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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November 1, 2021 at 12:38pm

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在旅遊規劃中的應用—2.3旅遊文化制度的分析

旅遊文化制度是體制化的旅遊文化資本，在現有的社會制度下，通過對旅遊文化能力和旅遊文化產品進行授權，將旅遊文化能力標簽化，將旅遊文化產品規範化。旅遊文化制度中包含著類似官方承認的保障，它的存在使旅遊文化能力和旅遊文化產品處於持續的證明的壓力之下。它對旅遊文化能力和旅遊文化產品的承認包含著體制化的武斷性，它的承認和授權代替了對旅遊文化能力和旅遊文化產品實際情況的探究。旅遊文化制度的強化了暗示、誘惑、脅迫他人接受由部分人制定的“社會公認性”的權力。

旅遊文化制度是社會交互作用諸多博弈的結果，每個旅遊者和旅遊的觀察者都根據自己內心理想的世界模型、信息使麗江的旅遊活動更具有整體性和層次性。旅遊文化產品顯得更加的豐韻而完美。

3.2.2 古鎮文化產品

麗江古城在歷史上作為西南古絲綢之路“茶馬古道”上的一個重鎮，是滇西北的重要商品集散地，歷史上商業較為發達。麗江古城有800多年的悠久歷史，古樸自然，兼有水鄉之容，山城之貌，是國內至今保存最完整、最具民族特色的古城鎮。在“麗江模式”的保護和開發的共同措施下，將古鎮內的現代建築拆除，恢復古城的文化風貌。

麗江作為滇川商貿中心、茶馬古道的中轉站，開設客棧這一獨具文化特色的旅遊文化產品，面向旅遊者、服務於旅遊業。民居客棧是休閑需求的產物，也是文化休閑旅遊的符號。吧類場所也是麗江大研古城的植入的異元要素。這種植入儼然成為麗江文化休閑旅遊的重要表征而存在，並在保持古城特色、保護古城文化的基礎之上，融入了可以滿足旅遊文化能力的現代元素。

它們可以營造出與古城文化和諧的“自由、放松、隨意”生活狀態，使旅行生活中自然流露的從容、自在、舒適、悠然。規劃中所營造出的這種休閑氛圍，創造出的旅遊文化產品成為古城文化休閑旅遊和諧的韻律、動態的符號[12]。

麗江古鎮這一旅遊文化產品通過旅遊規劃與發展和旅遊經濟資本的投資，以其獨一無二的文化特色，吸引著具有一定旅遊文化能力的旅遊者，迅速地完成符號資本的物化（經濟資本）過程。麗江古鎮不僅成為旅遊者的吸引物，成為旅遊者直接可以視覺感觀到的符號，同時不僅挖掘、保護和傳承了麗江的民俗文化，而且強化納西民族的文化認同[13]。由此，當地政府和文物保護部門就可以用更多的經費和地方民眾認同意識來支持民俗文化保護和創新，實現良性循環。

3.3  旅遊文化制度的實踐

3.3.1 隱秘的旅遊文化制度

神奇的東巴文化、濃郁的納西風情、純樸的古鎮風貌,構成麗江的典型旅遊文化產品，這些旅遊文化產品可建立起,獨立的有別於非休閑生活的文化體系，使作為具有適合一定旅遊文化能力的旅遊者,可以在旅遊活動中顯現出獨立的人生審美價值。

麗江旅遊業利用傳媒、節慶活動、重大會議展覽等工具，彰顯麗江旅遊的特色，激發旅遊者對隱秘和深層的地方文化制度的發掘和認同。這種旅遊文化制度事實上是對旅遊文化的規範。這些在規劃的旅遊功能節點被命名為諸如“小橋流水人家”、“邂逅的地方”、“自由浪漫之旅”之類的文化場所，其實這是對旅遊文化產品的規範。

它明確了旅遊產品的功能定位和主題創意，同時也標注了不同的旅遊文化能力所消費的方式。

3.3.2 政府的旅遊文化制度

合適的旅遊文化制度安排在產業發展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麗江政府在意識到了旅遊業中存在的問題並及時采取了措施進行治理，將與古城建築風貌相悖的3萬多平方米現代建築拆除，重建納西族風格民居，恢復小橋流水景觀。同時，在全國首創政府補貼民居修繕經費的做法，鼓勵了居民保護傳統民居的熱情。例如1996年7月，根據市旅遊局、公安、工商局參加的旅遊市場專項治理協調領導小組，對全區旅遊市場進行專項治理。一方面對區內所有旅遊企業進行全面清理審核並規範旅遊市場秩序；另一方面嚴格制止旅遊景點私有化（私人承包），防止景區資源的破壞和旅遊文化的誤導。這些政府的行為正是將制度化權力授予一定的文化制度，加強麗江旅遊在行業中的競爭能力。

 

