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班加羅爾有一個命名非常貼切的辦公區:地球村,有一道由綠樹和灌木組成的高高的圍墻環繞在MindTree公司的周圍。在這道綠色圍墻的外面,街道上到處都是沿街叫賣的商販和機動三輪車,透露出又臟又亂的城市生活所蘊含的勃勃生機。在圍墻的裏面,高檔寫字樓從精心維護的花園裏拔地而起,在棕櫚樹、玻璃幕墻和冷灰色的石頭中間,展現出一派祥和的氣氛。MindTree公司是班加羅爾眾多非常成功的信息技術公司之一,薩布羅托·巴格奇是該公司的共同創建者之一,他經常穿著一塵不染的白色旅遊鞋和開領短袖衫出現在公司裏。巴格奇的外表很像是一位矽谷的大亨,講話的口氣很像是一位管理大師。不論交往的對象是來自新加坡的投資者還是來自印度最貧困地區的軟件工程師,甚至是不擅交際的哈佛教授,他同樣顯得遊刃有余。
巴格奇的開放體現在公司園區的無障礙規劃上,它以鼓勵員工交往為宗旨。所有員工總是聚在樓頂一邊吃著免費的自助午餐,一邊欣賞著這座亞洲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的景色。在班加羅爾,規模較小的剛剛創業的公司通常分布在較為古老的地區,也許是在一棟較為陳舊的建築的狹小房間裏,而且周圍的環境十分擁擠。在這些不太正規的辦公室裏,通常會淩亂地擺放著幾臺計算機,有時角落裏還會放有供夜間加班的員工使用的床墊。但是,不論它們的辦公環境有多麽大的差異,剛剛創業的小公司和老牌的信息技術企業同樣具有驚人的活力,同樣致力於將它們的產品銷往世界各地。
印度的公路設施很差,電力供應也明顯不足,從而給大型生產企業的生存造成了困難,這也是印度從一個農業大國直接走向一個信息技術大國的原因。在印度,任何人在開辦大型工廠和雇用非技術工人時必須與非常強勢的工會打交道。信息技術企業則很少受這些因素的制約。信息技術領域的工會很少,思想在洲際之間的流動是不需要公路的,每一個成功的互聯網企業都能買得起一臺備用的發電機。
印度的農村地區目前仍存在大量饑餓人口,但軟件企業家與處於饑餓狀態的農民,以及帶有種姓色彩的婆羅門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盧班·普坎是班加羅爾的互聯網企業家之一,他的經歷可以說明班加羅爾是如何培養和扶持才華出眾的年輕人的。他是在距離班加羅爾很遠的位於印度東部的古瓦哈蒂長大的,後來考入了卡納塔克地區工程學院。2001年,他成為了雅虎公司班加羅爾分公司的第15位雇員,他在公司裏負責研究競爭對手的互聯網搜索引擎。在雅虎公司,他遇到了一位商業夥伴;雅虎公司的股票期權則為他提供了成為一名企業家所需要的資金。
2005年,他創辦了www.bixee.com (意思是聽起來像大海一樣)。這是一個印度的工作崗位搜索引擎,它的信息來自於不同的網站,如monster.com。普坎和他的合作夥伴以很低的成本開發出了自己的軟件,然後出售給MIH控股公司,收獲頗豐(按照班加羅爾的標準)。一家知名的中介機構稱, 2010年,Bixee每天的有效訪問量高達10萬次。在MIH公司,普坎負責創建ibibo.com,最初這是一家社交和視頻共享網站,普通人可以在這裏展示他們的才華,寶萊塢的電影制片人也可以在這裏播放他們的電影。後來,他離開了MIH公司,準備開發新的社會媒體軟件。
19世紀時,布宜諾斯艾利斯和芝加哥等城市是牛肉和糧食跨洲流動的集散地。今天,班加羅爾成為了創意的集散地,成為了城市的教育中心。私營企業在這裏培養了數以千計像普坎一樣的印度青年。新技術的發展為雅虎公司的矽谷總部與班加羅爾分公司之間的聯絡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但是,便利的國際聯絡並未遍及印度各地。全球化讓一些地方變得比其他地方更加重要和成功,比如說班加羅爾。如果普坎仍然生活在古瓦哈蒂的話,他絕對不可能成為一位軟件企業家。
知識輸入的門戶:雅典
