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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15 minutes ago

在馬來西亞的政治棋局中，前巫青團長凱里向來以言辭犀利、觀察敏銳著稱；而他日前針對某黨的一番謔稱，如今看來，不僅是一場精凖的政治預言，更撕下了這個昔日「反對黨大旗手」最後的美鏡。

凱里日前在公開場合調侃這些領袖「當了3年部長就捨不得放棄福利」，甚至直言「從他們走路和擺架子的姿勢就能看出來，他們實在太喜歡當部長了」，並以此斷言絕不可能輕易退出執政聯盟。

果不其然，在隨後召開的特別大會上，4264位中央代表只来了52%，也就是2223位。最後以1,857票或88%支持、242票反對的結果，通過了繼續留守現任政府至2028年任滿的動議。

凱里的「官迷論」不幸言中，這場投票結果毫無懸念，完全落入了政治現實主義的劇本，也再次向選民證明：這個政黨的行事作風與政治基因早已徹底轉向——當官、掌權、留在體制內，成了他們高於一切的最高指導原則。

「走路像做官」的當權者姿態：從抗爭政黨到官僚體制的轉變

回顧該黨崛起歷史，素来自我標榜是最具草根抗爭色彩的壓力集團。過去數十年，其領袖們以「敢怒敢言」、「對抗強權」的形象示人，他們在咖啡店、路邊木箱上與選民同甘共苦，誓言打破一黨獨大。權力是最好的腐蝕劑，也是最誠實的照妖鏡。

凱里所諷刺的「走路姿態與擺架子」，隱喻的正是其領袖在握有行政權力後的心態官僚化。當出入有警車開道、出訪有隨從簇擁、掌管著動輒億億聲的部門預算與津貼福利時，昔日那些與基層站在一起的草根斗士，逐漸蛻變成了小心翼翼維護既得利益的「朝廷命官」。這種對官位的眷戀，讓他們在面對柔佛和森美蘭州選的慘敗時，第一反應不是告錯退閣、展現政治風骨，而是將「留在體制內才能制衡、才能改革」當作繼續享受部長福利的合理化遮羞布。

特大高票留守：是「大局為重」還是「不捨權位」？

秘書長在特大後強調，這張高票「不是給老板的白頭支票」，並宣稱要在剩餘任期內施壓落實體制改革。這種說辭在經歷了過去幾年無數次政策大轉彎、司法爭議及選擇性「肅貪」後，早已是皇帝的新衣。

過去，他們曾痛斥對手是誰誰誰的「當官應聲蟲」，諷刺其為了留在內閣而對不公義的政策委曲求全、唯唯諾諾。如今風水輪流轉，在現任政權下，面對經濟壓力、生活成本飆升以及族群政策的敏感議題，為了保住政治核心的席位，同樣選擇了在內閣中妥協、在政策上一退再退地讓步。

 

這場特大的高票留守，本質上是一場「止損」的權力保衛戰。高層深知一旦選擇「裸退」成為後座議員或反對黨，他們將徹底失去朝廷資源，甚至可能引發閃電大選進而滿盤皆輸。在「政治骨氣」與「部長官位」之間，其作風一如既往地精打細算——選擇後者，因為握在手裡的權力比遙不可及的理想更具誘惑力。

結語：脱毛復長鱗，終究活成了自己曾經討厭的樣子

凱里的謔稱之所以能「不幸言中」，並非因為他有未卜先知的超能力，而是因為他摸透了馬來西亞政客在權力面前的普遍人性，也看穿了該黨早已走進了「當官上癮」的温柔鄉。

這場特大投票雖然暫時為現任政權穩住了半壁江山，卻也讓他們在華裔核心選民和中間選民心中的誠信再度打了折扣。歷史將會記錄下這一幕：他們用高票證明了自己對權力的渴望，也用實際行動向全馬人民展示了他們的一貫作風——只要有官可做，原則可以修正，承諾可以延後。權力讓人脱毛長鱗，最後活成了自己曾經最罵得最過瘾、最high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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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日報]「有些領袖很喜歡當部長」凱里認為火箭會留在政府

