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勞動力持續不斷的分工，使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這家公司的成功證實，意大利經濟學家維爾弗雷多·帕累托[1]在20世紀初制定的效率原則，似乎是正確的。帕累托的理論指出，一個社會的富有必須以其成員放棄常識，轉而去培養在狹窄的領域里的個人能力為代價。完美的帕累托經濟學認為，可以將職位做更細的劃分，以便員工熟悉複雜技能，並相互交流。醫生不必浪費時間學會如何修理鍋爐，火車司機也不必為他們的孩子縫制衣服，這符合每個人的最大利益。同理，餅乾包裝技術員可以把產品的倉庫貯存問題，交給專攻供應鏈管理的研究生去操心，這樣他便可集中精力研究如何改善包裝工藝。在一個理想社會中，所有的職位都會高度專業化，其結果是誰也無法再弄明白別人在做什麼。 

在與部分職工的許多次令我困惑的談話中，我漸漸意識到，如今在聯合餅乾公司，帕累托的烏托邦已成為真實的場景。然而，不論將一下午的工作，當作長達40年的職業生涯來仔細分割，會帶來多大的經濟效益，人們仍有理由懷疑這樣做，會帶來何種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尤其是在天色昏暗的日子里，向東飄去的浮云低垂在海斯鎮公司總部上空之時，人們不禁會問，這里的芸芸眾生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生活的終極意義。

Vilfredo Pareto（1848—1923），意大利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曾提出“關鍵的少數和次要的多數”的理論，即“帕累托原理”，認為社會財富的80%掌握在20%的人手中，而餘下的80%的人只佔有20%的財富。“帕累托最優”是博弈論中的重要概念，並且廣泛應用於經濟學，工程學和社會科學中。——譯者）

人們何時會覺得某種工作是有意義的？無論何時，只要它能使我們開心或減輕別人的痛苦便有意義。雖然我們常常受到教誨，要我們認識到自己是天生自私自利的，渴望在工作中做有意義的事情似乎也是我們與生俱來的執拗特質，與我們對發財致富、獲得高位的欲求並行不悖。

這是因為我們是關注意義的動物，不僅僅致力於物質追求。因此我們可以順理成章地考慮放棄安全的生活，而從事將飲用水送到馬拉維的鄉村去的工作，或者是辭去生產消費品的工作，去護理心臟病人，我們明白，談到改善人類的生活狀態，一部得到良好控制、供心臟病人使用的除纖顫器，可比一包最精美的餅乾強多了。 

不過我們應當小心謹慎，不致將有意義的工作之概念定得過死，僅僅限於醫生、加爾各答的修女，或是舊時的宗教領袖們所從事的工作。還有一些不那麼崇高、可為增進全人類福祉做出貢獻的途徑。巧克力圈在從九點到午間的漫長上午，能夠填補迫不及待想得到食物的胃，故生產一隻形狀優美的條紋巧克力圈，似乎理應在發明的神殿里得到一個牢固的、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位置，這些發明旨在減輕人生的痛苦。 

其實，問題的真正焦點不在於烘焙餅乾是否有意義，而是這類不斷延伸、將5000人的生命細分到6個不同的加工地點的活動，在多大程度上顯得有意義。只有當它在數目有限的人手中快速傳遞之時，一種被賦予意義的努力才顯得有意義，因此，某些工人能夠在想像中將自己在工作日里創造的業績，與對別人施加的影響聯系起來。

區域銷售經理或住房售後服務工程師之類的角色，極少出現在兒童讀物中，這是一個極有意義的現像。那些成人通常只是店主、建築師、廚師或農民，這些人的工作可以很容易地與人們生活的明顯改善聯系起來。

正像動物天生對平衡與協調有感覺一樣，我們不由自主地覺察到某些職位的名目甚為古怪，如“甜餅乾商標管理協調員”。無論維爾弗雷多·帕累托的論證基於何種邏輯和判斷力，另一尚無人為它冠以有說服力的名稱的原則卻被忽略，更微妙的人類律法遭到褻瀆。 

