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俄狄浦斯》（L'Anti-Œdipe）第一卷《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 1：反俄狄浦斯》中，作者德勒茲與加塔利對精神分析的批判稱，傳統精神分析（尤其是弗洛伊德）如何將所有慾望都框定進俄狄浦斯結構中。第二章〈社會機器〉（Chapitre 2 : Les machines sociales），他們引入了「社會場域」來與「家庭場域」對抗，主張無意識與整個社會機器（而非家庭情結）密切相關。他們批評精神分析將神話的角色從社會的層面轉移到家庭的層面。這裡他們特別指出：神話如《俄狄浦斯王》不是某種普遍潛意識的模板，而是特定歷史文化機制的產物。

這個理論如果放在一般所謂“重現歷史”的戰争電影，都從國内觀點、愛國情操来處理，涉及的潛意識其實是里德勒兹的「家庭場域」（俄狄浦斯情結），而極少考量到當時的國際形式（「社會場域」），所以，不少戰争叙事很難争取到國際市場。

我們在這裏嘗試把德勒茲與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的精神分析批判，帶入到當代影像敘事的範疇，特別是戰爭電影的國際流通問題。先分幾個層次來理解：

[聲明：本文純粹嘗試把德勒兹學理與國際文創市場结合上来探討，無意評價所提及的各國案例電影的藝術成就以及相關的民族情感。]

一、德勒茲與加塔利對精神分析的批判～～他們認為弗洛伊德以「家庭」為無意識的基本座標，把慾望的所有流動都壓縮在「父－母－子」的三角結構中。這就是「俄狄浦斯化」的過程。但實際上，無意識並不是被動地接受家庭角色，而是「社會機器」的一部分：它同時與經濟、權力、符號體系相連結。慾望的生產（desiring-production）和社會的生產（social production）不可分割。因此，神話（例如《俄狄浦斯王》）不是人類心靈的普遍原型，而是特定歷史社會的產物。精神分析錯在把神話「私有化」、家庭化，遮蔽了背後的社會機制。

二、應用到戰爭電影的敘事

國內取向／家庭化敘事：許多戰爭片在國內市場常以「家國同構」的邏輯操作：祖國 = 母親，領袖 = 父親，士兵 = 孩子。這是一種「家庭場域化」的再現。戰爭的歷史被框定為「父權的召喚、母親的守護、兒子們的犧牲」。

這樣的模式很容易動員觀眾的情感，特別是民族主義情緒，但它的潛意識結構正好吻合俄狄浦斯式的框架；這種內在化的模式雖在本土有效，但卻難以對外輸出，因為「家國同構」的象徵邏輯在他國觀眾眼中不具普遍性。

社會場域／國際性敘事：如果依德勒茲—加塔利的觀點，戰爭不應僅僅被家庭化，而要被放置於「社會機器」的運作之中——這裡涉及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資本流動、國際秩序與技術體制。

當一部戰爭片能顯示戰爭背後的國際張力（如經濟掠奪、冷戰結構、跨國技術合作、全球性資本邏輯），它所調動的無意識就不再是地方性的「俄狄浦斯化」，而是與全球資本主義或國際秩序相連結。

這樣的敘事更容易超越國界，因為它觸動的是普遍的社會機制，而非特定的「民族家庭」。

三、結論與引伸

從德勒茲與加塔利的角度來看，大部分戰爭電影的問題在於「將戰爭家庭化」：它們透過愛國、犧牲、父母子女的比喻來再現歷史，結果產生的是「民族無意識」的俄狄浦斯化。這種模式對外來觀眾而言則失效，因為缺乏共同的「家庭代碼」。

如果戰爭電影要在國際市場被理解和接受，它需要轉向「社會場域」：戰爭作為全球資本主義、帝國對抗、技術與後勤體系的機制。這樣才能構築出一種跨文化的「無意識的共鳴」。

換言之，戰爭電影要想超越「民族寓言」的範疇，就必須把戰爭重新放回「社會機器」的層面，而非局限於「家庭場域」的愛國情感。（下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