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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Dokusō-tekina aidea on April 13, 2024 at 7:03pm

《順風相送》

几个月前，欣闻中华书局通过努力，已出版了在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珍藏多年的中国重要史籍《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两本中国古代的海道针经影印本。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在关注这两本书的发行。近日，它已经来到了诏安县图书馆。

这是一个套装书，一函两册，原样等大。“中华书局采用四色印刷方法影印出版，以原汁原味的形式将两本书呈现给读者，让大家可以感受到传统文本的魅力”（引自《铁证如山！英珍贵藏书力证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更重要的是，这两本书，跟诏安人吴朴的著作息息相关。

（原题：古籍孤本《顺风相送》文中发现闽南语歌谣及多处闽南用语；延续阅读：兩種海道針經）

Comment by Dokusō-tekina aidea on April 13, 2024 at 7:00pm

吴朴，诏安人，生活于明朝嘉靖年间。著有《龙飞纪略》《渡海方程》《医齿问难》《九边图本》等。现仅存《龙飞纪略》，诏安县图书馆已购入该书影印本收藏。

他的另一本书《渡海方程》刻印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被誉为中国第一本刻印的水路簿。已轶失。该书记载了南由刘家港往西洋直至忽鲁谟斯，北由刘家港直至朵颜三衞鸭绿江尽处。海上山形水势、岛屿礁石、行船要略、海上风云等等。山很多，都标有名字，并用图画出它的形状。连山下可不可以泊舟都标注详尽。每到一个国家都将这个国家与中国的某个地方相对，直至云南之外，凡四万余里。等等。下卷则主要叙述两件事，其一，言蛮夷之情，其二，言自山东抵北直隶濒海数千里皆膏腴之地，近弃于无用，建议朝廷如何有效管理和利用这些地方。等等。

《渡海方程》刊印后，给海上航行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科学的指南，被广为传抄流传。传抄本中有的直接取名为“海上针经”，也有用了中国对海上航行人员的传统祝贺词“顺风相送”作为书名。有史学家考证，现珍藏在英国牛津大学博德林图书馆的中文手抄孤本《顺风相送》，从书中序文、内容、存世年代等多种信息判断，它的祖本很可能就是诏安人吴朴编纂的《渡海方程》。但因《渡海方程》早已轶失，无可比对，以上考证便也难免出现不同的声音。

《顺风相送》影印本购入后，笔者很是珍爱，捧卷细读。心想若是诏安人撰写的文字，总会有诏安的些许信息在。但文中多是岛屿名称、山形水势、用针方法等海上航行专用术语，并无多少能懂之处。即便书中描述有“湄州山” “南澳大山”“官塘”“漳州港”等熟悉的地名，那也是航海所经之地，并不能说明什么。

但是，很快，就有了新发现。

在“灵山往爪蛙山形水势”一节，作者把这段的行程编成了一个歌谣。原文抄录如下：（笔者断句）

歌

靈山大佛常掛雲，打羅打鼓放彩船。使到赤坎轉針位，前去見山是崑崙。崑崙山頭是實髙，好風使去亦是過。彭亨港口我不宿，開去見山是苧盤。苧盤山頭是實光，東西二竹都齊全。羅漢二㠘有一淺，白礁過了龍牙門。郎去南畨及西洋，娘仔後頭燒好香。娘仔燒香下頭拜，好風愿送到西洋。郎去南畨及彭亨，販卜玳瑁及龜筒。好個開梳乞娘揷，怯個開梳賣別人。新做寳舟新又新，新打舵䌇如龍根，新做锭齒如龍爪，拋在澳港値千金。

仅读前面四句就很明显。用普通话读，并不那么押韵，而用闽南话读来，韵脚就很齐整了。这四句的最后一个字，普通话拼音是yun chuan wei lun 而诏安方言拼音是hun⑤ zun⑤ wei⑦ lun⑤。（闽南语类同）撇开第三句末尾可以不要押韵，其他三个字押韵是工整的。歌谣中诸多句子都出现这种状况，如：“彭亨港口我不宿，開去見山是苧盤”末尾两个字，普通话读音是：su pan，而诏安方言“宿”字此处该读“dua③”（意为留下、住下）。“盤”诏安话念“bua⑤”，正好押韵。等等。歌谣里还出现一个句子“打羅打鼓放彩船”。诏安老老少少都能念唱的民谣《天乌乌》中也有“打羅打鼓等新娘”一句，念诵和氛围如出一辙。最后是“舵䌇”二字。(舟定)是‘碇’<船锚>的方言造字。(糸索)即索。许多字典都无此字。只有《康熙字典》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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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Dokusō-tekina aidea on April 12, 2024 at 7:40am