早在盧班·普坎開始在班加羅爾為雅虎公司工作之前2,500多年,城市就已經成了為文化交流的門戶。珠江沿岸的港口、絲綢之路沿途的城市,以及古代帝國的其他中轉港口,都為世界各地的旅行者提供了會面和交流思想的便利。文明的激情碰撞主要是在城市裏進行的,知識通過城市從東方傳播到了西方,也從西方傳播到了東方。班加羅爾只不過是最新發生那種古老碰撞的一個地方。
在公元前6世紀,雅典剛剛成為世界的知識中心。最為著名的希臘思想家都居住在位於小亞細亞的希臘猶太人聚居區的邊緣,他們在那裏學習了近東的古代文明。米利都是一個位於土耳其西部的經營羊毛制品的港口,同時也是第一位哲學家泰利斯和歐洲城市規劃之父希波達摩斯的誕生地,後者的網絡狀規劃為後來的羅馬人和無數城市提供了一個模板。
雅典是依靠葡萄酒、橄欖油、香料和紙草的貿易發展起來的。這座城市通過率領希臘人抵抗波斯人的入侵鞏固了自己的地位,這場戰爭給米利都等地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正如富庶而熱情的紐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吸引了因為戰爭而變得千瘡百孔的歐洲的作家和畫家一樣,雅典在公元前5世紀也吸引了因為戰爭而變得千瘡百孔的小亞細亞的各行各業的人才。希波達摩斯從米利都來到這裏,規劃了雅典的港口。其他人也來到這裏,對富庶的雅典人起到了啟蒙的作用。這些第一代的雅典學者後來影響了他們的朋友和學生,如伯利克裏和蘇格拉底。蘇格拉底開創了自己的門派,並培養出了柏拉圖,柏拉圖又培養出了亞裏士多德。
地中海沿岸的藝術家和學者紛紛聚集到這座城市裏,這裏為他們交流思想提供了接近性和自由。這一輝煌的歷史時期不僅誕生了西方哲學,還誕生了戲劇和歷史。有些隨機性事件也許是微不足道的,但它們的效應因為城市的互動而成倍地放大,雅典因此變得繁榮起來。一位智者遇到另一位智者,他們碰撞出了思想的火花。他們的思想給其他人帶來了啟發,於是真正具有重要意義的事情突然發生了。雅典獲得成功的最終原因也許顯得有些神秘,但過程是十分清楚的。思想在居住於人口密集的城市空間裏的人們當中交流,這種交流有時會產生人類創造力的奇跡。
在古代的城市樞紐,如亞歷山大、羅馬和米蘭,以及亞歷山大大帝的繼承人在波斯和印度北部建立的希臘化國家的一些城市,希臘人的知識得以保存和發展了近1,000年的時間。西歐的羅馬式城市——倫敦、馬賽、特裏爾、塔拉戈納——都是那個給曾經的荒蠻之地帶來文明的時代的奇跡。通過給大城市提供必不可少的要素——清潔的飲用水,羅馬式的設計讓城市有了可能。
不過,盡管羅馬帝國的歷史非常悠久,遠遠超過了大英帝國或迄今為止的美利堅合眾國,但它的確衰落了,並最終敗給了外來的入侵者。公元5世紀,征服了羅馬帝國的韃靼軍閥似乎仍有可能會把羅馬的城市地區完整地保存下來。許多的征服者,比如說阿提拉,已經看到了米蘭等城市所具備的優勢。但是,盡管哥特人、匈奴人、汪達爾人和勃艮第人的力量足以戰勝羅馬帝國,但他們都不足以維持和保護羅馬帝國的公路和基礎設施。一旦沒有了運行良好的運輸網絡提供糧食和水,城市就變成了死亡之都。
一派蕭條的農村代替了羅馬帝國的城市,後者曾經創造出了大量的文化和技術。隨著城市的消亡,知識本身也陷入了落後。羅馬帝國的城市註重技能,農村的武士和農民更加註重強壯的身體,而非訓練有素的頭腦。在羅馬帝國的鼎盛時期,歐洲處於全世界的技術前沿,是中國和印度等先進國家的有力競爭者。在羅馬帝國衰落之後的幾個世紀裏,歐洲再也沒有什麽值得誇耀的了。公元8世紀,歐洲之王查理曼大帝與哈龍·阿爾-拉希德建立了聯系,後者是伊斯蘭世界的哈裏發。查理曼大帝是一個沒有文化的軍閥,而他的阿拉伯同行是一種先進文明的優秀代表。在亞洲的重要都市裏,城市的接近性正在推動著人類不斷地取得進步,而農村化的歐洲則處於停滯不前的境地。
在1,000年以前,歐洲只有4座居住人口在5萬人以上的城市,其中一個還是羅馬帝國最後的遺跡——君士坦丁堡。另外3座城市——塞維利亞、帕勒莫和科爾多瓦——都屬於伊斯蘭世界。 隨著穆斯林從波斯到葡萄牙的軍事擴張,逐漸形成了一個新的貿易網絡,可以遠距離地交換貨物和交流思想,同時還出現了在勢力強大的酋長和哈裏發保護之下的城市。在他們的庇護下,1,200年前的文藝復興不僅出現在意大利,而且還出現在阿拉伯世界的城市裏。在這些地方,希臘、印度,甚至還有中國的知識被傳播給伊斯蘭學者。最後,這些地方也將他們的知識傳播給西方。
