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時主持壁報，沒人投稿便自己動筆，隨意署個筆名貼上去。老師有時提到“這篇不壞”，我便潤飾了投去報刊，居然認識了幾位編輯和文友。

到吉隆坡念書，沒事就往報館、出版社轉，找人談詩、談文學。一畢業，朋友說出版社缺編輯，你有興趣我和老總提提。想想“文藝青年”加入“文化機構”，算是一條活路，二話沒說就接受了。


尋找葉亞來

老板剛好接管了一家日報，把出版社的整個采訪部遣往壓陣。公司原有的幾份刊物要內容，找些自由寫手操刀便是。沒工夫訪談，剪些港臺圖文，翻譯日、英文報刊就有著落。

編輯部的同事，好些都是文壇中人。喝茶吃飯在一起，常消遣自己是在文字加工廠上班；幹的是拿剪刀與漿糊剪剪貼貼的手工作業。

我天生沒耐性，上班沒多久，便覺得自己像是壓在五指山下的孫悟空。我是孫行者，四方八面的來，五湖四海的去，才不枉費人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向上司反映：出版社這麽大，很需要內部記者。他倒通情達理，向老板建議讓我走外勤做采訪。

一家擁有好幾份出版物的機構，卻只有一位記者，那位記者有多受編輯們歡迎，是可以想像的。例如，某政治人物質疑葉亞來發展吉隆坡的功績，我尋尋覓覓找到他的孫子，然後在他憑著記憶帶領下，摸入廣東義山一片荒蕪多年的草莽中，找到葉亞來的墳墓。晚霞滿空、群鴉歸林的時刻，我撥開重重茅草，憑手指頭的觸覺確定其墓碑。


一個故事多次處理

這篇新聞登在三日刊頭版後，老板特別頒了筆獎金給我。月刊主編找我研究，怎樣以不同的切入點，把故事發展成更詳盡的特寫。在黑白印刷為主的年代，他要圖文並茂多編幾頁彩色版，以吸引讀過或錯過三日刊的讀者。這樣的文字經營，慢慢的就成了一種模式。

有一回，采訪大馬1970年代的歌壇巨星李逸。新聞發布會的午餐結束後，所有記者都走了，我們還愉快的聊著。豈知幾個星期後，他在一場深夜車禍中喪生。我一早到吉隆坡中央醫院停屍間去看他，是我頭一次看見往生者。


當天夜裏，睡睡醒醒的，其遺容與笑顏交錯在我腦海。天亮後，決定和另兩位同事聯手，幾天內完成了大量有關他生平與葬禮的文字。除了供公司的各刊物下版外，還出版了一部紀念單行本。當時的李逸如日中天，死得突然，紀念刊暢銷得被外界盜印出幾種版本。

在出版社待了兩年，去了一家日報。沒幾個月，接到一通電話，邀請我全職協助一位公眾人物。就這樣，和團體工作――特別是培訓與策略規劃――結上過去三十年的緣。


談組織對無形資產的策略管理，這是我最早的親身體驗。故事內容，是出版社的“智慧資本”。當然，這名堂是我後來去念了管理學得來的。刊物不能和日報比每一天所發生的新聞，只能挖掘大眾有興致而被忽略的事物。
而同一個題材，可以做多次不同角度的處理，刊登在不同的印刷物。無需聳動或煽情，一樣能讓讀者願意繼續閱讀。我當時只領一份薄薪，每次追蹤一個事件，腦子裏卻盤算著兩個還是三四個，可以分開發揮的劇情，發給不同的主編。對公司來說，真是求之不得。


激發職工激情

就“人力資本”來說，我本身倒是占了便宜。一踏入社會即領悟了一件事，就是有機會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我會不顧日夜浸在那件事裏。這過程本身就是一種享受。這形成我投進人力資源開發專業後的哲學觀；相信企業領導人的天職，就在於發掘部下的專長與興致所在，然後想方設法鼓舞他往那優勢滲透。


幾年前，和一位雜誌主編聊天，他向我訴苦說，其手下一些新聞從業員的工作態度令人嘆息；造成不缺人口但缺人才的現象。他曾吩咐一位記者做好功課，因為有消息說周潤發五天後將到大馬來，到時設法逮住他做一篇深入的訪談。

那位記者反問他：“萬一我準備好了，周潤發不來不是白做？”“要是他來了卻不接受訪問，不是很沒意思？”“有何特別的事，他的公司會發新聞稿的啦，還問什麽？”“還有，他五天後什麽鐘點來？我約了男朋友要去馬六甲。”這位主編倒成了受訪對象！


缺乏工作意願的雇員，無法形成企業的人力資本，反而成了負累。要談開發組織的智慧資本，需要找到對策點燃其熱忱。切準他們專長與興趣的故事，是其中一條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