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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3, 2022 at 3:14pm

巫華樂·南洋華僑史話

第十二章·企業家、教育家李光前

繼陳嘉庚之後，東南亞地區最著名的華僑領袖之一，當推李光前(公元1893—1967年)了。他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20年代末他親手創建的作坊式小廠現在已發展成為多元化的跨國大企業集團。他熱心興辦文教福利事業，還撥出巨款建立“李氏基金”，作為資助文化教育及其他公益事業的永久性基金。生前，他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和中國有很高的威望；死後，他仍為人們所懷念。

 

第一節從作坊到企業集團

 

李光前，1893年生於福建省南安縣。父親李國專先後在廈門和新加坡做小生意。幼年的李光前在家鄉私塾啟蒙，10歲到新加坡，在英印學堂念英語和數學，周末到養正學堂學中文。1907年，清政府在南京辦了專招南洋華僑學生就讀的暨南學堂(暨南大學前身)。李光前由於學習成績突出，於1909年被新加坡中華總商會主席資送到暨南學堂學習。暨南學堂畢業後，他先後到北京清華學堂(預科)、唐山路礦專門學堂深造。1912年回到新加坡。這次出國，他孤身一人，舉目無親，父親已回國內。他先擔任華僑小學教師，兼任《叻報》電訊翻譯工作，後來考入測量專科學校，同時攻讀美國某大學的土木工程函授課程。10餘年苦讀，李光前成為一位既受中華文化熏陶、又飽浸西方現代文化科學知識、兼通中英文、視野比較開闊的知識分子。但他未能如願完成學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為生活所迫，李光前只好輟學從商，到莊希泉開的中華國貨公司任職。1916年，為擴展歐美國際市場，陳嘉庚將年輕的李光前招至帳下，處理中、英文函件和對外聯絡工作。陳嘉庚很賞識李光前的才華學識，不僅委任他當了部門經理，而且還把長女嫁給了他。在陳嘉庚的公司里，李光前貢獻頗多，同時他也向老嶽父學習了很多橡膠經營的知識，並建立了各種業務聯系。耳濡目染，在言行品德上也頗受陳嘉庚的影響和熏陶。總之，在陳嘉庚的公司里任職11年，其所積累的經驗，李光前終身受用不盡。陳嘉庚的恩情，李光前是終身不忘的，即使是老人家的事業遭到巨大挫折時，他也是初衷不改的。

 

1927年，李光前開始獨立經營。他先獨資創辦了一個作坊式的制膠煙房，繼而成立了南益橡膠有限公司。在他主持下，業務不斷發展。他不僅經營傳統的橡膠和菠蘿種植與加工業，而且涉足金融界，是著名的華僑銀行的股東之一。1939年他被選為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長。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李光前已是聞名中外的實業家、銀行家和華僑領袖。從30年代以後，由於諸種原因，陳嘉庚的企業遭遇了重重困難，並在1934年正式收盤，李光前則一如既往地支持陳嘉庚的愛國興教事業。 

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李光前正好在美國華盛頓參加國際橡膠會議，由於交通中斷，他被迫留居美國。日本占領東南亞時，因為他在戰前積極抗日救國，他的產業被列為“敵產”全部沒收。戰爭結束後，李光前回到浩劫後的新馬，出任新加坡咨詢委員會委員，在協助新加坡重建工作的同時，還著手恢復橡膠業。此時的李光前剛50歲出頭，正值壯年；在美國的兒子學成回新，也投身於南益公司業務。不久，朝鮮戰爭爆發，作為戰略物資的橡膠業經營旺盛。李光前在橡膠業之外，還積極投資於其他領域，逐漸使企業經營走上了多元化的集團道路。1954年李光前退休，南益集團的業務由他的三個兒子成義、成智、成偉分工負責，對外活動由第三子李成偉代表。到1967年他去世時，南益集團已擁有26家公司，分佈在新馬泰及歐美，經營橡膠、食品、種植、航運、商貿、工程、木材、印刷等行業。主要企業是南益集團和華僑銀行。李氏家族的資產估計超過16億美元。（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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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3, 2022 at 2:31pm

李光前在事業上能獲得巨大成功，原因何在？首先是機遇。李光前的企業王國雖然也屢經挫折，但從總體上看，他在戰前打下了基礎，又抓住了二戰後的發展機遇。但更重要的是，他在企業管理上有自己的一套，又吸收了陳嘉庚公司管理的許多優點。受過現代西方教育的兒子在李氏企業的管理中也起重要作用，三個女兒也占有企業的股份。和陳嘉庚一樣，李光前為人辦事公正、誠實、節儉，為社會、為國家謀利益。他是篤信儒家學說的，將儒家的倫理應用於企業人事管理、重視人際關係的和諧，關心雇員的疾苦和升遷，在企業中形成了大家庭的合力、向心力。他是那個時代文化教育水平最高的一位企業家，精通中英文，常去歐美，因此也接觸到很多西方資本主義的現代企業管理方法。有學者說他推行“中西合璧”的企業管理方法。比如，他在堅持企業家族所有制的同時，又將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開，形成了法治的家庭企業管理法。南益集團的最高決策機構是總部的董事會，他和他的三個兒子都是董事，全權負責整個集團的業務決策，但他們不參與企業的管理及執行事務，這些是聘專業經理人員負責。選擇這些管理層和執行層的幹部時，會充分考慮親情鄉誼因素，因此在南益員工中閩南籍華僑占多數，但首要的條件仍是專業知識和操行。李氏家族成員是企業股東，年終可按規定分紅分息，但任何人無權挪用企業公款。這樣，最高決策層以家族紐帶維系，彼此沒有利害沖突，人人以發展企業為己任。專業經理人員則各司其職、各盡其能。總之，南益集團管理制度的基礎是法治，這就有效地防止了一些華僑企業的通病，如裙帶關係、人情面子、包庇縱容、權力濫用等。同時，又以儒家的倫理思想為指導，講忠孝仁義恕敬廉，講求人際關係中親情與和諧。因此，當他在1954年退休時，有條不紊地傳下了企業的指揮棒。李光前在企業中建立了各種福利制度，很早就使用了電腦，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他不僅創出一個至今還充滿活力的多元化跨國企業集團，而且還為華僑家族企業的發展樹立了一個成功的管理模式。

第二節`興學重教

李光前企業經營成功，富甲東南亞，然而克己節儉，不抽煙、不喝酒，一夫一妻，私生活十分嚴肅。對於個人財富，他反對揮霍奢侈，認為把它用之於他人，用之於社會，才越顯出真正的富有。於是，他對人、對社會，特別對文化教育、社會公益事業非常慷慨。李光前熱心文化教育事業，早在“打工”階段就開始了。那時，他每月工資最高是110元，但就對侄兒、親戚的學習給予幫助，還寄錢回家鄉修祖厝和寺廟。後來，隨著企業的發展，財富的積累，使他有了更大的能力去資助文化教育和慈善事業。新加坡的第一所印度中學的校舍是李光前捐贈的，創辦馬來西亞第一所伊斯蘭學院時，也是李光前慷慨解囊的。當然，他資助最多的還是新馬的華文教育。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恢復被戰火破壞的華校，馬來亞成立了華校復校輔導委員會，李光前出任該委員會主席。他運籌策劃，出錢出力。福建會館新辦一所學校，李光前給了它大力支持，但拒絕以他的名字命校名，這所學校後來定名為光華學校。為創辦南僑女中，他捐地捐樓。1953年，一些新加坡僑領倡辦南洋大學時，李光前認捐該校實收捐款總數的10%，到1957年止共捐叻幣104萬餘元，還捐建了文物館、電腦中心，並每年為南洋大學的優秀學生提供獎學金。李光前傾注最多心血的還是華僑中學和馬來亞大學。

