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公元1800年前後，西方人因為工業革命的成功，促進了文明**，也開啟現代國家的序幕；但同時期的中國，雖然出現實用主義學說，卻因改良的科技武力仍然屢戰屢敗的經驗，及往後一連串的文化罹難與退卻（文化大革命），致令“現代中國”遲至20世紀才出現。

公元1800年拿破侖在意大利向奧軍進攻，傑弗遜和蒲爾在美國選舉中相持不下，英國首相庇特好象已經將不列顛和愛爾蘭的合並構成事實。中國的乾隆皇帝曾自稱“十全老人”，死去不過一年，他的親信和坤已被拘押而由禦旨令他自裁，從他家中沒收的財產以億萬計。白蓮教徒的反叛已一發不可收拾，在湖北、山西和四川他們獲得廣泛的支持，政府軍一再宣稱叛徒已被擊潰消滅，可是事後看來他們的力量尚在擴大。因著兩廣總督的建議，皇帝下令禁止鴉片進口，不許白銀輸出已在一年之前奉旨施行。這一連串發展，引導著一個新世紀的來臨，對中國來說，這是一個失敗和極端困難的世紀。

從上一章所敘的光榮和成功的事跡來看，讀者不免要發問：何以中國的由盛而衰竟有如此神速？

朝代循環與長期停滯

中國作者通常強調朝代循環。當乾隆退位之日，清朝已達到成長的飽和點。旗軍的尚武精神至此業已消散，這也和明代的衛所制度一般無二，前所登記的人戶也不見於冊籍。雍正的“養廉”，雖說各主管官的薪給增加數倍，仍不能供應他們衙門內的開銷。更不用說官僚階級的習慣和生活費已與日俱增，而為數萬千的中下級官僚，他們的薪給不過是聊勝於無。因此貪汙的行為無從抑制，行政效能降低，各種水利工程失修，災荒又不適時救濟，人民鋌而走險為盜為匪，也就事實逼然了，這一連串的發展前後見於中國之歷史。在西方與中國針鋒相對前夕，清朝已未戰先衰。

今日距當時即將過兩百年，我們的觀點因之似應伸長。前述四個皇帝的記錄初看燦爛光輝，但從宏觀的角度判斷已與時代相違。雖有剩余的款項來往手中，但他們從未用以改造上端組織或者加強上下之間的聯系，這時仍然沒有一個**的金庫，全國的收支仍是由收稅人和派用者零星的交授，因此一切統計無從核實。經濟方面縱有進展，但民法仍無長進，也不能相輔而行。中國仍不過是一個多數農村的大集團。

也只是因為我們又有了近兩百年歷史的縱深，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說來容易做時困難。多數農民只能集體地指揮，官僚既以1500個縣為可以互相對換的職位，也不便令他們互相競爭以增進技術上的進步，唐宋的歷史已有殷鑒，第三帝國要想領§導全體大眾，只能註重那些共通之處，那就只好著眼於意識形態的和諧了。當我們檢閱科舉考試的內容，人事考核的程序，以及地方政府的施政情形，我們可以看出其倚賴於意識形態的情形極為顯著。

可是保守的力量作主，中國就象一個龐大的“潛水艇夾心面包”。上面一塊長面包稱為官僚階級，下面一塊長面包稱為農民。兩者都混同一致，缺乏個別色彩。當中的事物，其為文化精華或者施政方針或者科舉制度的要點，無非都是一種人身上的道德標準，以符合農村裏以億萬計之的小自耕農的簡單一致。以這道德標準輔助刑法，中國缺乏結構上的實力足以成為一個現代國家，她缺乏必要的應變能力。

一個現代國家，其社會由貨幣管制。內中分工合作情形，物品和服務工作彼此交換，與其因此而產生的權利和義務全有法律明文規定。一個多元的社會成為可能，是因為它所需的數目字以公平觀念為準則，能使其公民做以前不能做的事。新的教堂由信徒出資支持。藝術家和自由職業人士互相競爭，贏得贊助者和雇主。現在看來，這種程序被稱為“由封建制度進展到資本主義”實為歷史學裏的一個錯誤安排。這說法將階級鬥爭的觀念一提出，就把其他各種原則與程序全部抹殺置之不顧。也因為這說法具有道德的含義，加上技術上的困難，使人不便將整個問題分析清楚，忽略了其在東方和西方的不同發展。