（續上）文中“好個開梳乞娘揷，怯個開梳賣別人。”两句更是典型的诏安白话，普通话念下来简直会不知所云。“好個”诏安话就是“好的”，“怯”在普通话中，念qie, 意为胆小，没勇气，畏惧的。诏安白话音念怯Kiam④ ，差，不好的意思。如“知好怯”，就是知好歹的意思。“怯個”就是“差的”。这在现在，诏安人还是很习惯这么说。

再说这个“個”的读音。笔者细细思量，也只有诏安城关及周边的部分乡镇有这样的发音。“好个”就是好的，“怯个”就是差的，还有“你个”（你的），“我个”（我的）“俺个”（我们的），这是作助词用。而对量词“个”字本身的意思，发音上也是相同，比如“一个”。所以诏安人说“的”和“个”，发的完全是同一个音。这基本是诏安话的专利，即便是毗邻的云霄、东山和广东饶平、潮州，同属闽南语（潮汕语系）他们这两个字的发音也不是这样。

“乞”在这里应是念kou⑦, 给的意思。这两句总的意思是：好的（玳瑁）打成的梳子给娘子插（头上），差的（玳瑁）打成的梳子卖给别人。

再说说玳瑁和龟筒（龟壳）。笔者小时候住农村，就常看到村里阿婆阿妈把头发都梳到后脑勺，拧成团，然后用一个小小的龟壳状的发卡把头发固定住，称为“龟鬃（gu① zan①）”。也不知是那个发髻叫“龟鬃”，还是那个用龟壳做的发卡叫“龟簪(gu① zam①)”，反正诏安白话说起来区别不大。那个发卡，中间是个龟壳，边沿却是齿状的，像梳子一样。也有的直接就做成一把梳子形状，头发放下时可以拿它梳头，梳完头又当了发卡把头发别住，干净利落。这样的发式在当时看着再普通不过了，现在读这两句歌谣才知道，女人用上好的玳瑁或龟壳做的梳子或簪子，后头是需要有一个疼爱她又有本事的男人的。

文中还有几次提及“娘子”和“郎”。诏安人只要有听过潮剧的（潮汕地方剧种，也是诏安地方剧种）都对这样的称呼不会陌生。诏安历史上隶属过潮州府，也隶属过漳州府。加上地域上的特殊位置，使得百姓生活不知不觉兼容有潮汕的和闽南的风情，不论是饮食、风俗还是语言，都兼有闽南和潮汕两地的诸多习惯和信息，至今仍然如此。

除此以外，笔者还在文中发现多处典型的闽南地方用语。如介绍“七州山”云：“山有七个，东上三个，一个大；西下四个，平大。”闽南人都知道，“平大”就是一样大。

再看“定潮水消长时候”一节，作者这样描述:“……多芦荻柴多流界，船若贪西则见海，南山不可近。行青廉头生开恐犯难得出。船身低了用甲寅针使开，至紧！若遇七州洋，见流界七条，乃近南亭门，船若出唐到交趾洋贪西，水色清白，拜风鱼多，船可行开，怕落占笔罗内难出……”

这一段中，屡用“贪东”，“贪西”，（书中多处这样描述）。“贪”字也是闽南方言常用，多用于木工、泥水匠的尺寸加(多)与减(少)或偏离一些。贪东，即偏向东一点点，贪西，则偏向西一点点，至今仍这么说。另一个词“生开”。闽南语此处读“ciã① kui①”“硬生生的地开”的意思。就是不能开，你还硬是要开。又比如闽南语“生吃白吃”，就是无所顾忌，暴饮暴食之意。同样的用法如：生跑，生抢，生骂，生抽（筋）等等，都是太过的表现。文中还有“至紧”“行开”这样的词，也是闽南白话说法。

细细找来，整本书中，这类“闽南化”的语句甚多。闽南人（或潮汕人）读来相当亲切易懂。那个时侯，普通话不像今天这样普及，除了读书写书用书面语，日常言语都是用的本地方言为主。即便是读书人，说不好普通话的也比比皆是。所以，描述海上山形水势，行船要略，种种叮嘱，难免掺杂本地方言表述，再自然不过了。