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成立於1919年，是東南亞最早的中文中學，首創人是陳嘉庚。從1934年起，李光前出任該校董事會主席，連任16屆，前後達21年之久。在這20餘年中，他領導董事會成員和教職員，盡心盡力辦校。在物質方面，他承擔了學校日常經費和擴建費用的大部分。上任之初，即先代為償還華僑銀行的七萬元借款，鞏固了學校的經濟基礎。又先後在1940年和1957年，獨資捐建了科學館和圖書館各一座。南洋華僑中學今天仍然是新加坡一所設備先進、教學水平較高的學校，陳嘉庚、李光前等華僑前輩苦心經營該校的功勞，將被永遠銘記。

 

新加坡馬來亞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前身)是1949年成立的，李光前分兩次共捐款叻幣50萬元。第二筆捐款是為該校圖書館購置圖書文獻之用，在捐款函中，他希望能多購一些東方文字的圖書，注重東方文化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建議建造一座國家圖書館，並主動捐獻巨款，附帶的條件是：購藏中、馬、印等東方文字圖書，並免費借閱。該館於1957年8月16日奠基，今天在圖書館的大門壁上銘刻著“李光前先生奠此基石，這座房子是由其慷慨捐款所促成”字樣。他還擔任過新加坡福利協會主席，主持賑災救濟工作。英國劍橋大學的著名學者李約瑟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出版，也得到了李光前的資助。

1952年，李光前創立了“李氏基金”，把南益集團的部分資產捐作基金。1964年，他又將自己名下的全部南益股權(總股份的48%)捐獻給“李氏基金”。這樣，“李氏基金”就成了南益的最大股東，每年數目可觀的股息，全部用作發展科學文化教育、社會慈善福利事業。其贊助範圍十分廣泛，幾遍及世界各地。40多年來，“李氏基金”共捐助了將近三億新元，對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貢獻巨大。

由於李光前對文化教育和社會公益事業的傑出貢獻，他獲得過各種榮銜。1962年，馬來亞大學一分為二，成立新加坡大學和馬來西亞大學。德高望重的李光前擔任了新加坡大學首任校長這個榮譽職務，他是以一介平民而榮膺此職的，相當難得。在隆重的就職典禮上，他發表了一個演講，結尾時引了三句話：“我們對國家的貢獻，有什麽更好或更大於為它教育青年！”(古羅馬西賽羅)“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孟子)“凡是要收獲好稻的，必須先種好種子。”(馬來格言)三句話的中心都是“重教”，這大概也是李光前的心聲。

 

第三節情鐘祖國

李光前只是青少年時期在祖國生活、學習了十幾年，他的事業、貢獻主要在居住國，晚年成為新加坡公民。但他對祖籍國是十分熱愛的。1993年10月，李光前誕辰100周年時，在福建舉行了“李光前學術討論會”。他的一位得力助手在會上講了這麽一段話：“他無時無刻不在關心祖國。祖國若是政治安定，經濟較好，他就高興；祖國若有些不妥之處，他就煩惱。韓戰期間，美軍若勝了，光前先生就吃不下、睡不著；若是中國勝利了，他就開懷大笑。可見他對祖國的感情是多麽地深厚！”關心、熱愛祖國，在家鄉興辦教育公益事業，這是李光前輝煌人生中的部份篇章。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李光前即投身華僑抗日救國運動。他積極支持陳嘉庚出面領導籌款抗日工作，並率先捐獻10萬元。1938年10月，“南僑總會”成立，他參與籌備並當選為常務委員，帶頭認購了大量公債。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3, 2022 at 11:08am

對於陳嘉庚創辦的廈門大學和集美學校，李光前給予大力支持。特別是30年代以後，陳嘉庚的企業連年虧損，陳嘉庚難於維持兩校經費。此時包括李光前在內的許多華僑企業家雪中送炭、慷慨輸財，支持了陳嘉庚的“傾家興學”壯舉，如在1936年他就捐了5萬元給陳嘉庚建立一項支持廈門大學的基金，占了捐款數的37.5%。1950年為修復和擴建被炮火破壞的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李光前響應陳嘉庚的勸募，慷慨捐贈港幣600萬元。從1951年開始，陳嘉庚用李光前的捐款，費時八年，擴建了廈門大學，共建樓24幢，總建築面積等於解放前全校建築面積的兩倍。陳嘉庚曾被譽為廈門大學的“校主”，他為廈大的創辦和發展嘔心瀝血，鞠躬盡瘁，而李光前為該校的發展也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致力於新加坡、馬來亞的教育事業，積極支持陳嘉庚的興學活動的同時，從1939年起，他在家鄉福建南安芙蓉鄉獨資興辦了“國專小學”和“國光中學”。1943年創辦國光中學時，他正流亡美國，在東南亞的產業已作為“敵產”被日本沒收，經濟情況困難，為籌措學校經費，他不惜變賣衣物。新中國成立後，他決定擴建國光中學，還請了陳嘉庚代為選址籌劃。經幾年努力，一個以國光中學為中心的“梅山學村”終於建成。學村座落在叫“大宇山”的荒坡上，方圓500畝，不僅建了國光中學的新校舍，而且建了四所小學、幼兒園和配套的醫院、影劇院、體育場，總建築面積七萬餘平方米。為梅山學村的建設，他共捐資400餘萬元。梅山學村不僅培養了很多人才，而且隨著人的素質的提高，以學村為起點形成的梅山鎮也成為一個文明富裕的僑鄉。

 

一個熟悉李光前的人曾這麽說過：“對於社會公益事業，李光前先生往往一擲千金而毫無吝惜。但在個人生活方面，李光前甚為克己。”在60歲以前，他曾經無償獻血18次，家人勸他說：“你把錢給人就行了，為什麽連生命都要豁出去？”他卻說：“人家今天要死了，若沒有血就會馬上死。而我們可以慢慢吃補的，緊急時血輸給人能救人。我們是要做個榜樣給人看，不然誰肯獻血？”為別人、為社會他想得很多，肯“出血”。對自己的生活，他嚴苛得幾乎有悖常情。1958年去日本觀光，他竟以公共交通工具代步，和馬來亞留日學生一起吃學生飯堂，令日本人驚訝不已。1965年他因癌癥到上海治療，作全面體檢時，竟然發現他有“營養不良癥”！奉獻和克己，這是李光前魅力之所在。他留給後世的不光是一個跨國企業集團，而且還有不朽的精神。人們永遠紀念他。

 

第十三章傑出的華僑知識分子

談到南洋華僑時，每每有這樣一種看法：他們在經濟領域中很有建樹，湧現出許多巨商大富，而在文化科學上就似乎沒什麽值得提起的。這種看法是不符合實際的，南洋華僑雖然大部分是從中國南部沿海移居到南洋的貧苦百姓，本身所受教育不多，但卻十分重視子女教育，在他們中間湧現出一些很有影響的知識分子。

