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墾社論] 重新發現婆羅洲:從匈牙利科學考察到「婆羅學」的知識主體性

[愛墾社論] 重新發現婆羅洲:從匈牙利科學考察到「婆羅學」的知識主體性

婆羅洲重新書寫自身知識史的契機已經到来。一百四十多年前,匈牙利探險家走進北婆羅洲;一百四十多年後,匈牙利科學家準備重返沙巴,這一趟歷史尋根之旅,顯示了這世界上應該有一門婆羅學。

匈牙利計劃於2027年派遣科學考察隊前往沙巴,探索雙方的研究合作機會,並重新整理19世紀匈牙利科學家Franz Xaver Witti(下圖,来源:維奇百科)對北婆羅洲的歷史貢獻。

這項消息值得沙巴社會關注,因為它掀起了人們的一份好奇,在重新認識一位歐洲探險家的生平之餘,更發現到婆羅洲在科學上,原来不是人們所想像的那麽“贫瘠”。至少婆羅洲有很值得和世界分享的知識。

Witti曾受聘於英屬北婆羅洲特許公司,深入婆羅洲內陸,進行地理、植物及民族誌考察。1882年,他在考察途中遭襲身亡,留下的日誌與紀錄,卻成為後世研究北婆羅洲的重要歷史材料。他的生命雖然終止於婆羅洲,知識旅程卻沒有隨之結束。

有意思的是,這並非匈牙利第一次重新發現婆羅洲。2026年,匈牙利自然學家János Xántus在婆羅洲考察的歷史,也透過新書出版及紀念活動重新受到重視。從砂拉越到沙巴,兩位19世紀匈牙利學者的歷史,逐漸串連成一條跨越國界的學術線索。

這種跨世紀的知識回訪,值得我們提出一個問題:婆羅洲究竟是別人發現、描述和研究的地方,還是能夠主動理解自己、建構自身知識體系的文明主體?

從Discovery走向Rediscovery

19世紀歐洲探險家對北婆羅洲的探索,往往同時服務於地理測繪、自然資源調查及殖民行政需要。今天重新閱讀這些紀錄,固然可以認識當年的科學觀察,也必須看見其背後的殖民知識框架。

因此,Witti的日誌不應被當成婆羅洲歷史的唯一版本。它們只是歷史的一種觀看方式。當代研究若能將舊地圖、植物紀錄、地理觀察與現代衛星影像、GIS及生物多樣性調查相互比對,便有機會重建一百多年來婆羅洲的環境變遷。

更重要的是,這些外來紀錄必須與原住民族的口述歷史、地方長者的集體記憶、傳統生態知識及華人移民的地方經驗互相參照。如此,研究才可能從「歐洲人如何觀看婆羅洲」,進一步走向「婆羅洲人民如何理解自己的歷史」。

這才是Rediscovery的真正意義:不是重新宣稱發現一片土地,而是重新發現土地上不同人民所累積的知識、記憶與生活智慧。

從歷史遺產走向科學外交

匈牙利與沙巴的合作,也不應局限於出版一本Witti研究專書。沙巴首席部長哈芝芝所提出的農業、綠色科技、生物多樣性、醫療科技及高等教育合作方向,正好提供了擴大合作的可能。

例如,19世紀的植物與地理紀錄,可以成為今天森林生態及氣候變遷研究的歷史基準;早期內陸考察資料,可以與現代地理資訊系統結合;歷史民族誌則可與原住民族社群合作,發展更具參與性及倫理意識的文化研究。

匈牙利提供研究經驗與國際學術網絡,沙巴則提供獨特的自然環境、地方知識與文化資源。雙方若能建立長期研究人員交流、學生培訓、共同出版及數位典藏機制,這次考察便可能從一次性的歷史活動,轉化為持續性的科學外交。