（吉隆坡14日訊）前巫統青年團長凱里表示，對於備受關注的行動黨退出或留在政府，行動黨很可能選擇繼續留在政府，原因之一是部分行動黨領袖很喜歡當部長。

他指出，這些領袖在當了3年部長後，仍不想放棄當部長所享有的福利。

「我就直說吧，有些人從一開始就不在乎部長職位，但有些行動黨領袖很喜歡當部長。從他們走路的姿勢、擺架子的方式就能夠看出來，這實在太明顯了，你就是很喜歡當部長。」

他還說，相信行動黨代表會希望繼續留在布城，以便在本屆政府剩餘任期內作出一些政績，同時為安華領導的團結政府提供穩定。

「但如果退出政府，行動黨可以把這包裝成一項有原則的決定，他們已經進行了政治盤算和內部分析。」

「他們發現，繼續留在政府並在剩餘一年任期內作出一些成果，會是更好的選擇。」

民主行動黨將於8月16日（星期天）召開全國特別代表大會，由全國4264名代表投票表決一項動議：即該黨在剩餘政府任期內，是否繼續留在聯邦團結政府或選擇退出。

（2026年08月14日東方日報；整理：蔡民傑）

備註：這個政黨果然很好預測，他們當真選擇了繼續逗留在希盟內。

此言看似在揶揄這個政黨的政治選擇的，實際上卻點出了一個政治現實：政黨在作出重大決定時，往往不是單純依照選擧承諾、政治口號或理想，而是衡量權力、利益、選票與未來政治空間。尤其對於身處中央政權，在雙標下大小事都似乎可能無奇不有的政黨而言，「留在政府」與「退出政府」并不適合一般人的「責任」、「原則」二字。若有「責任」、「原則」概念，眼前所面對的挑戰，至少减去三分二。政治成本與收益的計算的結果，就只能看「輸得起」、「輸不起」而已。如不幸「輸不起」，可否退而其次，看能否「全身而退」。

從上述分析來看，這個黨最終選擇留下，其實並不令人意外。執政三年後，它已經成為現任政府的重要組成部分，並掌握一定的內閣職位與政策影響力。首相便說：對于民間在吵的議題，這個黨并没有反對，意思是他其實随時會聆聽該黨意見的，只是他們從来没意見。

他們若當真退出，固然可以宣稱自己是為了捍衛改革、展現政治原則，但同時也意味著放棄現有的權力平台。權力噢，對任何政黨而言，即使没能力發揮執政的正面效果，消極来說好處可不少的，除了行政資源、司法便利、道德高地與話語權外，單單是秒秒鐘備受媒體、民眾關注就够過瘾了。在網路點擊率就是影响力的時代，他們就是influencer了。退出的誘因相對降低。

更重要的是，這個黨若選擇退出，必須面對「退出之後要怎麼辦」的問題。離開政府並不等於立刻能夠獲得更多選票。相反地，退出可能造成希盟內部關係緊張，也可能使選民質疑這個黨是否為了政治姿態而犧牲政府的穩定。若退出後又無法在短期內形成足夠的政治成果，最後反而可能陷入「既失去政府位置，又沒有得到更多民意支持」的尷尬局面。相比之下，繼續留在政府，至少還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即使不能累積政績，也好充分利用現有的資源解除過去的積弊，或至少做好公關，减低不必要的緊張關係。也可以草擬另一份更有說服力的競選宣言。

當然，同一個決定，可以同時存在「政治算盤」與「政治責任」兩個層面，兩者並不一定互相排斥。何况，對有的政客，二者是同一件事，尤其是考慮到「投資者」的回酬期望時，更是如此。

民主政治最值得玩味的地方就在于：政黨在野時往往強調原則、改革與理想；一旦進入政府，便必須面對政治現實的限制。當利益、權力、官職與資源擺在眼前，任何政黨都很難完全不作政治計算，尤其是曾長期困在街頭呐喊的角色。因此，對于飽受社媒政治教育的選民，「留不留在政府」已不是問題，「看你們有何好戲再讓爺興奮一回」，才是關鍵。