第一節廈門大學第一任校長林文慶

被陳嘉庚譽為“橡膠種植之父”的林文慶就是其中傑出的一位。林文慶(公元1869—1957年)，是出生於新加坡的第三代華僑。幼年時雖然也念過一點四書五經，但接受完整教育的卻是英文教育。1877年，成績優異的林文慶獲得英國女皇獎學金而開始了在英國的留學生活，曾取得了蘇格蘭愛丁堡大學的醫學碩士學位，還在著名的劍橋大學從事過研究。1893年回到新加坡。在以後的將近30年時間里，他以新加坡為活動舞臺，除了掛牌行醫、從事金融活動外，精力還傾注在社會文化活動上。林文慶是在新加坡土生土長的，被稱作“海峽華人”。他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但他並沒有完全西方化，而是努力地弘揚中華文化。19世紀末，林文慶和另一些“海峽華人”同道，成立了“中國好學會”，創辦了《海峽華人雜誌》，後來還組織了“海峽華人協會”。這些團體和刊物的宗旨是一致的，即主要是向海峽華人灌輸中國傳統文化，將他們提高到“與其他外國的現代標準立於同一地位”。林文慶認為，“把一個民族的一切傳統憑空割除，而仍然希望它能夠興旺，是不可能的。”他在報刊上發表了《儒學的基本原理》、《中國的革新》等文章，提倡學習中文、尊崇孔子學說，鼓吹和支持維新改良。他曾經保護過戊戌變法失敗後亡命新加坡的康有為。當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蓬勃發展時，他傾向革命，成了同盟會的會員，在孫中山困難的時刻，他給了孫中山熱誠的支持。辛亥革命後，他還應孫中山的邀請，擔任南京臨時政府內務部衛生司司長。1921年，陳嘉庚聘請他擔任新成立的廈門大學的校長，他在這個崗位上幹到1937年才離職。林文慶在廈門大學仍然鼓吹孔子學說是千古不變的道理，這顯得有些迂腐，但他盡心盡力地辦學，培養人才，卻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林文慶被認為是新加坡最多才多藝、最早對中國文化教育事業作出貢獻的華僑知識分子之一。(下續)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3, 2022 at 12:15am

第二節“防疫鬥士”伍連德

接下來要說的是被譽為“防疫鬥士”的伍連德(公元1879—1960年)，他和林文慶是連襟，兩人都是率眾開發詩巫的黃乃裳的女婿。伍連德最大的貢獻是在防疫學上，是飲譽世界醫學界的防疫科學權威。他生於馬來亞的檳榔嶼，接受英文啟蒙教育。1896年，考取英國女皇獎學金，去英國劍橋大學的意曼紐學院學習醫科。看得出，伍連德的社會出身、教育文化背景和林文慶有很多相似之處。伍連德是一個很勤奮的學生，學習成績優秀，曾多次獲得獎狀和獎金。在經過嚴格考試之後，他得到一筆獎學金在聖瑪利亞醫院實習三年。他是獲準在該醫院實習的第一個中國人。伍連德在歐洲度過了七年的留學生活，曾在德國的哈勒大學、法國著名的巴士德學院作過研究。1903年，他獲得劍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學成之後，他回到馬來亞，並在吉隆坡醫學院從事熱帶疫病研究，後來在檳榔嶼行醫。他還用一部分時間去為華僑社會服務，參加社會改革，反對華僑吸食鴉片。1907年，他應聘回祖國服務。他的第一個職務是天津帝國陸軍軍醫學堂的副監督，負責軍醫培訓工作。從這個時候起，伍連德連續在中國醫藥衛生界服務了30個年頭。他不僅獻身於防疫、滅疫戰線，而且還致力於國家醫藥衛生界的行政和研究工作。1915年，他參與發起成立中華醫學會，擔任過會長，並負責《中華醫學雜誌》的編輯事務，為促進中國現代醫學的發展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他還興辦了幾所醫院，並在其中的一所北京中央醫院工作過四年。他先後擔任過外交部醫官，京漢、京張、京奉、津浦等鐵路的總醫官。1930年被任命為全國檢疫事務所監督，負責監督剛頒佈的全國衛生檢疫條例的實施。

1910年，他領導了一次滅疫鬥爭，這是他一生中的大事。

1910年年底，哈爾濱發現黑死病流行，疫情十分嚴重。伍連德被派往疫區調查疫情，並負責領導一個小組，與瘟疫進行殊死的鬥爭。他後來在回憶這件事時曾這樣說：“那時候無人舍得離開北京文明舒適的生活，更無人肯冒險到瘟疫流行的東北去，所以我們便去了。”他到達滅疫鬥爭的第一線後，采取了十分有力的措施。首先是嚴格控制交通，建立隔離疫區和病人收容所，並嚴格消毒以防疫病蔓延。為了有效地做到這點，他調動了軍警，嚴加管理。其次是集中火化屍體。伍連德初到疫區時，疫情正在發展中，死人很多，最多時每日死亡人數達180餘人。當時，火葬被認為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到處是一排排等待土葬的棺材。而帶疫屍的棺材下葬等於是擴大疫源。為推行火葬，他只好請皇帝下旨。幾天後“聖諭”到達，準其所請。伍連德立即組織人力，將兩千多具屍體集中在一起焚化。鄰近的俄國疫區也仿效中國的辦法，甚至把已入土的棺材也刨出火化。伍連德的措施產生了很大的效果，次年三月，疫情就被控制住了。後來，在1917—1921年間，山西、東北又先後相繼發生兩次疫病，伍連德都親赴疫區參加滅疫鬥爭。

由於在撲滅和研究疫病方面的卓越貢獻，香港大學等著名學府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並選他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曾多次出席各種國際醫學大會。他根據自己多年的實踐經驗和研究所得，寫出一批學術水平極高的研究報告、學術論文以及《肺疫論》、《霍亂》、《中國醫學史》(與他人合著)等專著，蜚聲於世界醫學科學界。

1937年，伍連德結束了自己在祖國長達30年的醫藥衛生活動返回馬來亞，在那里掛牌行醫。晚年，他寫了一部內容十分豐富的英文自傳《防疫鬥士》，敘述自己一生的經歷，而且還記述了與他同時代的許多人和事。1960年，他死於檳榔嶼，享年81歲。

第三節“奇才”辜鴻銘

被稱為“奇才”的辜鴻銘(公元1856—1928年)也是林文慶、伍連德同時代的人。辜鴻銘，字湯生，生於馬來亞的檳榔嶼。辜家是當地的顯赫人家。他父親是一家英國橡膠園的司理，頗得園主佈朗的信任，這個園主還認辜鴻銘為義子。10歲時辜鴻銘隨義父回英國上學，他在歐洲啃了十幾年洋面包，在英國愛丁堡大學，德國萊比錫大學獲文學、土木工程學位，精通英、德、法、日、意、拉丁、馬來、希臘等文字，還懂俄文，可謂博學多才。1880年，24歲的辜鴻銘回到新加坡擔任公職。後來受到維新改良思潮的影響，他下功夫學習祖國的語言文化，以便把自己的所學獻給危難中的國家與同胞。30歲那年，辜鴻銘回到祖國。經別人介紹，辜鴻銘擔任了清朝兩廣總督張之洞的幕僚，而且一幹就是20餘年。他充分發揮自己的知識專長，為張之洞出謀劃策，頗得器重。加上他精通多種外文，又熟悉西方事務，因此多次參與外事談判。他擔任過外務部員外郎，後又晉升為郎中、左丞。還擔任過黃浦江浚治局的督辦。1910年，成為文科進士。當時與他同榜的文科進士嚴復，工科進士詹天佑，後來都成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人物。辛亥革命後，他應蔡元培校長的聘請，擔任北京大學歐洲文學史教授，專心一意從事教學與著作。他說，他一生是：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這倒是十分符合事實的。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2, 2022 at 11:26pm

辜鴻銘學貫中西，是一個有名的翻譯家。他譯的《論語》、《中庸》，譯文流暢自然，譯出了原文的風格，獲很高的評價。英文著作《春秋大義》，介紹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中華民族的精神和戰爭的出路》、《中國反對歐洲思潮的理由》都是一時稱誦之作。通過辜鴻銘的著作，西方人較好地了解了中國古老的傳統文化，他在溝通近代中西文化上的功績是相當大的。在西方，他甚至有著比在中國更高的知名度。比如德國文化界就認為能代表東方文化的人只有兩個，一個是印度的泰戈爾，一個就是辜鴻銘。