4    旅遊文化資本在旅遊規劃中應用的展望

旅遊文化資本的三種形式都在旅遊行業的發展與規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不斷的發展和完善過程中，旅遊業的開發者越來越意識到在後現代主義影響下的消費文化的轉變，滿足人們加大了對符號與文化的訴求，注重對旅遊文化資本的開發和運作。層出不窮的開發運作模式促使旅遊業不再是簡單的觀光行業，而更多的出於體驗、休閑的需求。從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和旅遊文化資本在旅遊規劃中應用的分析，我們提出三點對旅遊文化資本開發的策略：（下續）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October 30, 2021 at 10:09pm

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在旅遊規劃中的應用—1準確定位旅遊文化能力群體—旅遊區的開發需要獲得的是經濟資本，準確地定位旅遊區的文化品位，明確識別旅遊客源市場旅遊文化能力的社會階層屬性，營造符合這種社會階層所可以感知和欣賞的環境，使他們願意為此投入時間和體力。

定位旅遊文化能力群體需要采取文化資本、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相結合的策略。以經濟資本為基礎，確保輿論導向，理性協調經濟資本出資方的意願與主創人員及旅遊開發地的社會群體的意見，這是一種社會資本參與經濟資本的共同運作。對旅遊文化能力的分析和識別下，刻畫不同旅遊文化能力的社會群體，使之成為旅遊市場開發的定位基線，使得對文化資本的開發可以與經濟資本達到雙贏。而適宜的旅遊文化能力的群體在旅遊活動過程中將帶到旅遊開發地社區更多更好的文化內涵，使當地社會資本更具有文化的凝聚力和文化認同。即使那些無法或沒有能力參與到旅遊行業中來的人們，也會因為接觸到具有一定旅遊文化能力的遊客群體而提高自我認知水平、強化歸屬感並帶來正向社會效益，使他們不被排斥於地方發展之外。

（2） 旅遊文化產品的地域特色植入

如佐金所言，“文化已經成為經濟基礎”[14]。深入挖掘旅遊開發地的文化特色是旅遊業追求的主要開發策略。毫無疑問，歐洲旅遊業中法國經久不衰源於深厚的法國文化底蘊所營造的浪漫之都。旅遊者在他們所具有的旅遊文化能力的需求下參與旅遊活動追求的是異域文化特質，在不同與日常生活經歷的文化中感受休閑所帶來的心理愉悅尋求。所以，將地域特色植入（embedment）到旅遊文化產品中，也要有張有弛，有理有度。地域的特色文化是無可替代的，更是無可比擬的。擁有文化資源是旅遊文化產品開發的前提條件，要將特色的文化資源開發成旅遊文化產品，為旅遊產業所利用，創造出旅遊文化資本，進而在旅遊行業中兌換為經濟資本。在後現代主義消費文化熏陶下，越來越多的旅遊者傾向於選擇有獨特性、民族性、原生態、能夠帶來視覺沖擊力和返璞歸真的精神文化產品。

因此，地域特色的旅遊文化產品作為旅遊行業中最有生

 

命力的特質而存在著，它必將給旅遊行業帶來最生生不息的力量；誠然，地域特色的植入也要強調地方文化資源本身的保護，才能達到可持續性的發展，才能使經濟資本訴求的利潤最大化。

（3） 建立特色化的旅遊文化制度

旅遊文化制度是旅遊文化資本競爭最重要的戰場。旅遊文化制度的實踐於旅遊規劃中，我們可以認識到理性的解釋，和預測旅遊活動行為模式發展的趨勢，從而進一步的建立特色化的旅遊文化制度，在旅遊行業競爭中占據優勢地位。

旅遊者對於符號、影像及體驗的消費文化的追求，使旅遊業在近些年裏興起了建立“文化旅遊”、“鄉村旅遊”、“生態旅遊”等種種旅遊文化制度。

這種文化制度的建立,以旅遊文化產品的文化富裕程度，和旅遊者旅遊文化能力為前提建立的，特色化的旅遊文化制度,將成為旅遊區的一張名片，要將其準確的定位，使之成為有效吸引旅遊者的切入點。

在我們看來，所謂的特色化就是以創新為前提，不僅要追求其新穎性、獨特性，還要突出時效性和適用性。這樣的旅遊文化制度，才能夠成為捕捉到旅遊者消費的心理，能夠促進具備一定旅遊文化能力的旅遊者的消費活動。（吳啟焰和王兆傑，2011，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在旅遊規劃中的應用，《人文地理》2011年第1 期，總第117 期）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October 9, 2021 at 9:29pm

城市傳記寫作：把城市當人寫, 靠譜嗎？

“近幾年來，有關某一地域、某一城市的文化著作漸漸多了起來，風格與敘述也呈多樣化態勢，對我這樣長期習慣了文學作品和理論著作閱讀的人來說，是一種放鬆式的興趣閱讀和文化熏陶。聶還貴的《中國，有一座古都叫大同》就是這樣的一本著作。”1月19日，在這部作品的研討會上，中國小說學會會長雷達如是說。

研討會由中國報告文學學會、中國作協創研部、中華書局、中國作家雜誌社聯合主辦。與會者以這部作品為例，探討了城市傳記寫作的基本規則，並就應該注意的問題發表了各自的意見。

切忌“眉毛鬍子一把抓”，要“挖一口深井”