剩下的時光，做實事完全不符他們素来的路綫和習慣，在他們的政治認識裏，生產春藥2.0才是最實際又拿手的。這點，不需要凱里、王建民，誰都能預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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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研創]安華加雅街「收100億、給170億」說法，為何難以說服沙巴人？

2025年11月9日上午，首相安華到亞庇加雅街（Gaya Street）為即將舉行的沙巴州選舉造勢期間，遇到一名當地男子當面高聲質問沙巴「40%淨稅收」的憲法權利。

男子追問的核心很直接：聯邦政府到底什麼時候，才會真正支付沙巴憲法所保障的40%淨稅收分享權？

這場短暫的街頭對話，隨後在社交媒體廣泛流傳，也讓沙巴長年爭取的財政自主、40%稅收權，以及《1963年馬來西亞協議》（MA63）的落實問題，再次成為州選舉的焦點。

一場街頭對話，爭議在哪裡？

當時，這名男子向安華強調，沙巴的40%稅收分享是憲法賦予的權利，不能與聯邦政府平時撥給沙巴的發展經費混為一談。

安華則停下腳步，面帶微笑地回應。他指出，聯邦政府2024年從沙巴取得的稅收約為100億令吉，但同一年撥給沙巴的發展及營運資金約達170億令吉。

安華藉此強調，昌明政府並沒有邊緣化沙巴，反而在他領導下，聯邦政府投入沙巴的發展資金，比過去歷任首相時期都更多。

然而，這個「收100億、給170億」的說法，並沒有消除沙巴社會的疑慮。

原因就在於：雙方談的其實不是同一件事。

一、40%稅收權，與發展撥款是兩回事

沙巴社會最主要的反駁，是「40%」與「170億」不能直接拿來相減比較。

沙巴所爭取的40%淨稅收分享權，是涉及《聯邦憲法》第112C條文及相關憲法安排的法律權利。支持沙巴立場者認為，這是沙巴在1963年加入馬來西亞時所形成的重要財政安排。

換句話說，沙巴要的是：「依法應得的錢，有沒有按照憲法計算及支付？」

而聯邦政府所說的170億令吉，則包括發展及營運支出，例如基礎建設、公共服務以及聯邦機構的運作等。因此，在不少沙巴人眼中，這兩筆錢不能簡單地放在同一張帳上比較。

他們認為，聯邦政府履行道路、教育、醫療、治安等治理職責，是中央政府本來就應該做的事情；而40%稅收分享則是沙巴所主張的憲法權利。

所以，問題並不是：「中央給沙巴的錢，有沒有比從沙巴收的錢多？」

而是：「沙巴依法應得的40%稅收，有沒有按照憲法完整計算和支付？」這也是整場爭議最核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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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0億」到底是怎麼算出來的？

另一個引起爭議的問題，是安華所提出的「100億令吉」稅收數字。

部分沙巴本土政治人物、專業人士及學者認為，真正需要討論的不是單純一個數字，而是「淨稅收」的計算方式及稅收範圍到底包括哪些項目。例如，沙巴社會長期關注石油與天然氣相關收入、企業稅、關稅及其他聯邦層級所取得的收入。

如果不同項目的收入被納入或排除，最後計算出來的「聯邦從沙巴取得多少稅收」，就可能出現很大的差距。

因此，沙巴社會真正想看到的，是一套公開、透明、可以由雙方核對的計算公式與完整帳目。

如果連「100億」的計算基礎都沒有向公眾清楚交代，那麼單純再提出「中央給了170億」，自然很難說服質疑者。

三、「接受40%」與「局部上訴」也造成疑問

這場爭議的另一個背景，是亞庇高等法院此前針對沙巴40%淨稅收權作出的判決。

安華政府曾表明接受法院對40%權利的裁決，不會就40%權利本身提出上訴。然而，聯邦總檢察署其後針對判決中涉及聯邦政府過往做法及相關法律判斷的部分提出上訴，因而引發沙巴方面的不滿。

在一些沙巴本土政治人物眼中，這種做法容易形成一種觀感：政府口頭上說「接受40%權利」，但司法程序卻仍然保留爭議空間。

這也讓部分人擔心，40%權利即使獲得政治承認，實際落實仍可能面對漫長的法律、行政及計算程序。這種疑慮尤其敏感，因為沙巴人對「承諾很多、落實很慢」已經累積了數十年的不滿。

