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2013年下半年中國提出的“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構想(下稱“絲綢之路”戰略構想)不只是國內一些地區和產業的發展戰略，也不僅是中國對外合作的新倡議，而是未來中國全方位、多領域、跨區域的內外合作、協調發展和主動融合的戰略舉措，是內外戰略相統一的國家層面的重大戰略構想。這一戰略構想具有特定的地緣空間特征，認識其內在關聯與互動關係，把握其在地緣政治經濟、跨區域合作、合作秩序和外部性等方面的特征，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推進這一戰略構想和對外倡議。其中，尊重主權國的權益，培育共同的合作利益和合作文化，是共建和共享開放、包容和可持續合作秩序的基礎。這一戰略構想的外部性較為複雜，未來發展有賴於積極的政策對話、共享的合作理念、良性互動的規模性經貿活動、共同投資與合作機制與慣例等“絲路文化”的支撐。同時，須有效管控有關國家和地區間的利益差異以及潛在沖突。

一、地緣政治經濟特征

 “絲綢之路”所涉及的地緣政治經濟空間是地緣政治學者長期研究的重要課題。①早在麥金德的“心臟地帶”理論中，中亞與裏海、地中海和西伯利亞地台等系列地緣空間均對國際政治經濟權力的演變具有重大的意義和作用。而在斯皮克曼的“邊緣地帶”理論中，大陸邊緣地帶(如中國東南沿岸地區、東南亞地區、南亞、地中海和歐洲西部等地區)是影響世界權力的關鍵。地緣政治學家所研究的這些地緣空間都與“絲綢之路”的地緣政治經濟緊密相關。但是，西方經典地緣政治學研究離不開他們的“歐洲中心論”，離不開他們的陸權和海權的“兩分法”。正是這兩個方面限制了西方地緣政治學者對“絲綢之路”地緣政治經濟屬性的應有認識。目前國內對於“絲綢之路”的地緣政治經濟研究也少見突破西方地緣政治思想影響的文章。

 基於地緣政治經濟的空間分析方法，筆者認為，“絲綢之路”的歷史傳承和現實發展具有清晰的地緣政治經濟特征：

(一)“絲綢之路”將不同地緣空間相連接，具有特定的關聯與互動性

陸上“絲綢之路”涉及中國內陸地區、中亞地區、西亞地區、非洲東部和東中歐地區。中國的內陸地區是古代中國的文化中心，具有廣泛的輻射面，向西延伸，直接與中亞、西亞以及更遠地帶的國家與民族連接，是歷史悠久的經貿和文化紐帶。中亞地區是亞歐地緣政治上的“過渡帶”(西方地緣政治學者稱為“中陸區”或中間地帶)。經這個過渡帶，亞洲內陸人可以直接進入高加索地區和西亞半島以及更遠的東中歐地區。西亞地區的波斯灣、阿拉伯海、黑海和地中海則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通向東西方的戰略通道。陸上“絲綢之路”，中國內陸是源點，中亞和西亞是陸上“絲綢之路”的關鍵地帶，對周邊國家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

 海上“絲綢之路”涉及中國東海、南海及東南亞島嶼，經馬六甲海峽、安達曼海、孟加拉灣，將太平洋、印度洋和非洲大陸連接起來，經紅海和地中海，通向歐洲地區。海上“絲綢之路”以中國東南沿海為起點，輻射中國東海周邊地區(朝鮮半島和日本南部)，以及南海沿岸所有國家和周邊島嶼。南海和東南亞地區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關鍵地帶，它從太平洋經馬六甲海峽和一系列海域到印度洋，涉及臨海諸多大小國家和民族的利益。

 “絲綢之路”不同地緣空間之間既存在地域連接，更有千百年來形成的歷史文化和經貿紐帶，但是在千百年的發展中時斷時續，並未充分發揮其應有的潛力。這些問題至今依然存在。

 首先，中國內陸區和沿海地區之間的經貿與文化關聯和互動性，源於東部、中部和西部之間歷史形成的相互依存關係。經歷30多年的改革開放與發展，中部和西部內陸地區的經濟通過東部沿海地區對外開放的帶動取得了發展。但是，我們僅僅依靠國內區域間的利益驅動和產業帶動，並沒有考慮中西部區域獨特的地緣政治經濟特征，以及與周邊地區的經濟文化關聯和相對優勢，所以，雖然中國分別於1999年和2003年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和“中部崛起”戰略，但是進展緩慢，中央政府出台的中西部發展規劃也難以推進(本文第二部分具體分析)。

 其次，陸上“絲綢之路”南部的“茶馬古道”，通過陸路將中國西南地區與東南亞和南亞國家相連，一直是“絲綢之路”的南部通道。然而，在改革開放前的30年裏，中國的西南部地區相對封閉，南部“絲綢之路”紐帶被阻斷。改革開放30多年來，西南部地區逐步對外開放，呈現了發展活力。近幾年來，隨著中國與東盟經貿合作的推進，自由貿易區的發展，特別是中國—東盟大湄公河次區域電力合作機制的推進和中緬油氣運輸管道系統的建成，打通了中國走向印度洋的新方向，但是，雙/多邊政治、經濟和人文合作機制相對滯後。