在政治思想上，辜鴻銘因循守舊，狂熱鼓吹儒家思想，反對維新，反對革命，辛亥革命後，他還一直拖著辮子，並且自詡“菊殘猶有傲霜枝”，以當清朝的遺老為榮。但他是一個有廣博知識、對外部世界有廣泛了解和聯系的人物，他在研究、比較了中西文化之後，堅持認為中國文化優秀於西方文化，中國只是近代才落伍了，他在1921年曾對來訪的英國作家毛姆說：“你們憑什麽理由說你們比我們好呢？我們的思想不比你們深奧嗎？我們的文化不及你們的精巧，不及你們的繁復，不及你們的細微嗎？如，當你們穴居深處茹毛飲血的時候，我們已經是進化的人類了。”他這種可貴的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心，讓傳統文化走向世界的想法，贏得了人們廣泛的尊敬。

第四節傑出生理學家林可勝

林可勝(公元1897—1969年)是傑出的生理學家，出生於新加坡，是林文慶的長子。他在童年時就到英國上學。中學畢業後升入著名的愛丁堡大學學習醫科。畢業前夕，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林可勝應征入伍，在戰時醫護崗位上工作了四年，直到戰爭結束後才復學。1919年，林可勝大學畢業，獲內科和外科兩個學士學位，並受聘擔任母校的生理學講師。次年，獲愛丁堡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赴美國芝加哥大學從事研究工作。1924年，又獲愛丁堡大學科學博士學位。同年，這位出類拔萃的年輕學者回到了祖國，應聘擔任北平協和醫學院生理學系教授、系主任，他是該醫學院的第一位中國教授。在協和醫學院工作期間，他創建了“中國生理學會”，兼任《生理學雜誌》主編，1928年擔任中華醫學會會長。

林可勝是富有愛國精神的科學家。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林可勝為投身抗戰事業，免除後顧之憂，他將子女送回新加坡安頓在父親家里，然後只身回到戰火紛飛的祖國。他組織了中國紅十字總會救護委員會，並成立救護總隊，任總隊長。總隊先後派遣100多個分隊分赴各戰區。當時醫護人員少，藥品器材奇缺，林可勝就在貴陽辦醫校，培育醫護人員並附設藥品及醫療器械制造廠。1940年，陳嘉庚率南洋華僑慰問團回國時，對林可勝的“努力之精神”大加贊許，並對他的工作給予經濟資助。

1942—1944年，林可勝被派往緬甸，參加中國遠征軍。在那里他擔任中緬印戰區司令官史迪威將軍的軍醫總監。在工作中，他不畏艱辛，經常每日工作10餘小時，曾多次獲得中、美、英政府的嘉獎，兩次獲得美國總統授予的勛章。

抗戰勝利前後，他出任聯勤總部軍醫署署長，國防醫學院院長，創立軍醫中心教育制度。1948年當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5月去美國。在美國的20年間，林可勝主要從事醫學教學和研究。他對疼痛及止痛機制進行了深入研究。他一生共著有《生理學大綱》及近90篇學術論文，是一位有成就的科學家。

林文慶等人生於南洋華僑家庭，在西方接受教育，但都曾在不同的時期將知識和才華奉獻給祖國，在他們身上體現的是一代南洋華僑知識分子對祖國的熱愛。

第十四章印尼的土生華僑

早期移居東南亞的華僑，幾乎全是男性，定居之後娶當地女子為妻，是必然的事。異族通婚所生的後代有別於剛從中國移入的“新客”，被稱為土生華僑(“僑生”)。隨著華僑人數的增多，男性土生華僑可以娶非華僑女子為妻，其所生後代仍是華僑，但女性土生華僑一般不嫁非華僑。這樣，土生華僑人數越來越多，在泰國、菲律賓、越南、新馬、印尼等華僑聚居的地方形成了土生華僑社會。和“新客”華僑相比，土生華僑在語言、文化、習俗等方面雖然也從中國出生的父輩那里間接地接受了中國的影響，但從母親那里所受到的異國影響更深些，他們使用居住國的語言，熟悉那里的情況，在居住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中曾扮演過重要的角色，作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

東南亞各國的土生華僑情況不盡相同，這里我們只講印尼的土生華僑。

第一節“伯拉奈干”

印尼的土生華僑叫作“伯拉奈干”(Peranakan)，其原意是土生的人，後來成了專有名詞，專指土生華僑。男性叫“巴巴”(Baba)，女性稱娘惹(Nyonya)、諾娜(Nona未婚)。土生華僑的特點是：男性娶原住民女子為妻，或在土生華僑之間通婚，諾娜一般不嫁原住民而與“新客”移民結親，因此任何一位土生華僑都有母系方面的原住民血統，而且有三代以上的僑居歷史；一般不通或會講一點華語或中國方言，日常生活交流隨母親講當地方言，如巽他語(西爪哇)、爪哇語(東、中爪哇)；雖然從父輩那里繼承了一些中國的文化習俗和行為準則，但由於受母系方面的影響，文化習俗和行為準則更加接近原居民。總之，土生華僑是中國和印尼兩個民族通婚的結晶，也是兩國文化交流的產物。

中國人較早的時候就到達印尼，唐宋時期那里就有華僑定居，明朝時在爪哇北部、蘇門答臘南部沿海地區形成了華僑村落。據載，直到17世紀末，才有一位中國婦女來到印尼，她的到來還引起了一番轟動。可以想見，在此以前，華僑娶當地女子為妻、生兒育女是很普遍的事，可見土生華僑早已出現。16世紀，中國人大批移居印尼，至19世紀中期和20世紀初達到高峰。一方面是“新客”源源而來，華僑人口驟增，另一方面是異族通婚現象越來越普遍，其結果是形成了人數日益增多的土生華僑社會，中國移民自然融合於居住地社會，成為其中的一員，“隔絕聲教，語番語、衣番衣、讀番書……奉回教，不食豬犬，其制度與爪哇無異。”(王大海：《海島逸誌》)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2, 2022 at 10:13pm

第二節華僑馬來語和文學

土生的印尼華僑的特點之一是不講華語而使用居住地的方言。印尼是一個方言復雜的國度，僅在華僑聚居的爪哇島就流通著巽他語、爪哇語和沿海城市的“低級馬來語”(與官方保護與推行的“高級馬來語”相對而言)。使用爪哇語、巽他語的土生華僑在當地的文化藝術領域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出現了作家。大約在19世紀中期，土生華僑逐漸使用在低級馬來語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華僑馬來語”(也叫“中華馬來語”、“市場馬來語”)。這種馬來語的基本語法和基本詞匯是馬來語，但糅入了很多漢語的表達方法，吸收了大量漢語(主要是閩南方言)詞匯。它不僅成為操不同方言的土生華僑的口頭和書面語言，而且在實際上成為巴達維亞(今雅加達)所有居民的混合通用語。今天印尼統一的民族語言是在20世紀確定的，它的基礎是先前在印尼各地區流行的馬來語。華僑馬來語是馬來語的一個分支，它對統一的印尼語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華僑馬來語中有大量的漢語(閩南方言)借詞，這些借詞大部分為日常生活和商業用語，它們現在已經成為統一的印尼語言中的詞匯。華僑，更具體說是土生華僑在印尼統一的民族語言形成過程中的作用應予肯定。