《顺风相送》作为珍藏在异国多年的古籍珍本，原本是遥远而高不可及的。今天读到文中的歌谣和言语，却倍感亲切和熟悉。正是中国人沈福宗手写在《顺风相送》封面上的拉丁文“他来自中国南方”。不知对文中闽南用语这一发现，是否对此《顺风相送》祖本作者的生活区域能有个更清晰的解读和定位？或者，希望能为史学专家们研究《顺风相送》和《渡海方程》提供一个新的考证思路和佐证。

（原题：古籍孤本《顺风相送》文中发现闽南语歌谣及多处闽南用语；延续阅读：兩種海道針經；周俊等：《更路簿》中的海外更路）

（作者：他来自南方 2017、8、25）

特别感谢：福建省语委会诏安方言（城关话）发音人傅喜生老先生。在诏安方言的读音拼写上给予了耐心细致的解析和教导。并就本文所述书中的闽南话（或诏安白话）做了专业性认定。

（2017-08-30 来源: 诏安县图书馆）

Comment by Dokusō-tekina aidea on March 2, 2024 at 6:08pm

新質生產力：2024年中國絲路考量方向

就業、收入、住房、教育、醫療……民生話題熱度最高。

關切點：直面百姓急難愁盼。

大力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大力發展銀髮經濟；部署就業、社保、醫療、教育、消費一系列民生工作任務。

新形勢下，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線的頂層設計不斷優化，如何充分研究部署落地落實的細節，增強政策操作性令人期待。

兜准、兜牢民生底線實際上給治理體系提出了更精細化的要求。

供需匹配仍是穩就業需要直面的問題，不同就業群體都在期待更多有針對性的就業支持政策盡快落地落實。

各方對教育、醫療、住房、文化服務等領域的改革舉措關注重點在於「提質」與「均衡」。

突破點：以改革激發活力開拓空間。

不少民生領域改革正處於「深水區」，要啃「硬骨頭」。同時，改善民生不能脫離實際，要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這種「進」與「穩」的把握，對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要求越來越高。

解決群眾急難愁盼，回應社會關切，就是改革和創新的發力點。

全力瞄准民生難點發力、創新：推進教育現代化，增加學位，均衡教育資源。

處理好民生問題，能夠改善預期，為經濟良性循環提供更有力的支撐。

解決好就業問題的根本出路還是在高質量發展。增加投資項目、為民營企業發展提供更好的環境、大力發展服務業等，都為實現就業優先目標提供新機會。

高質量發展的最終目的是增強民生福祉。當前有效需求不足；促進民生和消費的財政擴張能夠發揮社會保障功能，調節收入分配，在扶持低收入群體的同時促進消費需求。

保障性住房建設既是改善民生、補短板的重要舉措，又是宏觀經濟和民生實際聯動的議題，各方期待在這種聯動裡發掘更多經濟增長點。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新提升。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新質生產力」成為各級部署經濟工作的關鍵詞；積極建言獻策的熱點。

「新」主要體現在新勞動力、新勞動對象、新勞動工具和新型基礎設施等四個維度。

如果說高質量發展是一場「登山賽」，新質生產力則是當之無愧的「制高點」，離不開科技創新這一核心要素。以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為重點任務之首。

創新引領，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2024伊始，中國極地研究中心的南極秦嶺站正式開站，國產大飛機亮相國際航展，國產首艘大型郵輪完成商業首航……一系列新成果、新產品、新技術展現大國科技創新邁出堅實步伐。

Comment by Dokusō-tekina aidea on March 2, 2024 at 8:00am

創新引領，推進產業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數字經濟、綠色發展等領域頂層設計進一步完善，賦能傳統優勢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

老舊街區實現新建和改造、AI技術融入城市管理，惠民利民富民成為科技創新重要方向，圍繞鄉村振興、生命健康、智慧城市等領域，加強科技成果轉移轉化。

「內需主動力」，一個值得關注的新提法。對內需的定位由之前的「基本動力」提升為「主動力」，凸顯內需對於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更大，強調內需不但要起到基礎支撐作用，也要起到牽引開拓的作用。

內需，由投資與消費構成，已成為當前拉動經濟「主引擎」。2023年內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111.4%，比上年提高25.3個百分點。激發有潛能的消費，加快釋放消費活力。