清朝組織有它的特點，他不可能效法西歐的民族國家。西方民間的自由源自於封建體制裏額外頒發的城市特權。可是市民階級的資產力量，仍無從構成社會的大改造，只有國際貿易增多，在全國經濟裏的比重升高，商業財富的力量伸展到農業財富裏去，牽動了全局，才構成實力，如此才可以改造社會。當日政府也仍不肯立時服輸，只是抵禦不得，才無可奈何地承認改組，此後便以商業原則作為施政的準據。同時中國的情形，可自亞當。斯密所述一節看出，他說：“中國歷來就是世界上一個頂富裕，也是一個最肥沃，耕耘最得法，最勤奮而人口眾多的國家。可是看來她長久以來已在停滯狀態。馬可波羅在500多年前遊歷該國，盛稱其耕種、勤勞與人口眾多的情形，和今日旅行該國者所說幾乎一模一樣。可能遠在當日之前，這國家法律與組織系統容許她聚集財富的最高程度業已到達。”

斯密所說中國的法律與組織賦予存積資本之限制，無疑的合乎實情。明清政府構成時，其宗旨即在於支持大多數小自耕農，可是後者的生產方式一進展到某種飽和點即再也無法增進。正如上面已經說過，600年來基本的農具仍是一模一樣。另一方面，現代商業需要廣泛的展開資金之借用，經理與所有權分離，各種技術上的支持因素全盤分配。這三個條件能夠行得通，全靠信用，而信用要在法律面前生效，可以由司法機關強制執行。所以政府消極地不幹預個人公平交易，使物品和服務互相交換還是做得不充分，它必須有維護這種制度的贊助者、法官和警察。我們只用看一看明清政府的財政管理情形就可以斷言，第三帝國既無力也不願盡到這樣的責任。中國感覺到自身連用數目字管理的程度都還不夠，也只好提倡個人對自己的抑制，對人謙讓，但這樣，不可能在治理億萬人眾的範圍內，做到公正合理的地步。

斯密所說的停滯狀態也值得批評。沒有一個國家可能先後停滯到好幾百年，實際上在這段長時間內，中國經過好幾次政策的改變和反復。遠在11世紀，王安石就決心將宋帝國財政片面地商業化。不幸地，當中一個失敗的原因，卻正是由於他的規劃缺乏商業資本和民間的支持，當時慘痛的結果，歷久而不能忘。這財政之展開既無出路，蒙古人入主之元朝也未能貢獻任何對策，至明朝才打開僵局，其辦法卻是大規模地全面退卻。從此**政府不再親身只手去掌握各種財政上的資源，而用預算及限額去節制其抽取與支用。政府本身不與經濟上最前進的部門發生關系，而且也坦白聲明，提高人民生活程度不是它的宗旨，所以他所標榜的道德無非也帶著泥土氣息。清朝雖然也無意於**，但到底將它手上所主持最缺乏彈性的管理法規稍微放松，例如讓較多的貨幣流通，在某些條件下，對財政采取現實的態度，不完全期望官僚克己從公，開放廣州的海禁等。然則大體上講，全局已定，也無從推翻。國家體制的最大功用是將千萬的農村糾結在一起。意識形態較科技優先，文化上的影響比經濟更重要，各級官僚的消極性比他們適應環境的能力還要被重視。甚至邊境上的武裝沖突也不足改變這作風，與第二帝國的高度機動態相比較，第三帝國確無機動性，這結果可能使《原富》的作者覺得中國長期“停滯”。

地緣因素

這是誰的過失？我們是否要責備宋代的**者，他們過於輕舉妄動？要不是他們的失敗，何以1000年後，無人再敢嘗試以貨幣為管制的基礎？是否咎在忽必烈？他一心只顧到戰勝取功，而未將中國本部構成一種系統？是否我們又要譴責明太祖朱元璋？他是否對宋朝的失敗反應過甚，因此才把鐘表向後倒撥，超過了任何合理的程度？是否清朝皇帝也有罪愆？他們一心只想做中國式的天子，而不敢真實地恢復中國固有文化的長處。甚至今昔情況已有不同，他們生活在17世紀和18世紀，應當對外間世界多幾分認識？簡單的說，從短視界看來，以上假定，其中一個或是全部都可以經過一番搜集，構成令人置信的專題。