1901年，土生華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份馬來文報《理報》。隨後，形形色色的馬來文出版物包括孔孟著作、中國文史、創作小說紛紛問世，土生華僑的馬來語文學也開始出現。最早的作品大多是中國古典小說的譯文。有學者作過統計，從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60年代初，印尼的華人作家共創作和翻譯了3000餘部作品。其中，翻譯中國作品759部，而同一時期翻譯的西方作品只有233部。在將近100年的時間里，而且是在條件十分困難的條件下，中國的古典作品如此大量地被譯成同一種外文，這是舉世罕見的。譯者幾乎毫無例外的都是華僑，特別是土生華僑。古典小說精品，除《紅樓夢》、《金瓶梅》等少數幾種外，幾乎都有馬來文譯本。《三國演義》在1883年就譯出，這本書從1883—1912年短短的29年里，在爪哇各地至少出版了六個版本。《水滸傳》1885年譯出，在以後的百年里至少出了四個譯本，《西遊記》有三個譯本。其他如《精忠嶽傳》、《聊齋誌異》、《鏡花緣》，各種公案俠義小說、神怪小說以及儒家著作相繼翻譯出版過。一些說唱文學作品，如《梁山伯與祝英臺的故事》有多種譯本，並用地方劇種演出梁祝故事。梁祝故事家喻戶曉，不僅征服了土生華僑社會，而且深入到印尼的各階層中。總之，大批中國優秀古典文學作品通過土生華僑的翻譯、出版，不僅受到不識中文的土生華僑讀者的歡迎，而且也在印尼原住民中間擁有很多讀者，大大促進了他們對中國悠久文明歷史的了解。土生華僑譯者的貢獻是十分傑出的。

中國是一個世界文明古國，中國文化傳播東南亞並對這一地區的社會文化的發展產生過積極的影響，這是歷史事實。在印尼，傳播的媒介是中國移民及其後裔土生華僑。通過印尼華僑在傳播中華文化中的作用我們可以看到，在印尼，乃至在整個東南亞，華僑還扮演了文化使者的角色。

第三節新報派

印尼的土生華僑生長於斯土，講著當地的語言，完全融合於當地社會，是發展的必然趨勢。他們對中國相當隔膜，很少聯系，對中國發生的各種事情一直采取消極旁觀態度，但到了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風向似乎變了。這一時期，在文化上產生尋根和回歸華夏文化的趨向。中國古典文學作品被大量翻譯，儒家思想的宣揚即是明證。他們日益把命運與中華民族聯系在一起。產生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是荷蘭殖民主義者在居住區、旅行、入境等方面對華僑諸多限制，法律上歧視華僑，把他們列為二等甚至三等公民，乘車、看電影不能買好座位票，甚至無理規定華僑不許穿西裝，一般華僑子女被禁止進入荷蘭學校學習。荷蘭殖民統治者的這些種族歧視政策，使華僑尤其是土生華僑感到屈辱，他們不滿這種政策。另一個原因是，20世紀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民主革命運動的感召。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統治使他們歡欣鼓舞，他們相信，中國一旦強大起來，自己的屈辱歷史就會結束。因此，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回歸”、傾向中國，並和“新客”華僑一道，投身於提高華僑的社會地位、爭取華僑正當權益和支援中國革命為中心內容的華僑民族主義運動。

華僑民族主義運動的中心在巴達維亞(今雅加達)。這一政治派別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朱茂山、洪淵源和郭克明。郭克明是1910年土生華僑創辦的馬來文《新報》的社長、主編和記者。有的人(如柯全壽)雖不在《新報》工作，但持有和朱茂山等人相同的政治觀點，因此被統稱為“新報派”。新報派認為：華僑“既生為中國人，就永遠是中國人”，堅持保留中國國籍；“不管中國是好是壞，是弱是強，中國總是我們自己的國家。”中國是華僑的靠山，“最重要的是要使中國強盛起來”，華僑才有地位；華僑應該接受中國文化教育；反對參加當地的政治活動。這些觀點代表了中下層華僑的利益，面對荷蘭殖民統治者歧視欺壓，他們只有團結起來為維護自身權益而鬥爭，並把希望寄托在中國的富強上。新報派不僅在居住國積極反對民族歧視、反抗殖民主義的壓迫，而且盡力支持中國的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和抗日戰爭等歷次革命鬥爭，為祖國的繁榮富強而奮鬥。此外，新報派還同情和支持印尼人民爭取獨立的鬥爭，並為之作過積極貢獻。所有這些都應予肯定和贊揚。當然，如同歷史上任何一個政治派別和個人不能不因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制約而帶有局限性那樣，新報派也不例外。比如他們片面地要求保留中國國籍就是一例。其實當時的土生華僑已經融入所在國社會，對他們來說，中國實際上已是遙遠的他鄉，長期地在當地生存和發展下去才是最好的選擇。

第十五章菲律賓的中國將軍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2, 2022 at 9:32pm

劉亨賻〔fu富〕(公元1872—1926年)，是一名獻身菲律賓獨立事業的華僑。有一位著名的菲律賓歷史學家曾在一篇論文中這樣描述他：“這位英勇的中國兒子，曾用他的戰劍獻身於菲律賓的獨立事業。他在菲律賓的旗幟下戰鬥——首先反對西班牙(公元1896—1898年)，然後反對美國(公元1899—1900年)，並且由於他在戰鬥中獅子般的勇猛和對菲律賓第一共和國的忠誠，而被艾米利奧·阿奎納多將軍提升為菲律賓軍隊的準將。誠然，他是菲律賓革命中唯一的中國將軍”。

這位“中國將軍”來自福建南安縣，1890年移居菲律賓。當時的菲律賓是西班牙的殖民地。鄰近菲律賓的中國東南沿海，特別是福建省的晉江地區有不少人移居到這個群島之國。華僑擅經商，又掌握了較為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及其他工藝技術，對菲律賓商業和農業的發展有很大的推動作用。

劉亨賻漂洋過海到菲律賓時已是18歲的青年了。到達馬尼拉後，先在自己伯父的鐵鋪里當一名學徒，幾年後升為工匠師傅。後來自己經營鐵鋪，並從事制鹽業，漸漸致富。他語言天賦頗高，不僅學會了菲律賓的他加祿語、比科爾語，還會講西班牙語和一點英語。這為他融入菲律賓社會創造了很好的條件，他和周圍的許多菲律賓朋友，包括搬運工、漁民都建立了很好的關係。19世紀末，菲律賓民族覺醒，出現了“卡蒂普南”①資產階級革命組織。劉亨賻和菲律賓的革命者建立了聯系和接觸，他結識了許多革命領導人，如後來擔任菲律賓總統的艾米利奧·阿奎納多。劉亨賻個人的魅力、勇氣和有關武器及鍛鐵的知識，給阿奎納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896年8月，菲律賓獨立戰爭爆發，劉亨賻毫不猶豫地加入革命軍，被任命為步兵中尉，從而開始了為菲律賓的獨立自由而戰的光輝一頁。戰爭初期，愛國者缺乏現代化武器，每10名戰士才有一支步槍，絕大部分戰士只能使用大刀、竹槍、弓箭等簡陋武器去和裝備精良的敵人戰鬥，處境十分困難。鑒於這種情況，劉亨賻就向阿奎納多建議創辦軍工廠。這建議立即被采納了，他被任命為革命兵工廠廠長。1896年9月兵工廠建立，劉亨賻用全部身心投入工作。一批招募來的工匠，在他的指導下，不僅修好了從敵人那里繳獲的舊加農炮和損壞的毛瑟槍，而且自制了土槍炮和大量的彈藥筒，駐守在壕溝中的許多戰士，用革命兵工廠的武器武裝起來了。