婆羅學:讓婆羅洲成為知識的生產者

愛墾網多年来思考的「婆羅學」(Borneology),正可以從這個契機獲得新的實踐方向。

婆羅學不應只是既有Borneo Studies的另一個名稱,而應是一種以婆羅洲自身的地理、族群、歷史、文化及生活經驗為出發點的跨領域知識建構。

它至少可以連結五個研究面向:自然生態、族群文化、歷史地理、地方經濟,以及文化創造與知識再生。這些領域並非各自孤立,而是在婆羅洲的土地與人民生活中彼此交織。

例如,沙巴古達的農業與漁業、丹南的稻作文化、內陸社群的森林知識、華人移民的地方經濟,以及原住民族的語言與口述歷史,都不應只是地方誌中的零散材料。它們可以經過數位典藏、跨文化轉譯及人工智能輔助研究,成為婆羅學的知識資產。

地方學校、獨立中學、大學與社區組織,也可以共同參與這項工作。學生不只是歷史知識的接受者,更可以成為地方文化紀錄者、數位內容創作者及新知識的協作者。

讓歷史成為未來的召喚

一百四十多年前,Witti帶著當時的科學眼光進入北婆羅洲;今天,匈牙利考察隊準備重新走進這片土地。兩個時代之間,真正值得接續的,不只是探險家的名字,而是人類如何透過不同文化、不同知識及不同世代的相遇,不斷重新理解世界。

從Discovery of Borneo,到Rediscovery of Borneo,最終應走向Understanding Borneo through Borneo。

這也是婆羅洲知識主體性應有的方向:不拒絕外來學術,不排斥國際合作,卻不再只是被研究、被描述的對象。

對沙巴而言,匈牙利科學考察隊的到來,正是一個值得把握的歷史時刻。讓外國學者帶回Witti的故事,也讓婆羅洲人民重新發現自己的故事;讓歷史檔案與當代科學相遇,更讓地方生活經驗進入世界知識的對話。

婆羅洲不只是等待世界來發現的地方。它也應該成為一個能夠向世界提出問題、創造知識,並重新召喚自身文明未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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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Dokusō-tekina aidea 18 minutes ago

[愛墾社論] 一座紀念碑,兩種歷史視野:從匈牙利探險家 Witti 看肯逸的地方記憶與婆羅洲文化

匈牙利政府有意在沙巴根地咬興建紀念碑,以紀念十九世紀曾在北婆羅洲進行探險活動的匈牙利人 Franz Xaver Witti(中譯維提,1850–1882)。這項建議表面上是一項歷史人物紀念工程,實際上卻提供了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文化契機:一個地方如何記憶自己的過去?外來者在地方歷史中留下的足跡,應該如何被理解?而一座紀念碑,又能否成為不同國家、族群與文化之間重新建立對話的媒介?

這些問題,使肯逸可能迎來的,不只是一座來自歐洲的紀念碑,而是一次重新發掘自身歷史文化資源的機會。

一、Witti:一位歐洲探險家與北婆羅洲的歷史相遇

Franz Xaver Witti 是十九世紀匈牙利探險家,曾受聘於英屬北婆羅洲特許公司(British North Borneo Chartered Company)。十九世紀後期,他參與多次深入北婆羅洲內陸的探險活動,嘗試記錄當地地理環境、山脈、水系與交通路線。

1882年,他的探險路線曾經過根地咬與担布南(Tambunan)一帶。雖然他在32歲時便結束生命,但其留下的探險紀錄,成為後來認識北婆羅洲地理與殖民時期歷史的一部分。

今天,沙巴內陸的 Witti Range(Witti山脈)仍保留著與他相關的地理命名。這條山脈所涉及的區域,包括肯逸、納巴灣(Nabawan)、蘇克(Sook)、丹南、東貢岸(Tongod)及丹南以南的內陸地帶,構成沙巴地理景觀與地方歷史的一個重要參照。

然而,歷史人物的紀念,不應停留在個人英雄化的層次。

Witti 的探險,是歐洲地理知識向婆羅洲內陸延伸的一部分;但在他的地圖、路線與文字出現以前,這些山川並非一片等待被發現的空白。當地原住民族早已在這片土地上生活、遷徙、耕作、交換物資,並透過口述傳統、地名、生活經驗與社群關係,建立了自己的地理知識。

換言之,維提所「發現」的,是歐洲探險與殖民知識體系所認識的地理世界,而不是當地居民從未認識過的土地。

這個區別,正是今天重新詮釋這段歷史時必須具備的文化敏感度。

二、紀念碑背後:誰的歷史值得被記憶?