 第三，歷史上的陸上“絲綢之路”在東南亞、南亞、波斯灣、東非地區等區域與海上“絲綢之路”多處交匯，之後又在地中海和東中歐地區再次重合。但是，60多年來，陸海“絲綢之路”在交匯處時分時合，30多年來中國在上述地區的經貿合作陸海分離，諸多投資合作項目沿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分別運作。中國在非洲和西亞(特別是波斯灣)的合作集中在陸地資源開發，對鐵路、港口、海上設施和船隊等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薄弱。因此，海外資源投資效益難以在陸海“絲綢之路”的經濟和文化戰略中得到應有的顯現。

 上述問題究其原因，是30多年來國內外的投資合作均忽視了“絲綢之路”所體現的不同地緣空間之間的關聯和互動性，因而難以促進國內不同地區之間、以及與沿路國家、民族和文明之間的相互推進和交融。這些問題已經成為目前中國國內外投資合作戰略中面臨的突出問題。

(二)“絲綢之路”的戰略板塊和支點

推進“絲綢之路”戰略構想的關鍵，在於能否在關鍵地域、海域和領域建立戰略板塊和支點，因為關鍵地域和海域在連接相鄰地緣空間過程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其中，中亞地區是歐亞大陸“絲綢之路”上重要的“中間地帶”，而裏海是中亞地區、高加索地區、西亞之間過渡、互動和結合的關鍵海域。東海、南海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門戶，黑海、地中海、波斯灣和阿拉伯海在海上“絲綢之路”中具有樞紐作用。這些關鍵地域和海域都是“絲綢之路”中各個地緣空間相互關聯和互動的重要過渡帶。

 以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能源領域的內外合作為例，中國與中亞國家，特別是與哈薩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成功開展了以油氣資源開發和油氣管道建設與運輸為重點的大規模經貿投資合作，為雙邊和多邊的政治、經貿和文化合作奠定了紮實基礎，在一體化開發、綜合開發和區域安全保障等方面積累了諸多經驗。目前，中國在中亞地區形成了5000多萬噸油當量/年的生產能力、2000萬噸/年原油管道輸送能力和超過500億立方米/年的天然氣管道輸送能力。從近20年的實踐看，中亞地區無疑是中國國內實施陸上“絲綢之路”戰略構想的第一個境外戰略板塊。而進入和擴大哈薩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的油氣合作區，則是實施陸上能源“絲綢之路”戰略構想在中亞地區的重要支點。中亞地區對於中國來說是資源潛力巨大的周邊合作區，與中亞重點國家的緊密合作，對於中國特別是西部地區的改革開放、國家長治久安和可持續發展休戚相關；②而對於中亞國家(內陸國)來說，中國既是巨大而穩定的亞太市場，更是他們通向亞太市場的陸橋、出海口和戰略支點。中國與中亞地區之間獨特的互動性就在於互為依托，互為支點。

 西亞地區(主要是波斯灣周邊國家)處於歐亞非的過渡帶，由此可向黑海、地中海和北非地區延展。中國在西亞地區既有陸上的投資合作，又有規模性的海上運輸和經貿往來。目前中國每年從西亞進口的石油接近1.6億噸，占中國原油進口總量的50％左右，同時中國還在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和阿聯酋等國從事油氣勘探開發、技術服務和工程建設。西亞地區的海灣國家是中國實施西亞投資與貿易合作的重要支點。西亞地區對中國海外資源開發合作具有獲取資源和連接中亞、歐洲和非洲等地區的多重地緣意義。而中國是西亞國家“東方政策”的重要對象，也是西亞國家與亞太地區和重點國家開展廣泛合作的戰略支點。近20年來，互為依托和支點的作用逐步上升。

 在非洲地區，雖然近10多年來投資合作穩步推進，但是戰略支點並不突出。僅從能源資源合作趨勢看，中國在非洲不同地區和國家的投資合作相對分散。其中，在北非和西非的油氣投資相對突出。基於目前中國在南北蘇丹等國家資源開發的基礎，借助於2014年5月李克強總理訪問非洲，推進了東非地區的鐵路和管道等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東非油氣的大開發，預計今後東非沿尼羅河流域有可能成為未來10年中國在非洲能源資源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支點。

 東海和南海是中國海上石油走向的兩大門戶，涉及太平洋主要能源運輸通道，包括來自美洲的能源資源通道以及中澳能源資源合作的通道。目前，複雜的東海和南海地緣政治關係使得爭議海域油氣開發推進緩慢。從南海經馬六甲海峽到印度洋，可使海上石油通道進一步延伸到南亞、阿拉伯海、波斯灣、東非和地中海等地區。而海上東亞、東南亞和北印度洋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板塊，可分別向太平洋、印度洋及地中海地區延伸。這些地緣空間關係凸顯出海上東南亞在“絲綢之路”戰略中的戰略地位及其在連接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支點地位。在這一區域，中國大陸與台灣地區間的合作關係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如果未來兩岸實現了良性互動和戰略互信，將使中國在這一關鍵地帶的力量倍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