但是把這些事跡擺在一起，前後貫通地看來，我們覺得當中有無可避免的地緣政④治因素在，它的影響超過所有歷史人物及各朝代作為的總和。本書在前述各章內，前後提出各種議論，綜合起來都可以歸並於亞洲大陸整體性所賦予歷史的影響。既有2000英裏容易被人侵*的前方，中國不得不構成一體，於是才能生存。戰略上的需要不僅要顧及攻勢的力量，能對沙漠地帶有沖擊力，尤其要整備後方，造成長期作戰的持久性。更重要的則是，要有後勤的能力支持以上兩種要求。在這些條件之下，斷定了數量的優勢超過質量。亞洲大陸的氣候如是，所有的皇帝與中樞主政的官員，不得不經常想起饑謹和可能引起謀反和叛亂。如何使生活更豐富優渥只能擺在這些顧慮之後。另外要防制地方力量威脅中樞，則貴族的莊園不容考慮，在此情況下只有向個體農戶直接抽稅。簡單均一成了當中最重要的原則。開庭審案在這種體系下不容易，法庭的用費以及訓練一批精通法律的職業人才都得再三考慮。有了以上的前提，則在經濟上比較合適的安排，如唐宋之交“五代十國”時，南方比較有效率的國家設施都不能經久。中國歷史上的大帝國如漢如唐都是建立在粗線條的基礎之上。宋朝對貨幣的著眼較為前進，可是結果仍被比較落後的明代制度席卷。清朝皇帝的優點和劣點已經擺在眼前，從歷史上長期合理性的觀點看來，他們等於被邀請松解一個憲法上（此指不成文憲法，亦即基本的組織）的死結，他們文化程度較低，至此反成長處。因為他們無牽掛，所以更能一視同仁。他們也更能心甘情願地學習，因之他們施政綱領有社會環境的支持，它總是重視最主要的事物，也註意於滿足人類最基本的要求。

於是，有一個可怕的情形要預先提出：有朝一日中國被迫改造，革命程序定要推翻1000年來之所作為。在西歐和日本，以商業上的條理治國可以從組織中層發動，商人可作有效的貢獻，中國則需要將商業條理與組織加於成百上千的官僚或以億萬計的農民頭上。而社會的習慣又一向不註重民法，內中私人財產權有了君子不言利的習慣，又用自我抑制，對人謙讓的教條阻塞正當的爭辯，結果只有使真偽不分，上下顛倒。有了這些復雜的因素，來日的革命要將這一切清算，必定會曠日持久，也會悲痛慘切。

社會經濟方面的限制

現在我們可以再從1800年的立場重新檢討朝代循環說：乾隆的記錄不如他說的那麼完美。一開始，他並沒有接受一套完善的財政系統，有如最近的研究所發現。也象和坤事件所顯示，他生前有不少難為人言的事跡，當時仔細的遮羞，事後才逐漸暴露。傳統官僚主義的作風，真理總是由上至下，統計數字反映著上級的要求和願望。“十全老人”的“十全武功”主要是由漢人組成的“綠營”擔當，他們曾遭受嚴重的損失，只是沒有對外公布。白蓮教為一種秘密結會的組織已有多時，事實上也在他禦宇的最後數年內公開叛變。

與群眾暴動密切相關的，是由於過去150年內部的和平和繁榮引起人口的激增。迄至1800年，中國的人口已接近或者遠超過3億。無可懷疑的，在滿清前4個皇帝在位期間，他們統轄的人口已經增加一倍。在這農業國家內，勞力即是資本，農業上的剩余很難轉移到其他方面去生利，只方便地用以支持人口。可能開拓的新耕地日見稀少，這國家就不幸地落入馬爾薩斯的“慘淡的科學”範疇裏去。馬氏的人口論與法國大革命同時，只比乾隆去世日早了10年。