四、為什麼這個問題對沙巴人特別敏感？

40%稅收分享並不是突然出現的新政治口號。它與沙巴加入馬來西亞後的財政安排，以及MA63所涉及的州屬權益密切相關。

對不少沙巴人而言，這不只是一筆錢，而是「沙巴在馬來西亞聯邦中的地位是否受到尊重」的象徵。因此，當中央政府強調：「我們已經給了沙巴170億令吉。」

部分沙巴選民聽到的卻可能是另一個問題：「如果40%本來就是憲法保障的權利，為什麼還要用其他撥款來證明中央已經給了沙巴很多？」這正是雙方目前最大的認知落差。

五、真正的爭議，不只是「給多給少」

如果把整場爭論簡化成「安華說中央給170億，沙巴人說中央應該再給40%」，其實很容易忽略真正的問題。

核心至少包括三件事：

第一，是法律問題。40%淨稅收分享究竟如何按照憲法及相關法律計算？

第二，是財政問題。「淨稅收」的基礎究竟是多少？哪些收入應該納入計算？雙方能否以公開帳目核實？

第三，是政治信任問題。即使雙方最終在法律上達成共識，中央政府是否能夠建立一個透明、可持續、按時執行的機制？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yesterday

對沙巴人而言，第三點可能尤其重要。

因為過去數十年，沙巴已經聽過太多關於MA63、州權及財政自主的承諾。

六、加雅街事件為何會迅速引爆？

正因為上述歷史背景，一名普通男子在加雅街當面追問安華的畫面，才會迅速引起關注。表面上看，這只是一次街頭喊話；但實際上，它濃縮了沙巴社會多年來的核心不滿：

「我們不是不要發展撥款，我們要的是屬於沙巴、依法應得的權利。」

而安華提出的「100億對170億」，則代表中央政府另一套論述：

「聯邦政府並沒有虧待沙巴，實際投入的資金已經超過從沙巴取得的稅收。」

兩套說法其實回答的是不同問題。

一方問的是「憲法權利有沒有被履行？」；另一方回答的是「中央政府到底有沒有投入足夠資金？」

如果這兩個問題沒有被拆開討論，雙方就很容易各說各話。

七、州選舉下的政治效應

隨著第17屆沙巴州選舉臨近，40%淨稅收、財政自主及MA63落實問題，自然成為各政黨爭取選民支持的重要議題。

對沙巴本土政黨而言，這是一個可以凸顯「州權」及「沙巴優先」的政治議題。

對聯邦政府而言，則必須證明昌明政府與過去政府不同，不只是承諾MA63，而是能夠真正落實。

因此，安華在加雅街的回答，表面上是在解釋政府的財政投入，實際上卻觸碰了沙巴人最敏感的政治神經：

沙巴到底是在接受中央的「恩惠」，還是在要求中央履行沙巴本來就擁有的「權利」？

這兩種敘事，看似只是一字之差，背後卻代表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觀念。

結語：沙巴要的可能不只是一筆錢

「收100億、給170億」能否成為令人信服的答案，最終並不只取決於170億這個數字本身。

真正能讓沙巴社會信服的，恐怕是中央政府能否清楚回答三個問題：

第一，40%到底應該怎麼計算？

第二，沙巴依法應得多少？

第三，何時開始按照透明、固定及可核實的機制支付？

只要這三個問題沒有完全釐清，再多的發展撥款，也未必能消除沙巴社會對40%權利的疑慮。

因此，加雅街那場短短幾分鐘的街頭對話，之所以引發如此大的迴響，並不只是因為一名男子「敢當面質問首相」。

更重要的是，他問出了沙巴多年來一直在問的一個問題：「我們要的，到底是中央給我們的錢，還是憲法本來就保障我們的權利？」

而這個問題，也很可能成為沙巴政治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無法迴避的核心議題。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August 6, 2026 at 10:26pm