巴格達的智慧之家
在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和公元20世紀的紐約,通過在非常自由的思想市場上的競爭和合作,獨立的思想家都實現了創新。但是,伊斯蘭世界的統治者是通過王室的命令來實現文化交流的。阿巴斯王朝的哈裏發把他們的首都建在巴格達,南距古巴比倫大約50英裏,他們希望利用物力和人力方面的奇跡來裝點這座嶄新的城市。他們把各行各業的學者們聚集在一起,好像這些學者是珍貴的珠寶一樣,並最終把他們集中在了智慧之家——一個研究機構,它的主要職責是引進世界各地的知識,並將其翻譯成阿拉伯文。學者們在那裏翻譯了大量的著作,包括希波克拉底的《格言》(Aphorisms)、柏拉圖的《理想國》(Republic)、亞裏士多德的《物理學》(Physics)和《舊約》(Old Testament),以及印度的數學全書《西德罕塔》(Sindhind)。通過對《西德罕塔》的研究,穆罕默德·阿爾-花剌子密在公元9世紀初期建立了實際上由他命名的代數。阿爾-花剌子密還將印度的數字引進了阿拉伯世界。哲學家雅各布·阿爾-金迪撰寫了第一批關於環境保護的論文之一,並實現了希臘哲學與伊斯蘭神學的兼容。巴格達的醫學知識來自波斯人,造紙技術則是由中國的戰俘帶到巴格達的。在一共60年的黃金時期裏,一系列重大事件使得巴格達成為了中東也許是全世界的文化中心。
在中世紀,東方文化是通過歐洲的城市傳入西方的。作為在意大利具有重要地位的東部港口,威尼斯在整個中世紀時期成了思想和香料的門戶。在西班牙人於1085年重新奪回托萊多之後,基督教的學者可以進入那裏的圖書館,他們把館藏的經典著作翻譯成拉丁文。13年之後,十字軍占領了安條克,從而使得歐洲的翻譯人員接觸到了阿拉伯的醫學和科學文獻。西班牙的伊斯蘭城市是西歐最大的城市地區,古代的文獻在那裏被重新發現、翻譯和傳播到基督教的世界。這些文獻進入了帕多瓦和巴黎的新大學,並在希臘和伊斯蘭哲學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個不斷壯大的歐洲團體,如艾爾伯圖斯·麥格努斯和他的學生托馬斯·阿奎納。
歐洲逐漸變得安全和繁榮,它的城市也重新發展了起來。隨著黑暗時期的逐漸過去和歐洲的重新城市化,它的創新速度有所加快。在修道院裏,本篤會的修道士重新發現了掌握知識的好處。他們學習經典著作,並進行了農業創新,如水車。商人們集中參加各種展銷會,從而發揮了城市的某些優勢,不需要固定的和容易損壞的基礎設施。最後,在武裝起來的手工藝人或雇傭軍的保護下,出現了像布魯日和佛羅倫薩一樣的大城市,它們成為了技術和商業的中心。
有很多因素可以解釋西方的崛起——軍事力量和技術在持續的戰爭中得以發展;通過幾個世紀的曝光,在付出了沈痛的代價之後獲得了對傳染性疾病的免疫;強大的民族國家的聯合鞏固——但是,意大利、英國和低地國家不斷發展的商業城市的確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商人管理的城市的發展遠遠快於由親王和君主領導的城市。 這些人口密集的地方成為創新的天堂,成為引進東方文化的全球貿易網絡的節點。商業城市建立了關於私有財產和商業往來的法律規則——今天仍然在指導著我們的行動。始於低地國家的貿易和羊毛加工城市的大動亂在荷蘭建立了第一個現代共和國。商業城市和貿易公司在許多次軍事勝利——從1204年攻克君士坦丁堡到555年之後的普拉西戰爭——中發揮了直接的作用,它們確立了西方相對於全球其他地區的霸權。
在源於中國發明的研發方面,西方人後來超越了亞洲人,如印刷術和火藥。到了18世紀,西方的技術和思想逐漸在全球占據了主導地位。歐洲文化逐漸開始傳播到東方,城市再一次成了傳播知識的節點。(《城市的勝利》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作者:愛德華•格萊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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