1896年11月6日，西班牙軍隊向革命軍發動了一次進攻。激烈的戰鬥在諾維萊塔—比納卡延防區進行。為了抗擊敵人的猛烈襲擊，一切可以調動的軍隊都被調往前線。劉亨賻率領一支大刀隊也投入了戰鬥。他和刀手們一道似怒獅般地和敵軍步槍手進行格鬥，英勇無畏。經過一場激烈的戰鬥，革命軍終於解放了比納卡延，劉亨賻因戰功而晉升為上尉。爾後，劉亨賻還參加過一系列的戰鬥，直到該年聖誕節時才回到兵工廠。第二年二月，西班牙軍隊向革命軍發動了全面的進攻，劉亨賻又一次奔赴前線，負責指揮一支步槍手和大刀手混合連隊。在強大的敵軍進攻面前，革命軍有些招架不住，且戰且退，撤到了伊穆斯。在保衛伊穆斯的戰鬥中，劉亨賻率部多次擊退敵人的進攻，又一次由於戰功而獲晉升，成為一名少校。1897年10月，在卡曼西山戰役中立功，晉升為中校。當時有一位革命者這樣描述劉亨賻：“我對他的印象深極了。在兵營見到他是一個奇觀——身著中校制服、精神抖擻的軍官卻有一條辮子。他的士兵是他加祿人，都是誌願戰士，然而效忠他，並且為在他的戰旗下服務而感到驕傲，盡管他是一個中國人。”

1897年11月1日，比阿克納巴托共和國成立，劉亨賻參加了該共和國的成立大典，並莊嚴地在《比阿克納巴托憲法》上簽署了自己的名字，他是歷史上獨一無二享有簽署菲律賓憲法榮譽的中國人。然而該共和國沒有維持很久，總統阿奎納多及其他將領被迫流亡香港。劉亨賻隨他而去，擔任翻譯，發揮他的語言專長。

1898年美西戰爭爆發，美軍在馬尼拉灣擊潰了西班牙艦隊。流亡香港的菲律賓革命領導人回到菲律賓。阿奎納多號召人民恢復反西班牙的自由鬥爭。五六月間，革命形勢發展很快，革命隊伍在壯大，裝備和糧餉的籌集成為一大問題。由於劉亨賻是中國人，在華僑中享有威望，因此他被委以為革命戰爭募集捐款的重任。1898年6月12日，菲律賓宣佈獨立，劉亨賻也和戰士們一起分享了這一勝利，為紀念這一重要事件，他還剪掉了辮子，並幽默地對菲律賓朋友說：“我現在擺脫了親愛的辮子而獨立，正如你們擺脫了西班牙人而獨立一樣。”為菲律賓的獨立戰爭的勝利，劉亨賻不辭勞苦奔波於各地，說服人們特別是華僑踴躍認捐。在比科爾，他募集了38萬多比索②，這是菲律賓第一共和國募集到的數額最大的現金。

為了把募集到的財物都如數上交給共和國的財政當局，他還要冒著生命的危險。1899年10月初，當他率隊解送16萬比索捐款，越過拉蓋灣向塔亞巴斯海岸前進時，不幸被美國炮艇發現了。炮艇全速追趕上來，眼看辛苦募集來的巨款就要落入美軍手中。劉亨賻情急生智，果敢地下令將帆船駛入近岸淺灘，並將裝有比索的口袋扔入水中，然後離船上岸。美軍炮艦吃水深，無法闖入淺灘，只好氣急敗壞開走了。第二天，劉亨賻率隊返回海灘，撈起錢袋，交給了共和國財政部。由於為革命事業募捐成績卓著，他被擢升為準將，成為一名將軍。劉亨賻對華僑同胞的生命財產的安全總是盡力加以保護。1898年7月6日，在送上2000比索給革命政府的同時，隨款附上一封信，要求阿奎納多“發表一篇宣言，禁止傷害中國人和幹涉他們的小商業企業；因為這種行為使我們的政府和您的名譽蒙受恥辱”。在反西班牙統治的革命戰爭時期，西班牙人在一些城鎮屠殺華僑，他立即派兵援救，使2000多名華僑免遭殺戮。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1, 2022 at 10:30pm

1898年12月，美國打敗西班牙，奪取了菲律賓。菲律賓革命戰爭從第一階段的反西班牙殖民統治進入了抗擊美軍侵略的第二階段。在這一階段，劉亨賻主要是在比科爾地區的前線參加戰鬥的。1900年初，美軍加緊了侵略行動，在比科爾發動了全面的攻勢。劉亨賻負責防守的黎牙實比港也遭到了敵人的猛攻。有一位菲律賓的歷史學家說，劉亨賻“寸土必爭，敵人每進展一碼都要付出重大的傷亡。他的戰鬥人員，特別是大刀手們，在勇氣和視死如歸方面勝過侵略者，但是他們令人遺憾地在武器方面處於劣勢”。戰鬥打了整整一上午，部隊疲憊不堪，劉亨賻只好主動撤出。事後，美軍指揮官在戰鬥報告中提到這場戰鬥時說：“抵抗是如此頑強……致使許多人在肉搏戰中傷亡，而沒有顯示任何投降的跡象。”從黎牙實比撤下來後，他重組了自己的部隊，對敵人開展了遊擊戰。雖然曾多次受挫，但劉亨賻毫不氣餒，他指揮士兵不僅用槍炮大刀而且用火箭和燃燒的火把作戰，實行焦土政策，焚燒他所襲擊的市鎮，使敵人雖占領這些城鎮而一無所獲。

在菲律賓革命的整個過程中，劉亨賻表現了他對菲律賓的熱愛和忠誠，他曾告訴自己的妻兒：“我要活到我們親愛的國家獲得獨立的那一天，並且目睹菲律賓國旗在我們天空中單獨而驕傲地飄揚。”戰爭結束後，他回到比科爾家里，從事農業和商業，過著一位退休將軍平靜和幸福的生活。1906年，他曾回到福建家鄉，為母親祝壽。

劉亨賻的業績，贏得了菲律賓人民的敬重，阿奎納多後來曾這樣評價他：他的“公正無私和英雄風度，已獲得全體菲律賓人民的感佩——他正是為他們的自由和幸福而獻身的。他熱愛菲律賓一如其祖國，菲律賓自當視之為她的英勇的子孫了”。有的歷史學家認為，在菲律賓歷史上最值得尊敬的亞洲人中，劉亨賻是最出類拔萃的。

1926年，劉亨賻死於癌癥。菲律賓為這位華僑將軍舉行了國葬，國會議員全部前去送殯，非常隆重。1989年6月12日，慶祝菲律賓獨立91周年時，在菲律賓建立了兩座紀念碑，為劉亨賻塑立了雕像，以表達對這位曾經為菲律賓立下汗馬功勞、戰績彪炳的中國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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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①菲律賓秘密革命團體，全名是“最崇高、最受尊敬的菲律賓兒女協會”，成立於1892年。

②比索是菲律賓貨幣單位。

第十六章投資祖國的華僑企業家

19世紀60年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在重重阻力中產生了。在新興的民族資本主義企業中，有一些是由愛國愛鄉的南洋華僑企業家創辦的。

第一節繼昌隆繅絲廠

華僑在祖國創辦的第一家企業是1872年在廣東南海縣創辦的繼昌隆繅絲廠，它也是中國第一家民族資本的近代工業企業。創辦人陳啟沅(公元1825—1905年)，是廣東南海人。他幼年時家庭雖貧困，但有誌於學，因此讀了不少書。後來他在家鄉以農桑為業，並兼任教書先生。1854年赴越南謀生，漸漸成為富商，但他始終不忘農桑本業。1872年回到家鄉辦繼昌隆繅絲廠，采用機器繅絲。在辦廠過程中，陳啟沅遇到了很多的困難，遭到多方的刁難、阻撓，工廠還曾一度被迫停辦。但由於陳啟沅對興辦近代工業信心十足，認為用機器繅絲代替手工繅絲對蠶桑業大有好處，應該堅持辦下去。他改造了機器設備，以適應生產發展。這樣，不僅繼昌隆本身辦下去了，而且它還帶動了珠江三角洲的機器繅絲業的發展，增加了絲的出口量。南洋華僑陳啟沅創辦的繼昌隆繅絲廠，在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節張振勛“實業興邦”

