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演講的第一句話總是最困難的。不過，這個問題我已解決。然而我感到，即將到來的句子——第三句、第六句、第十句，直至最後一句——是同樣困難的，因為大家期待我談論的是詩歌。對於這個話題，我談論得很少——事實上，幾乎從未談過。每當稍有提及，我總是暗自懷疑，對於這一點自己並不擅長。因此，我的演講會十分簡短。小分量的缺憾總是更易於被容忍。

當代詩人都是懷疑論者，甚至，或者該說尤其是，懷疑自己。他們很不情願公開聲稱自己是詩人，甚至似乎有些羞愧。在我們這個喧囂的時代，比起認清自己的優點，承認自己的缺點顯得更為容易，因為缺點總被裝扮得十分華麗，優點卻隱藏得更深，而你自己從未深信它們就存在於你內部。當詩人填寫問卷或與陌生人聊天——即，當不得不揭示自己的職業——他們喜歡以籠統的名稱“作家”稱呼自己，或以寫作之外的任何工作代替“詩人”。公務員或公共汽車乘客一旦發現在與詩人打交道，就會變得難以置信、驚慌失措。我猜，哲學家會遇到類似的反應。但他們的境遇要好些，因為他們往往會以某種學術頭銜裝點自己的職業。哲學教授：這樣聽起來更體面。

然而沒有詩歌教授。畢竟，那意味著，詩歌將成為一種職業，需要專業化的學習、定期考試、附有參考文獻和腳註的理論文章、最終在典禮上頒發的畢業證書。另外，這也意味著，在稿紙上寫滿詩歌，即使是最精致的詩歌，也不足以成為詩人。關鍵因素是某張蓋有官方印鑒的文件。我們不妨回想一下：俄羅斯詩壇的驕傲、諾貝爾獎得主約瑟夫·布羅茨基，正是以此為基礎被判處境內流放。他們稱他為“寄生蟲”，因為他缺少授予其詩人權利的官方證書。

數年前，我有幸見到了他，這讓我高興。我注意到，在所有我認識的詩人當中，唯有他樂於以詩人自居。他說出這個詞時，非但毫無抑制，反而帶著挑釁性的自由。我想，那是因為他回憶起了青年時代經歷的粗暴的羞辱。

在更為幸運的國家，人性尊嚴未輕易受到侵犯，詩人當然渴望出版詩集，被閱讀，被理解，但他們不會為超越於普通民眾和日常事務之上而有所行動。在並不久遠的本世紀前幾十年，詩人還竭力以奇裝異服和乖張舉止震撼我們。然而，這一切只不過是為了向公眾炫耀。但那個時刻總會到來，當詩人們關上門，脫下披風、廉價而艷俗的衣飾以及其他詩歌道具，就需要在寂靜之中面對依然空白的稿紙，耐心地守候他們的自我。因為，最終，這才是真正有價值的。

偉大科學家和藝術家的傳記影片層出不窮，這並非偶然。越來越多富於野心的導演在探索，如何去忠實地再現重要科學發現，或傑作誕生的創造性過程。而且有人的確較為成功地刻畫出了某些類型的科學勞作。實驗室、各式各樣的器械、精密的機器重現於眼前：這樣的場景能在短時間內吸引住觀眾的注意力。這些充滿變數的時刻——進行了上千次的實驗，每一次都做了微小的改進，最終能否預期的成果？——是富於戲劇性的。關於畫家的影片可以拍得引人入勝，它再現一幅名畫成形的每一個階段，從最初的鉛筆線條到最後一筆油彩。音樂則可以彌漫於關於作曲家的影片中：從響起於音樂家耳內的旋律的最初幾個音節，到最終融匯成一首成熟的交響樂作品。當然，這些都顯得十分幼稚，而並未詮釋靈魂中一般被稱為靈感的奇異狀態。但至少在視聽上滿足了觀眾。

詩人是糟糕的，他們的作品無法呈現為影像，這令人絕望。一個人坐在桌前，或躺在沙發上，目不轉睛地凝視著墻壁或天花板。這個人時不時地寫下六七行詩句，一刻鐘後，又劃掉其中一行，然後又過去了一小時，其間什麽事也沒發生……誰有耐心觀看這樣的場面？

我剛才提到了靈感。被問及何謂靈感以及靈感是否真的存在時，當代詩人總是閃爍其詞。這不是說，他們從未感受到這種內在力量的庇佑，而只是很難向別人解釋自己都無法理解的事情。

有時，我被問及靈感，也故意回避。不過，現在我可以回答：靈感並不是詩人或藝術家的特權。現在、過去和將來，靈感總會光顧某個群體的人。那些自覺地選擇自己的職業，並以愛與想像去完成工作的人都屬於這個群體。也許包括醫生、教師、園丁——我可以列出上百種其他職業。只要能夠從中不斷發現新的挑戰，他們的工作就是一場持續的冒險。困難與挫敗從來不會抑制他們的好奇。一大堆新的疑惑會從他們業已解決的問題中湧現出來。不論靈感是什麽，它總是誕生於持續的“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