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認知實在論遭到一些後現代主義歷史理論的反對。反對實在論的嚴重後果不僅與歷史理論有關，也與政治倫理認識論有關，因為後者首先以一種歷史實在論為基礎。一般而言，後現代主義批評潮流當然可以有助於更細致地檢驗現代人文科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條件，從而可糾正一種簡單化的或機械主義的實在論。羅蘭·巴爾特的文化與文學批評即為其例。但是，後巴爾特的後現代主義思潮，特別是在歷史理論中，卻走向了極端。我們要指出，西方早期反（簡單化的）實在論和後來的唯實在論（反對瓦解實在本身）可能屬於同樣的思想方向，即為了更有效地和更完善地認識我們的真實世界。沒有此一真實或實在，科學活動即會為藝術性活動所取代，思想會被歸類為詩歌，倫理思考也會隨之消失。沒有堅實的倫理根據，政治無政府主義和霸權專制主義都將是合理的了。

 本文企圖通過跨學科和跨文化的分析主張一種史學實在論；這樣的分析要求更確當地應用跨學科方法，將其它學科中的不相關因素排除而將其相關因素納入，以便重組我們的認知框架。從而，重大歷史事件和瑣細日常事件將均具有同一經驗上規定的認識論特點。按照本文作者的符號學立場，經驗性層面將既包括外觀察方面也包括心理的、評價的、行為的和語義的方面。因此，歷史現實或實在是一種多樣式的和動態的概念。歷史現實的客觀存在在理論上和運作上應區分於達到現實的實際方法，雖然二者都是實證地和經驗地規定的。

 根據上述觀點，本文集中討論歷史理論中的歷史現實和真理的概念，指出必須采取或恢覆歷史實在論以促進更為完善的歷史理論。這一主張與後現代主義的極端相對論是對立的。

 一、跨學科研究態度和歷史理論

 跨學科傾向或態度並非一種隨意鼓勵任何一類學科間綜合對話的呆板主張，而是指在跨學科互動中更適切地重組研究計劃中的問題系列和方法組合。雖然在現代制度化的學術系統中，一個研究計劃自然首先固定於作為其運作基地的某一學科中，然而它仍可以在跨學科環境裏重新安排其概念和程序的組成，而不使自身限制於最初選定的基本學科內。一門學科的內容由於其自身歷史的發展也是動態可變的。因此不能說一門學科實體內每一現成因素都是其恒定的、內在的組成部分：某些部分可被看成是屬於該學科的，某些部分則是借取於不同歷史時期的其它學科的。這類跨學科研究策略的目的在於借助研究策略的靈活性和選擇性以更有意義地、更準確地和更有效地組織一次研究計劃。

 根據以上說明，跨學科研究態度只是意味著在擴大了的學術範圍內的一種自調節策略，按照科研理性原則，或增加或減少其跨學科策略中的選擇步驟。跨學科策略也含括非學術性領域或其它文化領域，以形成一門學科的擴大對象。再者，跨學科和跨文化方法論根本上應視作一種統一的科研策略。簡言之，跨學科的科研策略重組，目的在於當職業領域內呈現出一些消極傾向時，打破該領域內形成和運作的現行學術模式界限。不同於以來源多元化和表現豐富化為特征的通行跨文化研究，此處所說的跨學科—跨文化方法所強調的是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運作效率及步驟的一致性。

 二、“歷史”一詞的不同所指

 傳統的和日常的詞“歷史”本身的語義含混性，為今日史學和歷史哲學中學術爭論的根源之一。如果首先將此詞在不同語境中更明確地界定一下，有關討論中的分歧就可減少一些。一般認為，“歷史”既可指歷史過程本身又可指對歷史過程的研究。我們傾向於用“史學”（historiography）一詞指各種有關歷史過程的論述。如果“歷史”包括世間萬物，其意義也就相當於“世界”或“生活”。史學包括各種歷史研究類型：歷史事件編寫，作為歷史敘事實踐方法的史學理論，作為跨學科方向人文科學中的歷史理論，以及歷史哲學。後者也可包括不同類型：關於歷史的哲學論述（如黑格爾、施本格勒和雅斯貝斯），關於史學的哲學論述（福柯），以及關於歷史未來的推測分析（福山）。由於歷史的和史學的論述多種多樣，“歷史真實”概念也有不同類型，不能歸入同一範疇。首先，存在有關於歷史的和史學的論述（話語）的不同對象或所指範圍，現列舉如下：

 H[,1]：人類歷史生活可能存在的全體，包含過去、 現在和未來（雙向的歷史生活）；

 H[,2] ：對應於史學作品所處理的時代的可能世界（實在的過去世界）；

 H[,3] ：由史學和歷史哲學作品所假定的或想像的未來可能世界（歷史未來）；

 H[,4] ：由史學作品推引出來的世界（史學作品中所指的可能的過去世界）；

 H[,5]：在史學作品中實現的被描述世界（過去的史學世界）。

在五種類型中，H[,1]和H[,2]與史學作品分離或獨立，通常稱其為客觀的或非依存於史學的。其它三類直接地或間接地與史學實踐相關，最好按不同知性目的和運作程序將諸歷史的和史學的問題分為不同的領域，如史學的、哲學的和文學的等範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