春夏秋冬、浮光掠影、古詩新譯、節日放歌、同題生造、陳詞濫調、平平仄仄”(馮明德:《偽散文詩八大特征》,見《2009年中國當代散文詩》第15-16頁,趙宏興主編,時代文藝出版社2009年5月版)等同質化流弊深感憂慮。原創的匱乏,導致散文詩人的藝術開拓能力和創新能力大大降低,以及個性化的付闕,嚴重危及散文詩健康成長的生態。

二是淺俗化而無意義。有的散文詩作者患上了“思想厭倦症”,停留在對事物的淺層次的描述上,而不能深入內里去發掘事物的深刻內涵,這種無意義、無價值的的操作,只能使散文詩愈發平庸與淺薄,淪為表象化、平面化的精神符碼,從根本上變為內容蒼白、思想空洞、徒有其形而無其神韻的藝術空殼。我們常聽說魯迅的《野草》是當代散文詩尚未逾越的高峰,這話又對又不對,如果我們在自己五六百章散文詩中選出24篇,僅就藝術手法來說,就魯迅避實就虛的寫作姿態、“我夢見”的文本寫作以及雜文式、對話式、劇詩式等表達方式而言,與其相當甚至於超過者大有人在,但在魯迅散文詩思想的深刻性上,卻無法與其比肩,只能望其項背。因此,在“有思想”、“有意義”的散文詩寫作上,還有不小的差距,誰也不敢說他的散文詩思想性已到達頂峰。有鑒於此,靈焚先生提出:“強化作者的自身生存境界、生命體驗、思想與審美的層次等才是散文詩發展的最重要問題”(靈焚:《注意腳下陷阱,再把目光投向更遠的前方--靈焚關於散文詩的幾句話》,見靈焚博客),我認為是有道理的。


三是理性化而無詩性。
與散文詩追求思想深度形成二律背反,誠然,沒有思想性就沒有散文詩,但是,我在與當代著名散文詩作家耿林莽先生電話請教時,他擲地有聲地說:只有思想性也沒有散文詩。過度地哲理叢生實際上是另一種病態,有的散文詩作品從頭到尾似乎都是理性化的書寫,在理性的維度上滋生所謂的“深度”,把散文詩弄得不像散文詩了,把散文詩的詩性特征變成理性特征了,把散文詩的文學語言變成了認知性、邏輯性的語言,模糊了散文詩文體與哲學著述的邊界。有的散文詩人把自己扮演成大眾的精神導師,而對非文學的表達方式抱有持久而病態的熱情。在我看來,散文詩畢竟屬於文學范疇,而非哲學范疇;畢竟屬於形象思維,而非抽象思維。散文詩的思想性不同於哲學、歷史學、社會學的思想性,這種思想性是與作家的生命體驗、藝術直覺和藝術形象息息相關,所謂“形象大於思想”、“思想寓於形象”應引起散文詩人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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