種種因素混雜在一起，因為不論聯合餅乾公司的目標是多麼合理，生產“溫馨此刻”以及同類產品的手段無疑需要熱忱和自律，其程度並不遜於管理一所醫院，或成為芭蕾舞女所需要的熱忱和自律。於是出現一個動機問題，即公司是否能夠給自己的員工灌輸一整套高超的理念，驅使他們在這些理念的感召下為公司竭盡犬馬之勞、奉獻自己一生中最好的年華。 

對於這些員工而言，聯合餅乾公司的工作氛圍還是有一些嚴肅的，猶如機場指揮塔工作時的氣氛。這是因為，即使人們對餅乾的味道有爭議，它的營養價值也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它卻能夠帶來豐厚利潤，盈利遠遠超出歷史上最偉大的君主的國庫收入。參照研究都鐸王室[1]的現代史學家傑弗里·埃爾頓爵士[2]的一些圖表，審視餅乾帶來的利潤，我們看到這家公司每年賺到的錢，比亨利八世國王和伊麗莎白一世女王在他們統治時期賺到的錢加起來還要多。這些利潤都是經由海斯鎮東北角餅乾公司那所淺褐色磚樓創造的，那里距離漢普頓宮金碧輝煌的殿堂僅有20分鐘車程。 

即使是黑石私人股權投資集團的老總，有時也會屈尊親自出門去買塊糕點吃，雖然此人富可敵國，其資產比人類發現火以來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各王國的財富更多。建造總部時，餅乾公司也許從一家路邊旅館獲得了審美靈感，不過其原因在於：與凡爾賽宮和埃斯科里亞爾宮[3]主人的想法不同（那些人被上帝、權力和美的種種觀念攪得心煩意亂），這家公司的領導人十分清楚他們該崇拜哪一位神靈。 

也許是出於此種原因，我沒有遇到有人拿某一種餅乾開玩笑。照管姜汁餅乾、茶餅、雅法橙餅和“溫馨此刻”的人像一群耐心、神色嚴肅的馬屁精，竭盡全力滿足一班任性的小皇帝的需要。

Tudor（1485—1603），英國歷史上的封建王朝，以統治者的姓氏都鐸命名，歷時119年，共經歷五代君主。——譯者

Geoffrey Elton（1921—1994），是英國歷史學家。——譯者

馬德里附近的西班牙皇家建築群。——譯者

一天下午，天色已晚，夜幕降臨在海斯鎮的工商業區，使即將在希思羅機場降落的飛機（許多是由亞洲飛來的寬體噴氣客機）發出的光亮格外醒目。這時我路過一間兩面有窗、位於拐角的辦公室，一位雇員正在打出一份關於“溫馨此刻”系列產品銷售業績的文件。這種餅乾上市已近1年。這位名叫瑞內的雇員陷入沈思、十分專注。我無法立即說清緣由，但是她身上的某種氣質令我聯想到，幾年前在曼哈頓現代藝術博物館里看到的愛德華·霍珀[1]的一幅畫。 

在霍珀的作品《紐約電影院》（1939）中，一位引座員站在二次大戰前一個裝飾華麗的影院樓梯口。觀眾陷入半黑暗之中，她卻沐浴在一片黃色燈光里。作為霍珀的作品常采用的筆法，她的表情暗示她正在想心事。她年輕漂亮，一頭金髮仔細燙過，流露出一種感人的柔弱和焦慮，令人頓生憐憫之心、佔有之欲。雖然她的工作卑微，在這幅畫上她儼然是正直與智慧的捍衛者，是影院里的灰姑娘。霍珀似乎在傳遞對媒體的微妙意見，實際上也是抨擊它，暗示使大眾為之振奮的技術革新，竟事與願違地阻礙我們對別人的關心。這幅畫的力量體現在兩種觀念的並置：一是這個女人比電影更吸引人，二是她被人冷落的原因恰恰正是電影。觀眾急於就座，不少人居然如此粗心，不曾留意到有一位女主人公此時此刻就置身於他們當中，她比好萊塢能夠表現的女主角更值得同情、更引人注目。影片鼓勵觀眾對某些事物視而不見，畫家的任務便是以悄然無聲、細膩周到的風格去彌補這一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