[愛墾研創]成功神話的代價：從桑德爾《成功的反思》看功績主義如何撕裂民主社會

當代民主社會最深刻的裂痕，或許並非來自左右派之爭，也不是全球化或人工智慧帶來的經濟衝擊，而是一種長期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信念——「功績主義」（Meritocracy）。

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邁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在《成功的反思》（中國大陸譯名《精英的傲慢》）中指出，功績主義曾被視為現代社會最公平的制度安排，如今卻逐漸演變為造成民主社會分裂、階級對立與民粹政治崛起的重要根源。

功績主義：一個美麗卻殘酷的神話

功績主義最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它承諾一種近乎完美的公平。

它主張，只要每個人都擁有平等的起跑點，就能依靠自己的才能與努力改變命運。相較於過去由血統、種族、階級決定人生的世襲制度，功績主義確實具有強烈的進步意義。

然而，桑德爾認為，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努力值得回報」，而是在於現代社會逐漸將市場上的成功，等同於一個人的全部價值。

當成功者相信自己的成就完全是靠個人奮鬥得來時，他們便容易忽略那些同樣決定人生結果的重要因素，例如出生家庭、教育資源、社會環境、時代趨勢，甚至與生俱來的天賦。這些條件本身，就是一場沒有人能選擇的「基因與命運彩票」。

於是，功績主義開始從一套鼓勵努力的制度，轉變成一種道德判決：成功代表你值得，失敗則代表你不夠努力。比競爭更危險的，是這種將市場結果視為人格價值的邏輯。

贏家的傲慢，輸家的羞辱

桑德爾認為，功績主義最大的破壞，不只是擴大貧富差距，而是製造了一種深刻的心理結構。

一方面，它孕育了「贏家的傲慢」。當社會不斷告訴成功者：「今天的一切都是你應得的」，他們便更容易相信自己的財富、地位與影響力完全來自能力，而忽略了幸運與社會制度的支撐。這種心態逐漸削弱了對他人的同理心，也讓菁英開始將弱勢者視為「不夠努力」的人，而不是受到制度限制的人。另一方面，它也帶來了「輸家的羞辱」。

如果社會相信人人都有公平機會，那麼沒有成功的人，就必須自行承擔全部責任。失業、低薪、階級停滯，不再只是經濟問題，而被解讀為能力不足、選擇錯誤，甚至人格上的失敗。這種羞辱感，比貧窮本身更具破壞力。

因為一個人失去的不只是收入，而是尊嚴。久而久之，這種羞辱便累積成對整個社會的怨懟，形成今日許多民主國家普遍存在的政治情緒。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August 6, 2026 at 9:17pm

文憑主義：最後一項被合法化的偏見

桑德爾尤其尖銳地批判當代社會對高等教育的迷信。過去數十年，許多政治人物面對全球化與產業轉型造成的大量失業時，經常提出相同的答案：「去讀大學」、「提升技能」、「接受再教育」。

這些建議表面上充滿善意，卻隱含一個殘酷的前提：如果你仍然沒有成功，那就是因為你沒有足夠的能力。於是，文憑逐漸成為新的身分標誌，也成為區分「成功者」與「失敗者」的象徵。

桑德爾因此提出一個發人深省的觀察：文憑主義，或許已經成為今日社會最後一項仍被公開接受、甚至受到鼓勵的偏見。

在公共論述中，人們仍可以理直氣壯地用學歷判斷一個人的能力、眼界，甚至人格；沒有名校文憑的藍領勞工，則被默默地排除在「成功」的定義之外。真正被貶低的，並非某一份工作，而是整個勞動的尊嚴。

為何民粹政治會崛起？

桑德爾最具爭議、也最值得思考的論點，是他對民粹政治興起的解釋。

他認為，像川普這樣的政治人物之所以能獲得大量支持，不能簡單歸因於選民的偏見、無知或非理性。更深層的原因，在於許多勞動階級長期承受來自功績主義文化的羞辱。

當全球化與科技革命使大量製造業工作消失時，建制派菁英告訴他們：「去念大學、重新培訓，你就能成功。」然而，對許多人而言，這句話真正傳遞的是另一層訊息：如果你沒有成功，是你自己的問題。

