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先比丘經》譯者失名，《大藏經》附入東晉錄內。“阿荔散”，一般認為即埃及亞歷山大里亞。公元530年(中國南朝梁武帝時)，埃及人科斯麻士曾至印度西海濱及錫蘭島(斯里蘭卡)經商，後歸國而為僧人〔32〕。

《洛陽伽藍記》卷4也記載斯調國與西域各國的交通，云：“與西域大秦、安息、身毒諸國交通往來，或三方四方，浮海乘風，百日便至。”如張星烺所言：“大秦國之名，實為總名，其境內有無數屬國、部落、郡邑之名。”〔33〕

故大秦有時指西亞，有時則指埃及，有時則指東羅馬。《南州異物誌》和《神丹經》卷下記載，歌營國西南海邊有個加陳國，有學者認為該國在古波斯銘文中叫Kusa，指古代居住在埃塞俄比亞和努比亞的庫施民族。〔34〕

庫施領土中最大的港口是阿杜利，在現在的馬薩瓦港附近。公元1世紀起，它就成了阿克蘇姆王國的對外貿易中心，3世紀進入盛時。以為加陳在東非的說法難可憑據，但阿杜利港的興盛卻是事實。由於海上交通的開展，各國經海路從事商貨貿易者傳播了各地的消息，同時也將各地器物產品輾轉傳遞，中國器物有西傳至東非的跡象，在麥洛埃出土的中國式三足烹飪器(現藏喀土穆博物館)，是3世紀時的鑄品，麥洛埃的陶器也模仿中國的格調。〔35〕

但如果據此認為其時中國與麥洛埃之間已經有了往來，還缺乏有力的論據。這些可能是輾轉傳遞的結果。

參《三國誌》卷30《魏略·西戎傳》，《晉書》卷97《西戎傳》《南蠻傳》，《宋書》卷97《夷蠻傳》，《南齊書》卷58《東南夷傳》，《梁書》卷54《諸夷傳》，三國吳萬震《南海異物誌》(此書已佚，其中不少材料被《北堂書鈔》《太平禦覽》《初學記》《藝文類聚》等書所引。東晉葛洪著《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下也采錄有《南州異物誌》的材料，見《道藏》，第18冊，洞神部眾術類，第757-762頁，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

吳時朱應、康泰出使扶南，“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梁書·諸夷傳》)。康泰著《吳時外國傳》、朱應著《扶南異物誌》已佚，《太平禦覽·四夷部》有所引述，《說郛》卷60據一些史籍保留的零星片斷，輯成《扶南土俗》，其中記載了他們所經歷的一些國家和地區。東晉法顯《佛國記》亦記有若干國家(此書又名《法顯傳》)。《太清金液神丹經》云，自天竺、月氏以來，“其間細國，往往而處者，不可稱數也”。對海南諸國之地望，前輩學者多有考述，亦多歧見，此不贅言。

〔32〕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一冊《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中華書局，2003年，第155頁。

〔33〕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一冊《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148頁。

〔34〕普拉加什：《印度和世界》(BuddhaPrakash，IndiaandtheWorld，p.241.Hoshiarpur，1964)。

〔35〕沈福偉：《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3頁。
文明的互動:漢唐間絲綢之路與中外交流論稿/石云濤著.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