紀念碑從來不只是石材、銅像或建築物。它是一種公共記憶的形式,也是一個社會選擇如何向後代講述過去的文化表達。

一座紀念碑選擇紀念誰、以什麼方式紀念,以及把它放置在哪裡,都涉及歷史價值的判斷。

維提紀念碑若能在肯逸落實,無疑有助於呈現沙巴與匈牙利之間一段較少被一般民眾認識的歷史聯繫。但我們也應該追問:這段歷史是否能夠同時呈現當地社群的角色?

十九世紀的北婆羅洲探險,並非一個歐洲人獨自完成的故事。探險活動往往需要當地嚮導、挑夫、翻譯者、村民及各種社群的協助。那些熟悉山徑、河流、氣候與地方社會的人,才是使外來探險者得以深入內陸的重要條件。

可惜的是,在許多殖民時期的歷史文獻中,外來探險家的名字往往被保存下來,當地協助者卻未必留下姓名。

因此,肯逸在考慮興建 Witti 紀念碑時,可以進一步採取更具包容性的歷史敘事:既紀念維提的探險貢獻,也呈現當時地方社群的知識、勞動與文化主體性。

這不是要削弱 Witti 的歷史地位,而是讓歷史變得更加完整。

一個成熟的地方文化,不必在外來者與本土人物之間作出非此即彼的選擇。它有能力同時承認跨國歷史交流的價值,也有能力重新看見那些長期處於歷史敘事邊緣的人。

三、從 Witti 到 Batu Sumpah:根地咬的歷史記憶可以如何連結?

目前提出的紀念碑地點,包括根地咬市議會廣場,以及 Perkasa 酒店前、靠近通往根地咬民眾會堂和 Batu Sumpah 的路口。

這兩個選址都值得研究,但後者尤其具有文化詮釋上的潛力。

Batu Sumpah Keningau(根地咬宣誓石)是沙巴歷史的重要象徵,與1963年沙巴加入馬來西亞聯邦時所涉及的保障與承諾密切相關。它所代表的,不只是地方政治史,更是沙巴人民對聯邦關係、憲制保障與集體身份的歷史記憶。

維提紀念碑與宣誓石所代表的歷史,雖然分屬不同時代,也有不同的政治與文化背景,卻可以在同一個地方空間中形成有意義的對話。

一者指向十九世紀的跨國探險、殖民地理與歐洲知識網絡;另一者則指向二十世紀的政治承諾、地方自主與聯邦關係。

從這個角度看,根地咬可以逐步發展一條跨越不同歷史階段的公共文化敘事:

從土地如何被認識,到地方如何被治理,再到人民如何主張自己的歷史權利。

這條敘事並非要把不同歷史事件混為一談,而是讓它們在同一個城市空間中,呈現沙巴歷史的多層次性。

因此,紀念碑的選址不宜只考慮交通便利、觀光人流或土地取得問題,也應考慮它與既有歷史地標之間的文化關係。

四、從紀念碑到文化外交:匈牙利與沙巴的另一種相遇

匈牙利提出這項建議,也反映了一種值得重視的文化外交模式。

傳統外交主要透過政府協議、經貿合作與政治互動建立關係;文化外交則可以從歷史人物、文學、藝術、教育、建築與地方記憶切入,使兩個原本距離遙遠的社會找到共同的文化話題。