2024龍年春節假期，國內旅游出游4.74億人次，較2019年同期增長19%，快遞業日均投遞量比2023年春節假期增長82.1%，春節檔票房突破80億元，創同檔期紀錄。

這個春節回歸的「年味」，折射出中國消費市場活力復蘇，但進一步擴大消費仍需多措並舉。

培育壯大新型消費，也要穩定和擴大傳統消費。同時要著力提升收入和加強保障，完善促進消費的長效機制。

聚焦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努力打通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為增強內需動力提供支撐。

發揮好內需這個「主動力」，離不開資金支持、就業保障、產業創新等多方面協同發力，將會是財政、貨幣、就業、產業等政策的重要著力點。

向著「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重點領域、「一子落而滿盤活」的關鍵環節再出實招。

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深化國資國企改革，提高國企核心競爭力，切實把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各項要求落到實處。

北京深化國家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示范區建設工作方案、上海自貿試驗區全面對接國際高標准經貿規則的80條措施……近期多個高水平開放政策接連落地。

數字、金融、電信等領域成為新一輪擴大開放重點，以高水平制度型開放推動重點領域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正成為新一輪改革開放的主旋律。

只有牽住制度型開放的「牛鼻子」，以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制度建設推動改革向體制機制的「深水區」「無人區」邁進，才能實現高水平開放與高質量發展在制度層面的高度統一。

聚焦高質量發展，為以硬道理打造出過硬的發展業績凝心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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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Dokusō-tekina aidea on February 23, 2024 at 5:02pm

2024中國東盟人文交流年

近日，中國東盟人文交流年主題標識正式發布。標識經由中國-東盟中心等單位舉辦的2024「中國-東盟人文交流年」標識設計大賽產生，從1300件參賽作品脫穎而出。

標識以中國東盟(CHINA-ASEAN)首字母「C」及「A」為主視覺元素，以拱形條紋圖案構成，以「中國紅」為主色調，輔以各色漸變，代表2024是中國農曆龍年，蘊含中國和東盟國家山水相連、命運與共的美好寓意，象征中國東盟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共建「五大家園」。（http://asean.china-mission.gov.cn 2024-02-04）

Comment by Dokusō-tekina aidea on February 22, 2024 at 2:54pm

Secretary-General of ASEAN honours celebration of ASEAN-China Year of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and Lunar New Year Reception

Today, Secretary-General of ASEAN, Dr. Kao Kim Hourn, attended a reception hosted by Ambassador of China to ASEAN, Hou Yanqi, in celebration of the ASEAN-China Year of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as well as in welcoming the Lunar New Year. During his remarks, SG Dr. Kao congratulated China for the successful Launching Ceremony of the ASEAN-China Year of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on 2 February 2024 in Fuzhou City, Fujian Province, China. SG Dr. Kao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designation of 2024 as the ASEAN-China Year of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as a great momentum to enhance cooperation and promote interaction,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friendship among the peoples of ASEAN and China, which will contribute to the advancement of the ASEAN-Chin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https://asean.org February 7, 2024)

Comment by Dokusō-tekina aidea on February 14, 2024 at 8:25am

Protohistory

Protohistory （编註：原史时代）is the period between prehistory and written history, during which a culture or civilization has not yet developed writing, but other cultures that have developed writing have noted the existence of those pre-literate groups in their own writings. For example, in Europe, the Celts and the Germanic tribes are considered to have been protohistoric when they began appearing in Greek and Roman sources.

Protohistoric may also refer to the transition period between the advent of literacy in a society and the writings of the first historians. The preservation of oral traditions may complicate matters, as they can provide a secondary historical source for even earlier events. Colonial sites involving a literate group and a nonliterate group are also studied as protohistoric situations.

The term can also refer to a period in which fragmentary or external historical documents, not necessarily including a developed writing system, have been found. For instance, the Proto–Three Kingdoms of Korea, the Yayoi[1] and the Mississippian groups, recorded by early European explorers, are protohistoric.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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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Dokusō-tekina aidea on February 8, 2024 at 8:55pm

Preserving the Cultural Bond towards Strengthening Sino-Malaysian Friendship

Melestarikan Hubungan Kebudayaan, ke Arah Memperkukuh Persahabatan Malaysia-China

Author: Ku Boon Dar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trace the history of traditional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which had been established since the Han Dynasty. The ties between both countries were further strengthened in the 15th century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 between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Malacca Sultanate.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diplomatic ties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which was officially reconciled in 1974 during the second Malaysia Prime Minister, Tun Abdul Razak bin Hussein’s visit to China. This bilateral relationship has continued to develop
and gained significance with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in 2013, which was inspired by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The paper describ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great empires (China and the Malay world), which carries a special significan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action of civilizations. This interaction does not only revolve around the issues of trade, investment and tourism alone but its significance is also visible in various socio-cultural issues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lay language in China.

