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解放的最重要的結果是消減民俗社區對於科學和其他外在共同體的不對等。一般來說，社區在新的情形下將獲益。這不意味著就沒有問題。問題在於，證明誰是真正的社區代表可能是需要智慧的。社區傳統的解放可能走向一條窄路，比如對民間舞蹈感興趣，那麽過一段時間後，社區才會對民俗工作采取全方位的態度。

另一個不對等消減的原因在於，解放傳統社區的過程扮演了主流文化的角色，它的一些模型甚至也被復制了。

15.文化政策中的民俗使用。最經常涉及傳統社區和它的「老大哥」多數群體，或者某個監督主體，如宗教群體或者政治活動。各種偏狹的興趣和屈尊俯就的態度使得不對等的情況出現。社區可能一方面從提供的文化—政治的，理智的和功能性的目標上畏縮不前。另一方面，吸引公眾注意的機會也可能在特定案例中具有誘惑性，如社區贊同了一個或許不能與其和睦相處的項目。任何從項目來的經濟所得都可能有同樣的效應。傳統文化很容易成為外來藝術和文化的對立面：社區排列外來文化和土著傳統文化的支持措施與項目的順序，已經成為增強認同感的指標。

在這樣的語境中，社區身份可能暫時引發爭議，甚至會被出售。然而，任何沖突不僅是來自外界的提議和壓力。文化政策和其中傳統文化所占的部分如果越界，戰爭也會從社區內部開始。個體的興趣可能受到相當大的影響。

16.民俗的商業化。民俗的銷售價值問題可能引出的各種各樣答案，取決於它的材料或者用途。一方面，許多民俗事件全部或者部分由商業興趣主導。大量的民俗工作以沒有任何獲益承諾的思想基礎完成，通常來自社會或者贊助商的資金支持。把這樣的工作成果商業化就是一個問題，在民俗中對商業化這一術語的通常使用方式並不總是很清楚。另一方面，再利用要花錢，在未來沒有來自社會的支持，或者這樣的支持將會減縮的限定下，要求它們自給自足可能看起來是合理的。

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里，關於民俗的版權問題一直被廣泛爭論。版權法中的一處條款提出了一定程度上在公共領域對項目的保護。還有特殊立法的計劃，但是在保護的「工作」、權力的持有者和使用者界定方面遇到了困難。一個解決辦法將是對民俗工作按磁帶稅收益的部分分配。這將意味著，任何購買一盒空白帶的人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購買了使用民俗的權力，傳統社區將收到至少是間接的補償，事實上民俗銷售的收入找到了進入各項事業、表演者、唱片公司和出版商口袋的路。因為他們是受版權法保護的。

旅遊是民俗的主要消費者和再利用的發起者。至今很少有人研究旅遊啟動的過程，卻很容易將其指向消極現象的「偽民俗」，這是個與民俗主義一樣應謹慎使用的術語。作為民俗的消費者，各種興趣和娛樂共同體制造了相當多的驚喜。再者，它們在民俗的工業生產中也存在問題。

我們可能會問，什麽樣的民俗能忍受被展示甚至銷售的壓力？又是什麽輕易地變成對自身的拙劣模仿？這里給爭論和研究留下了無窮空間。

17.保護傳統文化和民俗。近來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給成員國的關於保護傳統文化和民俗的國際建議案，擱置了關於進一步調查版權的棘手問題。建議案強調的是積極的保護，文檔記錄和民俗材料的保存，但是也注意到再利用，甚至是復興傳統。目標是實現對民俗文化價值的認知，並為那些不一定存在民俗的地方加強和創建民俗工作的基礎設施建設。盡管建議案是寫給政府的，但是傳統文化的保護並不試圖服務中心利益。相反，建議案強調任何社會和族群對自己傳統文化的權力，也特別適用於文化上的少數群體。

(作者簡介：[芬]勞里·航柯(Lauri Honko，1932-2002)，國際著名民俗學家，1982年，勞里·航柯正式受邀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民俗保護項目的主要專家。原文出處：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2022 年 0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