經濟上的挫折，逐漸轉化為人格上的否定。

而當主流媒體與政治菁英又不斷以「受教育的人」與「沒有受教育的人」、「進步的人」與「落後的人」來描述政治分歧時，這種羞辱感便進一步累積成對整個建制體系的不信任。

川普的政治魅力，正在於他成功捕捉了這種情緒。

他的支持者未必認同他的所有政策，但他們認同的是他對建制派菁英的挑戰姿態。他向選民傳遞的訊息是：「那些看不起我的人，也同樣看不起你們。」

因此，川普不只是某種政治立場的代表，更成為許多人宣洩長年怨懟的出口。

從桑德爾的角度來看，民粹主義並非民主制度偶然出現的意外，而是功績主義長期累積後結出的苦果。如果社會只批評民粹政治的危險，而不反省菁英文化自身的傲慢，就無法真正理解這股政治力量從何而來。

重建共善：比機會平等更重要的課題

桑德爾並不反對努力，也不否定能力的重要性。

他真正質疑的是，一個社會是否應該把市場成功當成衡量人格價值的唯一標準。

因此，他提出三個值得深思的方向。

第一，成功者必須重新學會謙遜，承認自己的成就除了努力之外，也包含了幸運、天賦、家庭背景以及社會制度等無法完全由自己掌控的因素。

第二，社會必須重新建立工作的尊嚴。各行各業都在維持共同生活的正常運作，基層勞工、物流人員、照護者、清潔人員等工作的價值，不應因缺乏高學歷而被低估。真正成熟的民主社會，不只是尊重高收入的專業人士，也應讓每一位勞動者都能獲得足以安居樂業的薪資與社會尊敬。

第三，重新思考高等教育的角色。大學不應淪為階級再製與篩選特權的工具，更不應成為成功者為自己貼上的道德勳章。如果名校只是持續鞏固既有優勢，那麼它所維護的就不再是公平，而是新的階級制度。

結語：民主真正需要的，不只是公平競爭

《成功的反思》真正挑戰的，不只是功績主義，而是現代社會對「成功」的想像。

當一個社會相信成功完全來自個人努力，它便容易讓成功者變得傲慢，也讓失敗者承受羞辱。於是，共同體不再建立於彼此尊重，而建立於彼此評價；公民不再是共享命運的夥伴，而成為競爭市場中的勝利者與失敗者。

桑德爾提醒我們，民主若要長久，不只是確保每個人都有競爭的機會，更重要的是讓每一位公民——無論職業、收入或學歷——都能感受到自己的勞動受到尊重，自己的存在具有不可取代的公共價值。

唯有當社會重新找回「共善」而非只崇拜「成功」，民主才能真正修補被功績主義撕裂的人心。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July 24, 2026 at 4:12pm

從198年代港劇《千王之王》談起～～謝賢剛剛過世，讓人想起他1980年主演的粵語連續劇《千王之王》。汪明荃唱的那首主題曲《用愛將心偷》，已經不朽。

而日劇多年來拍了大量有關高級欺詐案的影劇，讓國民早早在意識上有所警惕，而且，面對各界的不軌行為（包括財團、高官和體制等）不僅僅只有露骨的諷刺，還懂得如何透過法律或社會生態（如媒體）的方法去加以揭露。有的國家，如果高官本身都帶頭「被騙」，就讓人很懷疑，還有誰不可能被騙呢？再多口頭上、形式上所謂的偉大而潔淨的教義，還不如文創作品的社會作用。https://youtu.be/RiFct7JKnxQ?si=R6uV3mt0aU03LtrE

關于某K字头的退休基金局投資遭詐騙一案，嚴守「危機處理」SOP的標凖建議:

1 反貪會設小組

2 當家的厲聲譴責；激勵演說題目：不要低估我肅貪反腐的決心

3 當家第一時間澄清：沒人涉及舞弊

4 有的語文的媒體可免可免，免不掉就低調處理

5 評論人一概繼續生產既定方向的高回酬言論

6 祈禱、誦經；或：誦經、祈禱，具體做法歸有關部門的祭司決定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May 21, 2026 at 5:51pm