接近1800年。山西之票行已開始在各大城市設立分行。蘇州和南京地區間，絲織品的緞機據稱數以萬計。制鹽業、銅礦和瓷業的制造雇傭了大量勞工。這些傳聞通常零星地載於各種資料之內，缺乏詳細的記載陪襯，有時使現在的讀者感到迷惑和懷疑。實際上這些情形最多不過表現，迄至歐洲工業革命之前，中國仍有若幹財富單獨集中的例子，為西方所無。可是這些零星的情節不足以構成一個系統。如果我們一定要用資本主義這一名詞的話，我們一定要想象其為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一個社會要從“農業的系統”轉變而為“商業的系統”之際，不僅它的法律工具要全部調整才能適應新環境，而且所有人民也要經過相當的準備，然後他們之遵守新法，才具有一種社會的強迫力個人及各公司給予彼此之信用，所涉銀錢證明私人財產權已經固定，所以分工合作，將服務及貨品互相交換已是不教而能，也不待勸說而自願參與。因此，癥結不在於財產之多少，而是這財富如何才能交換而用於投資，使它繼續成長生利。及至今日為止，所有的國家有了如是一段的突破經驗後，即發覺其轉變無可逆轉。中國在1800年毫無與這程序接近的征象。所以將上述例外的情形集合起來，而稱中國已有了“資本主義之萌芽”實無意義，這等於說一個小孩子不稱他為小孩子，而勉強叫他為“預備成人”。

清朝實用主義的局限

清朝在學術上以“實用主義”著稱，在1800年前，好幾部偉大的小說已經出現。可是這裏所稱實用主義只不過說當時的學者不效法宋儒之作形而上的揣想，也不學明儒之接近於參禪以求頓悟。他們仍然缺乏一種物質上的環境足以使他們獨立地思索。所以也無法脫離根深蒂固的社會價值，這些社會價值既已於官僚的經理管制結不解緣，他們也就信而不疑。這一批思想家更正了過去學者若幹的矯柔造作，可是所謂實用主義者緊隨儒家經典和歷史，始終無法產生一種透視的眼光，看到肉眼之所不能見。實用主義有何用場？還不是脫離一種思想系統以便制造另一種。象培根和笛卡兒所發現，科學因長久的和堅持的“不相信”而產生。清代的實用主義者無此徹底，他們也沒有希臘科學家的程度，相信自然法規需要不斷地展開（這種想法日後對歐洲的文藝復興產生了作用），且清朝的實用主義尚不能產生有如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的多元形態。

清代的小說也實有它們獨特之處。他們將當時的生活狀態以極悠閑的態度寫出微細之處，非其他文字所能勾畫。可是從歷史學家的眼光看來，這些小說仍為官僚主義之下的產物。《紅樓夢》帶著唯美的色彩，過度地追懷過去，過於感情化，過於女性味；《儒林外史》極端諷刺，卻好象一部論文集。作者之憤怒和自我憐惜表彰著他們生活範圍之窄狹，他們的讀者與愛慕者想必深切地了解而具同感。

我們是否把一個時代批判得過度？如果我們的目的只在敘述18世紀，那可以說立論過於苛刻。要是不脫離18世紀的眼光，本來我們也可以循著歐洲的啟蒙運動，贊揚中國為社會上和諧的好榜樣，或者像法國的重農主義者一樣，相信中國人總是將註意力集中在要緊之處，再不然又可以學著當日的技工，欣賞著各種中國式（chinoiserie）的物品，從柚木桌椅上的鏤空雕刻到幾尺高的漆器花瓶。其外表有如綢緞之精美。可是片面的優雅高尚只引起另一方面的危機和危險。公元1800年距鴉片戰爭只40年，那一天來臨時，中國和滿洲的士兵要用過時的梭標與大刀對付一群以540尊火炮擺在16艘船艦之上渡海而來的敵人。以後尚有接著而來的150年苦難事跡，這些事跡也都是源於同一基本原因而產生的壓力與緊張性，一路下去終至於文化大革命。外間的觀察者看不清其來龍去脈，所做分析，才會以“瘋狂的根源”（RootofMadness）為題。

我們雖對18世紀中國有苛刻的批判，其用意無非說明此中確有“根源”，但無“瘋狂”。假使讀者願意追溯深遠的話，則表面上看來不可思議的地方仍有其解說。其根源出自地理，也出自歷史。在那情形之下，1800年並不是一個分裂點，它是一個適宜的基點，讓我們稍做停留，瞻前顧後地反思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