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於是，第二天我們大家都說:“她要自殺了。”我們也都說這是再好沒有的事。我們第一次看到她和荷默伯隆在一塊兒時，我們都說:“她要嫁給他了。”後來又說:“她還得說服他呢。”因為荷默自己說他喜歡和男人來往，大家知道他和年輕人在麋鹿俱樂部一道喝酒，他本人說過，他是無意於成家的人。以後每逢禮拜天下午他們乘著漂亮的輕便馬車馳過:愛米麗小姐昂著頭，荷默歪戴著帽子，嘴里叼著雪茄煙，戴著黃手套的手握著馬韁和馬鞭。我們在百葉窗背後都不禁要說一聲: “可憐的愛米麗。”

後來有些婦女開始說，這是全鎮的羞辱，也是青年的壞榜樣。男子漢不想幹涉，但婦女們終於迫使浸禮會牧師—愛米麗小姐一家人都是屬於聖公會的 —去拜訪她。訪問經過他從未透露，但他再也不願去第二趟了。下個禮拜天他們又駕著馬車出現在街上，於是第二天牧師夫人就寫信告知愛米麗住在亞拉巴馬的親屬。

原來她家里還有近親，於是我們坐待事態的發展。起先沒有動靜，隨後我們得到確訊，他們即將結婚。我們還聽說愛米麗小姐去過首飾店，訂購了一套銀質男人盥洗用具，每件上面刻著“荷伯”。兩天之後人家又告訴我們她買了全套男人服裝，包括睡衣在內，因此我們說:“他們已經結婚了。”我們著實高興。我們高興的是兩位堂姐妹比起愛米麗小姐來，更有格里爾生家族的風度。

因此當荷默伯隆離開本城—街道鋪路工程已經竣工好一陣子了—時，我們一點也不感到驚異。我們倒因為缺少一番送行告別的熱鬧，不無失望之感。不過我們都根信他此去是為了迎接愛米麗小姐作一番準備，或者是讓她有個機會打發走兩個堂姐妹(這時已經形成了一個秘密小集團，我們都站在愛米麗小姐一邊，幫她踢開這一對堂姐妹)。一點也不差，一星期後她們就走了。而且，正如我們一直所期待的那樣，荷默伯隆又回到鎮上來了。一位鄰居親眼看見那個黑人在一天黃昏時分打開廚房門讓他進去了。

這就是我們最後一次看到荷默伯隆。至於愛米麗小姐呢，我們則有一段時間沒有見到過她。黑人拿著購貨籃進進出出，可是前門卻總是關著。偶爾可以看到她的身影在窗口晃過，就象人們在撒石灰那天夜晚曾經見到過的那樣，但卻有整整六個月的時間，她沒有出現在大街上。我們明白這也並非出乎意料；她父親的性格三番五次地使她那作為女性的一生平添波折，而這種性格仿佛太惡毒，太狂暴，還不肯消失似的。

等到我們再見到愛米麗小姐時，她已經發胖了，頭髮也已灰白了。以後數年中，頭髮越變越灰，變得象胡椒鹽似的鐵灰色，顏色就不再變了。直到她七十四歲去世之日為止，還是保持著那旺盛的鐵灰色，象是一個活躍的男子的頭髮。

打那時起，她的前門就一直關閉著，除了她四十左右的那段約有六七年的時間之外。在那段時期，她開授瓷器彩繪課。在樓下的一間房里，她臨時布置了一個畫室，沙多里斯上校的同時代人全都把女兒、孫女兒送到她那里學畫，那樣的按時按刻，那樣的認真精神，簡直同禮拜天把她們送到教堂去，還給她們二角伍分錢的硬幣準備放在捐獻盆子里的情況一模一樣。這時，她的捐稅已經被豁免了。

後來，新的一代成了全鎮的骨幹和精神，學畫的學生們也長大成人，漸次離開了，她們沒有讓她們自己的女孩子帶著顏色盒、令人生厭的畫筆和從婦女雜誌上剪下來的畫片到愛米麗小姐那里去學畫。最後一個學生離開後，前門關上了，而且永遠關上了。全鎮實行免費郵遞制度之後，只有愛米麗小姐一個拒絕在她門口釘上金屬門牌號，附設一個郵件箱。她怎樣也不理睬他們。

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我們眼看著那黑人的頭髮變白了，背也駝了，還照舊提著購貨籃進進出出。每年十二月我們都寄給她一張納稅通知單，但一星期後又由郵局退還了，無人收信。不時我們在樓底下的一個窗口—她顯然是把樓上封閉起來了一見到她的身影，象神龕中的一個偶像的雕塑軀幹，，我們說不上她是不是在看著我們。她就這樣度過了一代又一代高貴，寧靜，無法逃避，無法接近，怪僻乖張。

她就這樣與世長辭了。在一棟塵埃遍地、鬼影憧憧的屋子里得了病，侍候她的只有一個老態龍鐘的黑人。我們甚至連她病了也不知道；也早已不想從黑人那里去打聽什麽消息。他跟誰也不說話，恐怕對她也是如此，他的嗓子似乎由於長久不用變得嘶啞了。

她死在樓下一間屋子里，笨重的胡桃木床上還掛著床帷，她那長滿鐵灰頭髮的頭枕著的枕頭由於用了多年而又不見陽光，已經黃得發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