[愛墾研創·嫣然]呼喚與歸來：危機時代的「政治回鍋」與英雄敘事

在當代政治話語中，「政治回鍋」常被貼上消極的標簽。批評者樂於將其歸咎於政黨內部的人才斷層、派系分贓的妥協，或是老人政治對政治新陳代謝的阻礙。然而，這種流於表象的體制批判，往往忽略了政治最核心的功能主義本質：解決危機、凝聚共識以及在歷史的拐點分配權力。從宏大歷史唯物主義與文化心理學的視角來看，政治世界裡從來沒有「回鍋就不好」的絕對教條。相反，傑出政治家的重返舞台，往往是時代危機的呼喚與集體民意的理性抉擇。

政治的首要邏輯，在於應對不確定性。當和平與繁榮流於常態時，社會傾向於信任制度的常規運行，甚至追求年輕、面孔新鮮的政治素養；然而，一旦歷史進入劇烈動蕩的「總體危機」階段——無論是外部戰爭的威脅、地緣政治的重組，還是內部體制的撕裂——新手試錯的成本便會因高昂而變得不可承受。此時，資深政治家所展現的不可替代性，正是危機時代最稀缺的政治資產。

這是一種獨特的「英雄敘事」。以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為例，他在20世紀30年代經歷了漫長而孤獨的「政治荒漠期」，被當時的英國主流政壇徹底邊緣化。然而，當納粹德國的鐵蹄踐踏歐洲、英國面臨生死存亡之秋時，歷史的指針再度撥向了他。常規體制下的溫和官僚已無力應對這場前所未有的風暴，英國需要他的鐵血手腕、絕不妥協的意志以及對地緣政治的深刻洞察。1940年他臨危受命挽救國家，並在1951年以77歲高齡再度組閣（二度執政）。歷史雄辯地證明，這種「回鍋」不是政客對權力的貪婪戀棧，而是國家命運在危難時刻的必然選擇。

無獨有偶，法國的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同樣在二戰後隱退多年。但在1958年阿爾及利亞危機爆發、法國命懸內戰邊緣的危急關頭，他毅然重返政壇，以其崇高的威望確立了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憲政體制。丘吉爾與戴高樂的歷史軌跡向我們昭示：真正的政治家，其生命的引力始終與國家的興衰同步。當局勢需要他們回來活躍於政壇時，他們的歸來便是對時代命題的正面回應。

在現代民主政體中，「回鍋」的合法性更是建立在嚴苛的選票檢驗之上。民意絕非盲目盲從，當選民在投票箱前選擇一位「老面孔」時，往往夾雜著對現任執政者失誤的反思，以及對回歸者執政時期某種確定性的精神懷舊。這種歸來，是成熟的選民群體在面臨多重危機時，經過深思熟慮做出的最大公約數選擇。他們買單的不是政治家的過去，而是其現成的國際人脈、高超的官僚駕馭能力和已被歷史驗證過的危機處理經驗。

因此，「政治回鍋」不應被窄化為一頁政壇恩怨錄，它本身是一個極其深刻的中性政治文化現象。衡量其功過的標尺，不是政治家來回走了多少次，而是他是否在對的時間，出現在了對的位置。當平庸的時代流於派系角力時，「回鍋」或許表現為人才的斷層；但當歷史的大潮洶湧而來，那些曾經隱退的巨擘再度披掛上陣，往往便是國家定海神針的重塑。歷史終將證明，偉大的歸來，往往正契合了時代最迫切的呼喚。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May 21, 2026 at 1:29pm

[愛墾研創·嫣然]記憶的錨碇與秩序的歸來：危機時代選民的「懷舊心理學」

在動盪不安的當代政治版圖中，一個令人矚目的現象正頻繁上演：許多曾被認為已淡出歷史舞台的「老面孔」，在經歷敗選、卸任乃至政壇邊緣化後，紛紛跨越時間的鴻溝，再度被選民用選票推上權力的巔峰。

從冷戰時期的歷史巨擘，到當代國際政壇的幾度反轉，這種政治上的「回鍋」現象，若僅從政黨派系分贓或人才斷層的制度視角來解讀，未免流於表面。

其背後更深層的驅動力，實則是集體意識深處的一場心理潮汐——一種在危機時代集體爆發的選民「懷舊心理學」（Political Nostalgia）。懷舊，在心理學上從不是單純對過去時間線的眷戀，而是一種人在當下遭遇現實幻滅與生存焦慮時，本能展開的心理防禦機制。