匈牙利與沙巴之間,未必需要先有龐大的經貿往來,才能發展實質的文化交流。

一位十九世紀匈牙利探險家的生命軌跡,已經為兩地提供了一個歷史交會點。

若能善用這個契機,維提紀念碑可以成為更廣泛的文化合作起點,例如:

建立匈牙利與沙巴之間的歷史文獻及地理資料交流。

邀請匈牙利歷史學者、地理學者及文化研究者參與學術研討。

發展以 Witti 探險路線為主題的歷史教育與文化旅遊。

製作多語言數位展覽,呈現十九世紀北婆羅洲的地理、社會與文化。

鼓勵肯逸與匈牙利學校、博物館及文化機構建立交流關係。

這些活動能使紀念碑不再只是靜態的觀光景點,而是持續生產知識、教育與文化交流的公共平台。

尤其在當代數位文化環境中,地方歷史不必被限制在一座實體建築之內。透過數位地圖、歷史影像、口述歷史、互動展覽及人工智能輔助的多語言內容轉譯,肯逸完全有條件將維提的歷史足跡轉化為國際文化資產。

五、根地咬需要的,不只是一座紀念碑,而是一套地方記憶工程

值得注意的是,紀念碑工程不應在落成剪綵後便宣告完成。

如果沒有持續的研究、教育與文化活動,再有特色的紀念碑,也可能逐漸成為城市景觀中一個無人細讀的裝飾。

因此,肯逸可以考慮把維提紀念碑納入更完整的地方文化規劃。

首先,應建立一套可靠的歷史資料。包括 Witti 的生平、1882年探險路線、相關地理紀錄、殖民時期文獻,以及他與當地社群可能存在的互動。對於尚未獲得史料證實的內容,應清楚標示,避免將推測當成歷史事實。

其次,應邀請當地原住民族、文化工作者、歷史研究者與教育機構共同參與策展。肯逸及其周邊地區擁有豐富的地方知識與口述傳統,這些資源應該成為紀念工程的一部分。

第三,可以設立一個小型的維提歷史展示空間,或發展戶外歷史解說路線,讓遊客從紀念碑出發,進一步認識肯逸、丹南及周邊山區的自然地理、地方社會與文化傳統。

最後,應將這項計畫與肯逸的青年教育、地方創生及旅遊發展連結起來。讓學生不只是背誦一位外國探險家的名字,而是透過他的歷史,學習如何閱讀地圖、辨識歷史敘事、比較不同文化的知識體系,以及理解地方如何與世界發生關係。

這才是紀念工程能夠產生長期社會價值的地方。

六、讓地方成為世界的入口

肯逸的地理位置,使它不只是沙巴內陸的一個行政與商業中心,也是連結不同族群、山區社群與地方經濟的重要節點。

維提的故事提醒我們,地方從來不是封閉的。

十九世紀,一位來自中歐的匈牙利人,因為探險與殖民地理工作的緣故,走進了北婆羅洲的山川;一百多年後,他的歷史足跡又促成匈牙利與沙巴之間一次新的文化接觸。

這是一個頗有意味的歷史迴環。

當年的探險者透過地圖與文字,把肯逸及其周邊地區帶入歐洲的地理知識視野;今天,肯逸則有機會透過自己的歷史文化資源,重新向世界講述這片土地。

兩者的差別在於:當年是外來者為地方留下地理紀錄;今天,地方本身應該成為歷史敘事的主體。

因此,我們期待這項紀念碑計畫,不只是匈牙利對一位本國探險家的歷史追念,也能成為肯逸重新認識自身、建立地方文化自信的契機。

真正有生命力的紀念碑,不只是讓人記住一位已經離世的人物,而是讓活著的人重新思考自己與土地、歷史及世界的關係。

一座紀念碑可以紀念一位匈牙利探險家;但一個有文化自覺的肯逸,應該藉此讓世界看見整個婆羅洲的歷史。

這才是 Witti 紀念碑最值得期待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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