張裕釀酒公司的創辦，要晚於繼昌隆繅絲廠20年，它是華僑資本家張振勛在祖國的多項投資中較為重要的一個項目。

張振勛(公元1841—1916年)，字弼士，廣東大埔人。他出身貧寒家庭，只在村塾里受過三年的啟蒙教育就輟學了。不滿20歲，張振勛只身南渡到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在那里他當過礦工和雜工，早年的生活相當艱苦。後來，漸有積蓄，又從嶽父那里繼承了一筆可觀的遺產以後，就開始自立門戶開創自己的經濟事業，他不僅在印尼，而且在馬來亞開辟墾殖場，種植糧食和熱帶作物，此外還兼營錫礦，創辦航運公司。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經過30年的經營，張振勛大約擁有七八千萬兩白銀的巨額資金，成為19世紀末首屈一指的南洋華僑巨富。

張振勛成了巨富，但念念不忘災難中的祖國。他的一生，大部分時間是在海外度過的。在海外，他深深體會到，祖國不富強，華僑只能是被歧視的“海外孤兒”。張振勛有過這樣的一次經歷：1898年，他與兩位高級職員和一位德國籍的家庭醫師從雅加達去新加坡，但德國輪船只賣給他們一張頭等艙票和三張統艙票，原來該公司規定，華僑不能乘頭等艙，只有德國人才能享此特權，因此那張頭等艙票是賣給他的家庭醫師的。此事深深地刺傷了張振勛的民族自尊心。在盛怒之下，他撕碎了船票，並自創輪船公司，懸掛清朝龍旗，和外國輪船一爭高下。他熱愛祖國，提出了“實業興邦”的主張，積極在祖國興辦實業，發展生產，以振興中華。他從海外調回大量資金，在“主權自掌，利不外溢”的原則下，引進西方的先進設備和技術，先後在廣東等地辦了機織、礦業、航運、墾牧、玻璃制造等企業，其中最有名的是設在山東的張裕釀酒公司。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0, 2022 at 11:37pm

選擇山東煙臺辦酒廠，有這麽一個緣起。1890年，他和法國駐雅加達的領事共進晚餐時，品嘗了法國名酒。法國領事告訴他，如果能用煙臺產的葡萄釀酒，可以釀出酒色不遜於法國名牌的好酒。法國領事言之無心，但聽講的張振勛卻有意，他在問清原委之後，就暗下決心，將來一定要在煙臺辦廠釀酒。1892年，他延聘一批專家進行實地考察，作了充分論證後，決定創辦張裕釀酒公司。他投資300餘萬銀元，買了兩座適宜葡萄種植的荒山，經三年的小片試種獲成功後，就從國外購入大批葡萄良種，實行大面積種植。同時，積極建設廠房，安裝機器設備，招募工人，聘請外籍酒師，開始精心地釀造葡萄酒。張裕釀酒公司的產品，最初只有白蘭地與葡萄酒兩種。1915年，白蘭地在“巴拿馬國際商品賽會”上獲得金質獎狀和最優質獎狀。此後，張裕酒廠的白蘭地就以“金獎白蘭地”的美名傳揚四方，至今不衰。據說，當時正率領中國實業考察團在美國考察的張振勛得知產品獲獎時，激動地說：“唐人是了不起的，只要發憤圖強，後來居上，祖國的產品都要成為世界名牌！”

張振勛還擔任過許多官職。從1892年被委任為駐馬來亞檳榔嶼的首任領事開始，他歷任粵漢鐵路總辦、中國通商銀行總董、商部考察外埠商務大臣兼檳榔嶼管學大臣，他是一個亦商亦官的人物，但他對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也暗中資助，而且十分熱心社會福利和華僑教育事業。

第三節潮汕鐵路和漳廈鐵路

籌集資本在國內進行鐵路建設，華僑也是十分踴躍的。清朝末年的鐵路有三條是民辦的，這三條民辦鐵路全是華僑投資的。南洋投資建設的有兩條。

一是潮汕鐵路。這條鐵路從汕頭市到潮安縣，再加支線，共長42公里。它從1903年籌備興建，1906年全線完工通車。創辦人是張榕軒兄弟。

張榕軒(公元1851—1911年)，又名煜南，張耀軒(公元1861—1921年)，又名鴻南。廣東梅縣人。早年到印度尼西亞，曾在張振勛企業中當職工，後漸漸發跡致富。在張振勛的勸說和鼓動下，張氏兄弟回國參與潮汕鐵路的興建。這條不算長的鐵路共投資300萬兩，張氏兄弟占2/3的股份。潮汕鐵路是國內最早修成的僑資鐵路，它運行了30多年，直到1938年，因被日軍嚴重破壞而停止運行。潮汕鐵路的建成對潮汕地區的社會經濟的發展曾起過有益的作用。

二是漳廈鐵路。漳廈鐵路公司於1905年成立，資金約300多萬元，投資人以印尼華僑為多。1910年開始通車，全長只有28公里，實際只建成一部分，和其他交通線也不銜接，但對僑鄉的客、貨運輸有一定的作用。

第四節攜巨資回國投資的黃奕住

在舊中國，華僑回國投資，規模最大的應該是印尼華僑黃奕住(公元1868—1945年)了。

黃奕住經歷過十分艱苦的生活磨難。他生在福建南安的一個農家中。因家貧而輟學，幫父親種地度日，並曾學理發。16歲時下南洋，經新加坡轉到印尼爪哇三寶壟。開始時，人地兩生，語言不通，他只好白天在路旁設攤剃頭(理發)，後來改當肩挑小販，晚上住在媽祖廟中，漸漸地，從攤商而經營土產和日用品，買賣越做越大，由零售而批發，由一店而發展到在各地廣設分店。他開設的商號“日興行”，專營糖業，在經營上很注意市場信息，在紐約、倫敦，特別在產糖國古巴都設有通訊點，及時掌握市場動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他已成為一名富有的企業家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他遇到一個難題。當時統治印尼的荷蘭殖民政府規定，一切工商企業要補繳大戰期間的各種稅款，只有荷蘭籍公民才享有減免權。按此規定，黃奕住大約得補交1500萬盾左右的巨額稅金。當時，荷蘭官員曾勸他入荷蘭籍，日本領事也以幫他減稅為誘餌，請他入日本籍。但是，黃奕住有著他生活的那個時代的華僑的心理：自己是堂堂中華國民，不能忍辱“托人宇下，隸人國籍”，於是決定結束在國外的業務，攜帶了幾千萬元巨資回到祖國。

回國後，他選擇上海、廈門兩地作為主要投資地。最重要的企業是1921年在上海創辦的中南銀行，該行預定總股金是2000萬元，黃奕住占股75%。中南銀行是當時最大的僑資金融企業，擁有鈔票發行權，兼營國外匯兌，還在一些大城市設立分行、辦事處。中南銀行積極投資於紡織、化學、水泥、礦石等業，還致力於發展社會經濟事業。對於福建家鄉的建設，黃奕住更是不遺餘力。在閩南地區，他投資交通事業，參與籌辦漳廈鐵路，開發龍巖的煤礦。他獨資經營“商辦廈門電話股份有限公司”，還集資辦了“廈門自來水公司”。他創辦的房地產公司“黃聚德堂”，在廈門和鼓浪嶼建築房屋。所有這些，對二三十年代的廈門市政建設無疑是有很大作用的。黃奕住年幼失學，深知無文化之苦，因此他十分關心教育事業，在家鄉辦小學、辦師範班，並且資助南開大學、暨南大學、廈門大學和新加坡的愛國學校、華僑中學等學校。