當歷史步入安穩的常態期，社會共享著繁榮與進步的線性敘事，選民往往展現出前瞻性，熱衷於追逐新鮮的面孔、前衛的政策與充滿未來感的政治應許。

然而，一旦社會結構遭遇總體性危機的侵襲——無論是地緣政治的戰火重燃、全球化逆流帶來的經濟結構性崩潰，還是傳統價值觀撕裂引發的身份認同焦慮——未來便從「充滿希望的應許之地」，退化為「不可預知的深淵」。

當「未來」變得面目可憎，人類大腦與集體的認知慣性便會調轉車頭，向後尋找避難所。此時，過去那些曾被驗證過的、代表著確定性與安全感的歷史片段，就會被集體記憶重新打上柔光濾鏡。選民在投票箱前表現出的「懷舊心理學」，本質上是在混亂中尋找秩序的錨碇。這種心理在政治實踐中，具體轉化為對資深政治家「不可替代之熟練度」的渴望。

常態體制下的溫和官僚或政治素人，在危機大潮洶湧而來時，其高昂的試錯成本會讓大眾感到恐慌。選民此時不再期待一位充滿理想主義的改革者，而是呼喚一位手握解題密碼的「熟手」。

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在1930年代的「政治荒漠期」曾被視為過時的古董，但當納粹的陰影籠罩大不列顛，英國選民與政壇在懷念與恐懼中猛然驚醒，意識到只有這位經歷過帝國風雨、具備鋼鐵意志的老將，才能在生死存亡之秋穩住國家的航向。這種歸來，正是國家集體心理在極端危機下，向過往成功經驗發出的歷史性求救。

更深一層來看，政治懷舊心理往往伴隨著對現任執政者失誤的集體反思。在文化心理學中，大眾記憶具有選擇性遺忘的特徵。當現狀令人痛苦，人們會本能地抹去前任執政者當年的政治瑕疵或政策爭議，而將其執政時期簡化為一個符號——「那個繁榮、穩定且有秩序的舊時代」。此時，前領導人的「回鍋」，在選民眼中不是一種政治倒退，而是一場撥亂反正的「秩序歸來」。

無論是近代南美政壇的鐘擺效應，還是大國選舉中跨越任期的再度登頂，其核心的文化心理機制如出一轍：選民買單的，並非那個人物本身的所有過去，而是那個由大眾集體想像和記憶重塑出來的、象徵著「確定性」的黃金時代。

然而，我們必須釐清，這種基於危機的政治懷舊，絕非盲目的群眾烏合之舉，而是一種在極端環境下沉澱出的理性防禦。它反映了人類社會在面對巨大歷史慣性時的集體智慧：當未知的迷霧讓人舉步維艱，最安全的解題路徑，往往是回到上一次走通的路口。

那些隱退的巨擘之所以能披掛上陣，是因為他們的歷史檔案袋裡，裝著已被時間檢驗過的危機處理經驗、成熟的官僚駕馭能力，以及足以在國際舞台上斡旋的現成人脈。這種「老面孔」所攜帶的政治資產，在動盪時代具有最高的溢價。歷史是一條循環前進的河流，常態與危機交替更迭，前瞻與懷念也隨之此消彼長。

政治世界裡從未有過「回鍋就不好」的宿命論，因為在宏大的歷史唯物主義視角下，時間從不是衡量政治家價值的標尺，唯有「時代命題與人物能力的匹配度」才是唯一的真理。

當平庸的時代深陷制度的泥淖，反覆出現的老面孔或許象徵著新陳代謝的停滯；但當歷史的暴風雨降臨，選民透過「懷舊心理學」凝聚起的共識，將那些被歲月沉澱的定海神針重新推回政治舞台的核心，這往往便是國家命運自我救贖的開端。

偉大的歸來，從不是對過去的簡單複製，而是危機時代裡，一個民族向歷史借閱智慧與勇氣的最高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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