Keywords: Sino–Malaysian relations; Malay language; Overseas Chinese (Huaqiao); Peranakan Chinese (BabaNyonya);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MCP)

ABSTRAK

Makalah ini menelusuri sejarah panjang persahabatan tradisional antara China dengan Malaysia yang sudah dijalinkan sejak Dinasti Han. Jalinan kedua-dua negara ini terus dimekarkan pada abad ke-15 dengan hubungan Dinasti Ming dengan Kesultanan Melayu Melaka. Seterusnya makalah ini juga membincangkan hubungan diplomatik antara ChinaMalaysia yang dijalinkan semula secara rasmi pada tahun 1974 semasa kunjungan Perdana Menteri Malaysia, Tun Abdul Razak bin Hussein ke China. Hubungan dua hala ini telah pesat berkembang sehingga kepada inisiatif ‘One Belt One
Road’ China yang diilhamkan oleh Presiden China, Xi Jinping pada 2013. Makalah ini menjelaskan bahawa hubungan antara dua buah kerajaan besar, yang satu di Asia Timur dan yang satu di alam Melayu itu, mempunyai signifikan yang khusus dalam konteks interaksi tamadun yang bukan hanya berlingkar pada hubungan perdagangan, pelaburan dan pelancongan semata-mata, malah menjangkau kepelbagaian isu-isu sosiobudaya khususnya perkembangan bahasa Melayu di China.

Kata kunci: Hubungan China-Malaysia; bahasa Melayu; Orang Cina Seberang (Huaqiao); Peranakan Cina (BabaNyonya); Parti Komunis Malaya (PKM)

（Ku Boon Dar, 2016, Preserving the Cultural Bond towards Strengthening Sino-Malaysian Friendshi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Malay World and Civilisation [Iman] 4[3], 2016: 87 – 96 [http://dx.doi.org/10.17576/IMAN-2016-0403-09])

See Also: 海絲路·文化·軟實力

Comment by Dokusō-tekina aidea on February 8, 2024 at 6:08pm

INTRODUC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Malay world was often strengthe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with the Malacca Sultanate. In fact, the Malay Peninsula and the Island of Borneo have built ties
with China since the first century even when the country and nation’s entity was still non-existence.
According to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found in the Niah Cave (Sarawak), the mural paintings, coffins
made of copper had similarities with the copper coffins found in Guangxi, Guizhou and Sichuan. It
was proven that these coffins were archaeological remains of the Three Kingdom (AD 220-280) war
era in China. In addition, archaeological remains such as the bronze drum unearthed after a flood in
the Temerloh River (Pahang), coins, knives, iron and fishing hooks carved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was found on the coast of Sarawak also proved that there were initial relation in trades between
the Malays and Chinese (Zhou & Tang 2011: 41).

Majority of the earthenware found in the area was linked to the remains of Han Dynasty (206
BC -220 AD). In addition, the trad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lay Peninsular and China can be
seen from the remains of artifacts such as found in the Bujang Valley (Chieh-cha), Kalumpang Island
(Sabah), Matang in Perak, Johor Lama (Lo-Yueh), Singapore, Tioman Island (Tiyumah), Kuala Berang in Terengganu (Fo-lo-an), Pattani, Chaiya and Ligor in Thailand (Zuliskandar & Nik Hassan 2010: 47).

The ports in these states formed trad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the artifacts found since the Song Dynasty while the trades in Kedah have begun since the Tang Dynasty (618 – 906 BC). Historian,
K. G. Tregonning (1965: 2) stated that the Malay Peninsular was the port (relay station) for ChinaIndia trades. Indeed, the history of interaction between Malay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run long. The Sino-Malaysia cultural exchange was developed out of th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due to the Malay Peninsula’s strategic location on the route of Chinese and Indian sails, the Malay
Peninsula had delevoped transit trade through which its cultural exchange with China had dawned (Zhou & Tang 20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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