“一座城市，應當有一部屬於自己的傳記。一座歷史文化積蘊深厚的城市，有可能成為其所屬民族與國家的一鏡鑒照。（紀伯倫：假如一棵樹來寫自傳，那也會像一個民族的歷史。）”在《中國，有一座古都叫大同》（以下簡稱「《大同》」）的自序中，聶還貴這般寫道。

但是，“歷史文化積蘊深厚”的城市，在當代的發展肯定也是“日新月異”，作者如何處理好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是平均用力，還是“薄古厚今”？或者反之，“厚古薄今”是否可取？

《文藝報》總編輯閻晶明認為，這是一部文如其名的書，作者所寫的是作為古都的大同，“在三十多萬字的敘述中，始終抓住古大同的主題，並沒有在其中加入太多現當代大同歷史的內容。應該說，這種集中主題的做法是本書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國作協創研部研究員李朝全表示，近年來已經出現了一批為城市立傳，書寫城市的前世今生的作品。但聶還貴的可貴之處、也是其作品區別於他人之處，在於他筆下的大同較少觸及當下的或當代的城市發展史，而主要專注於歷史之大同、大同之歷史。作者通過深入解讀大同的歷史，書寫大同古都的經濟業態、生活方式、文化脈搏與社會氣象，剖析大同的人文、宗教、民族、風俗、人居、環境等歷史內涵，全景式地展現了一座城市的生機與脈動，生命與風采。

但這並不意味著《大同》與當下就是絕緣的。人民日報文藝部原副主任王必勝認為，讀《大同》，可以看到一個立體的古都、一個融入了現代華夏文化洪流中的古都，可以體會到一個曾經擁有輝煌歷史的大同對於當下文化的意義，“作者把城市當人來寫”。

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李建軍認為，這部作品打通古今，貫通中西，從大同出發，又不僅僅局限於大同，而是關注文化的靈魂，關注人類普遍性的問題，對歷史和文化有著深刻的洞察。（下續）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October 9, 2021 at 11:59am

有水泥、有磚頭，更要有青藤、樹木和花草

誰是城市最理想的書寫者？

（續上）閻晶明分析道，文人各有抱負，有的天生想走出去，胸懷天下；有的執著於一處，把一個小小的世界翻遍；有的永遠只說家鄉，既是家鄉的研究者、歌頌者、也是家鄉的文化守護者和辯護者。閻晶明認為，這樣的寫作者擁有“鄉賢情結”。

聶還貴是大同人，擔任大同市文聯主席，一直把大同作為自己的寫作對象。“他像一個詩人一樣，忍不住抒發自己的豪情，書中多處引用和自創詩歌，以點燃熱愛之情；他像一個散文家一樣，不可遏制地敘述大同歷史的亮點，大同文化的閃光處；也像一個演說家一樣，論述大同的驕傲及其在中國歷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閻晶明如此評價聶還貴的這部作品。

中國作協創研部主任梁鴻鷹認為，從氣象上看，《大同》的詩性或詩意，與其說來自作家的博學，不如說是來自作家對時代、對故土、對人、對事業的熱愛，正是厚實的積累、對生命的深刻理解，以及澎湃的熱情，才使他筆下的文字產生了迤邐的神采。“冬天乘以雪，等於美麗；乘以風，就被空茫和寂寥覆蓋。”同樣的道理，寫史的文字乘以詩性，等於美麗，如果乘以平鋪直敘，則一定顯得空茫和乏味。

“現在有不少的文學作品，就像某個地方的環境，只有水泥、磚頭，沒有青藤、樹木和花草。也就是說，沒有文采。”中國作協創研部原主任胡平認為，城市傳記寫作，要有情感的投入，要追求文采飛揚。

“不虛美，不隱惡”

但是，由“鄉賢”來操刀自己所在城市的傳記，情感的投入是個優勢，但如果分寸把握不好，往往適得其反。太了解了，太投入了，在一些具體內容上有可能迷失方向。

王必勝坦言，《大同》的部分闡述存在直觀、繁冗，甚至散漫不羈、隨意而為的特點，有些論述不盡簡潔得當，多旁逸枝蔓之嫌。

雷達則認為，《大同》出現了信息量過於密集的情況，有一些與大同距離過於遙遠的信息也細密地出現，雖然是旁征博引，但不無堆積之感。

在《大同》裏，作者這般論述《紅樓夢》與大同之間的關系：“……曹雪芹取『焦大』之名，暗含『交大同好運』之意，並索性將大同敬稱為『榆蔭堂』。而大同方言，『炮燥』、『將就』、『營生』、『那廂』、『滾水』……在《紅樓夢》裏撒落如珠。乃至賈母之婢『襲人』的名字，也仿佛取自大同方言。『這姑娘生得真襲人』，此乃大同人誇贊女孩的慣常用語。”李建軍說，這樣的寫法與態度，值得商榷。

看來，為城市立傳，要把城市當人來寫，秉持客觀的態度。“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漢代史學家班固對司馬遷《史記》的點評，同樣也值得城市傳記寫作者借鑒。（摘編自2014年9月23日《廣州日報》，原題為《知道得太多》，記者 王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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