黃奕住是一位對中國的民族經濟的發展及社會公益事業都有很大貢獻的愛國華僑企業家。

陳啟沅、張振勛、黃奕住等的名字代表著中國近現代史上一批在祖國投資的企業家。他們幾乎都是因為家貧而在青少年時期漂泊南洋的。在異鄉，他們飽嘗艱辛，歷盡磨難，才漸漸在經濟事業上站住了腳跟。雖然舊中國的苦難歲月把他們拋離到海外，但故鄉故土時刻縈懷胸中，在海外的事業稍有成就後，就想到如何通過投資實業，以振興祖國。華僑愛國愛鄉的傳統，在他們身上得到明顯的體現。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0, 2022 at 10:02pm

第十七章·華僑是革命之母——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曾經得到海外華僑的大力支持。孫中山先生說過許多肯定華僑的革命貢獻的話，其中流傳最廣的是“華僑是革命之母”，它生動形象地說明，如果沒有華僑從革命一開始就給予支持，革命是難成功的。參加過辛亥革命的董必武在辛亥革命50周年紀念大會上說：“海外華僑是辛亥革命的強有力的支持者”，這話反映了歷史的真實。

華僑的分佈，以南洋地區為多，因此給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動以強有力支持的首先是南洋華僑。孫中山先生也是華僑，在他13歲時就投奔旅居檀香山的哥哥孫眉(孫德彰)。他在檀香山受過教會教育，也在哥哥店里工作過。1891年，在檀香山組織了革命團體——興中會，開始了在海外的革命生涯。在1905年革命政黨——同盟會成立之前，孫中山先生在歐美、日本活動較多，同盟會成立之後，南洋就成為他革命的主要基地了。

南洋華僑熱烈響應孫中山先生的號召，紛紛在各地建立同盟會分會。1905年10月，他到越南，首先在堤岸建立同盟會分會。第二年年初到達新加坡，受到愛國華僑陳楚楠、張永福的熱烈歡迎，在這里他領導建立同盟會新加坡分會，先後加盟的有400餘人，其中有著名愛國華僑陳嘉庚。在這之後，南洋各地都有同盟會組織。到1908年，僅南洋的英荷殖民地(包括印尼、新馬等地)就有同盟會的分會組織100多個。南洋華僑革命的中心在新加坡，後來遷移到檳榔嶼。從1900—1911年期間，孫中山先生曾八次抵達新加坡，其中有三次住在一所名為“晚晴園”的兩層樓房里。這是愛國華僑張永福供養老母的寓所，張永福主動借給孫中山先生作為革命活動的總部。年輕的新加坡共和國是十分重視歷史傳統的，現在的“晚晴園”已成為文物資料館，得到很好的保護，甚至地鐵施工可能危及它時，也不惜改變線路，以保護這座有功於革命的建築物。

南洋華僑對革命的另一個巨大的貢獻是參加武裝起義，用鮮血和生命譜寫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從1895—1911年武昌起義的16年中，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黨人前後發動了10多次武裝起義，華僑都是起義的骨幹力量。特別是1905年同盟會成立後，在廣東、廣西、雲南發動的幾次起義，都有不少南洋華僑參加。其中1907年5月潮州黃岡起義的指揮者是新加坡華僑許雪秋，同年6月惠州七女湖起義是新加坡華僑鄧子瑜指揮的，這兩次起義的骨幹力量都是華僑。1908年3月欽、廉起義，主力是由華僑組成的200餘人的短槍隊。

最壯烈的一幕是1911年的黃花崗之役。

這次起義是孫中山先生、黃興等人1910年10月在檳榔嶼開會策劃的，華僑從各方面給予支持。本來計劃挑選800個人組成敢死隊，通過一次大規模的起義，一舉達到推翻清朝統治的目的。但由於聯絡工作不力，敢死隊也只到了一部分。4月27日黃興指揮著這樣一支人數不齊、倉促成軍的隊伍，在廣州發動起義，進攻總督府。這些敢死隊和革命誌士，在起義的戰鬥中不畏犧牲，英勇作戰，但終因力量懸殊，寡不敵眾，起義失敗。事後，收殮了72具烈士的遺骸，合葬在黃花崗，被稱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後來又陸續查明14名烈士，計共86人，其中華僑占1/3，而且全是從南洋各地回國參加起義的。這些烈士是中國人民的優秀兒女，是華僑的光榮。

華僑對辛亥革命的貢獻更重要是從經濟上的大力支持。起義的裝備，士兵的糧餉，活動的經費，革命領袖的各種開銷等，幾乎全部是華僑捐獻的。孫中山先生在回憶他所領導的多次武裝起義時說：“其慷慨助餉，多為華僑。”1907—1908年孫中山先生領導幾次起義，共得華僑捐助約20萬元，大部分是南洋華僑所獻。黃花崗起義的軍費共籌得港幣18.7萬元，其中南洋華僑捐了八萬元。武昌起義，民國政府成立後，南洋華僑的捐款就更多了。陳嘉庚個人捐了五萬元給孫中山先生，許多祝賀革命勝利的電報都加上“款明日電付”、“款繼發”等內容。有人統計，1911年南洋華僑所捐的款多達五六百萬元。慷慨解囊的華僑，各階層的人都有，既有陳嘉庚這樣的愛國資本家，也有很多是貧苦百姓，有些事跡是十分感人的。賣豆芽菜的越南華僑小販黃景南，加入同盟會後，將自己一生辛勞積蓄的幾千元，全部獻出作起義軍費。並且還將以後每日賣豆芽的收入貯入“撲滿”①，以作革命之需。越南挑水工人關唐，每挑一擔水只得一文錢，但他將半生用血汗換來的3000元全部捐作起義軍餉。這些捐款絕大部分都是義捐，孫中山先生說這些華僑“不圖絲粟之利，不慕尺寸之位”，“一團熱誠，只為救國”。華僑在辛亥革命中的功績是永垂史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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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①儲蓄錢幣用的瓦器。

第十八章晚清時期中國駐新加坡的領事

隨著中國人移居國外人數的日益增多，對華僑應怎樣認識，應采取怎樣的政策，也漸漸成為歷代中國政府要面對的問題。從總的來看，由唐朝至晚清，歷代王朝不僅不允許人民移居國外，並且也不準人民在國內流動移居。將農民固定在世代居住的土地上從事耕作，既便於政治上加強控制，也有利於榨取賦稅和勞役，這是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中國封建政府的基本國策。因此禁止人民出國也是很自然的。雖然歷代政府都有種種的禁令，但由於和周邊國家與地區，特別和東南亞有著頻繁的貿易關係，就會有中國人因貿易關係而“流寓”海外，成為長期“住蕃”的華僑。這些已定居國外的華僑，被歷代王朝看成是“流落”在外的“無賴之徒”、“棄民”，因此絕不會考慮如何去保護他們。當華僑遭受迫害時，如1740年“紅溪慘案”發生後，清政府的各級官員雖然反應不一，但有一點是共通的：即那些慘遭荷蘭殖民主義者殘酷殺害的華僑是“自棄王化”、“彼地土生，與番民無異”，因此他們的被殘殺是“孽由自作”。華僑是地地道道的“海外孤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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