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斯文·史事、故事與商事

對領先企業乃至偉大企業的故事的記錄，今人習見者，不外兩類：其一，企業本身盛名顯赫、有煌煌歷程需要書寫，或是處在一個焦點行業、引一代風氣之先，這都屬應有之義，不必多說；其二，擁有一位事功極大的企業領袖，令人仰視，由人而及企業，也可成就一段佳話。
　　這一類作品好不好？的確好，即便不那麽優秀，也起碼為企業做了交待，記載了許多資料，立下留存之功。只是，汗牛充棟的企業傳記，無論記事或是記人，總脫不掉一個毛病：被熱鬧喧囂的表面事件吸引，反丟掉了原本該寫的東西。
　　這裏便派生出兩個問題：企業為什麽出書？這類書對讀者有什麽用？後者或曰，企業傳記、案例，究竟要傳遞給讀者什麽？
　　企業為什麽出書，答案有三：裏程碑式的紀念、企業宣傳一部分、對後人說話。這些動機都很清楚，無非為給企業服務，這裏暫且不去談它，單說第二個問題：大眾讀者，究竟要從書裏得到什麽？
　　在這個問題上，答案也有三：史事、故事、商事。在此一一略為評述，強作解人。
　　史事很簡單，企業從創始之初，一路走來，它的歷程是怎樣的，在外人看起來，是好運連連，還是厄運不斷；其軌跡大貌如何，是平滑，或是震蕩？有幾波折，最終滑向何處？這種從宏觀著眼，隔江看山的描繪，即是史事。看興衰、論勝敗，自然是中國讀者最樂於為之的事情。
　　比起企業的一波三折或水波不興的大歷史，故事即是微觀層面，即是細節，無數個細節疊加起來，才構成了企業的歷史。自然，故事的主角是人，人為主，事為副。如同錢穆所說，“事之重要性，常在少數人，不在多數人，中國歷史重人，尤重少數人，此乃中國史學一大特色。”那麽，在一本企業傳記中有意識地尋找故事，尋找書膽人物，這同是中國讀者樂此不疲的愛好之一。
　　商事是另外一回事，或者說，商事不是事，它是道理，是方法論。
　　譬如說，百年企業何以百年？把這個話題說清楚，這就是道理；又譬如說，某次商業行為的成功，企業究竟有多少手段蘊含其中，這就是方法論。比起興亡衰敗的大起伏、比起精彩紛呈的掌故、八卦，道理和方法論往往不精彩，甚至枯燥。但是，它正是讀者最需要的東西。
　　我們看資治通鑒的書名，讀者對道理和方法論的需求就很明顯：“鑒於往事，資於治道”，大眾讀者來讀書，在消磨時間找樂子的同時，在了解瞬間和暫時的事情的同時，還想要了解比較長期，對他有益的東西，如何能在盡可能短的篇幅裏，提供最大的價值，這就是企業傳記中商事的作用。
　　不客氣地說，市面之上，大部分企業傳記，在史事和故事上做的不錯，在商事上則相差甚遠。這裏面有企業的原因，但大部分都要歸結於作者缺乏挖掘與觀察的能力，或者是受觀念所囿，認為只要把史事描述清楚，把故事講好，道理與方法論可以留給讀者去自行尋找。如果是前者，尚可寬宥，如是後者，則是大大的“觀念錯誤”。
　　綜而計之，一本好的企業傳記，史事、故事、商事，缺一不可。
　　鄭作時先生的《領先的背後》，正是這三者綜合體現的結果。
　　《領先的背後》所描繪的企業，是有著150年歷史的香港中華煤氣公司，百年歷程，頓時為史事增加了滄桑感；而由於中華煤氣不斷向內地延伸和拓展，衍生出港華燃氣、華衍水務和易高環保等一系列企業，這些從初生到成熟的大型公司平臺案例，又包含了無數故事。這樣一家企業加上鄭作時先生的生花妙筆，如何會不精彩？
　　試舉一例。
　　書中描寫：中華煤氣首席執行官陳永堅入戶檢查，看到的情況顯然不如人意：取電的導線隨意地接著，沒有做多個設備的一體化，也沒有做敷線。在用戶還算整潔的廚房裏，顯得有些紮眼。
　　這顯然是故事場景的描寫，以此為引題，一看便是小說手法。
　　隨後，陳永堅提高了聲音說：“這樣很不好，做事馬馬虎虎。電線這麽亂拉，既不美觀，又不安全。我們的員工做事不能這樣，這樣馬馬虎虎。”最後補充：“要麽設計一體化，要麽所有的線都要重新鋪一遍。你們回去考慮下，這個問題要解決。”
　　這段故事，早在寫作之初，鄭作時先生便當面對我講過，印象之深，不在於它本身的精彩，而是鄭先生的態度——他是財經作家中資歷最深、見識最廣的人物，以他的識見來觀察中華煤氣這個企業後，居然對此類故事稱道不已，並由此發散，最終將其總結出來，試著為讀者推而廣之，可見中華煤氣這個企業從魅力到內涵，都足以為讀者提供一次有價值的閱讀。
　　身處行內，為人所邀，鄙人常作書評，老實講，大部分書並不真覺得好，說它們是無奈之舉，這實在是良心話。假如本本都大唱贊歌，不免讓人懷疑鄙人讀書品味差。於是私定規矩：
　　一本企業傳記，史事、故事、商事，三者完成一條，不批評；完成其二，只誇不薦；三者俱全，令人讀了大有益處，至少對鄙人有益，那麽為之作序作評，贊揚推薦，便是兩全其美的好事，居之安然。
　　不過，以上的標準對鄭作時先生並不適用，他早已超過了上面的境界，這是讀罷他八部作品之後得出的結論，或者說，他用他一部部高妙的作品，早已取得了我的服膺與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