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實現這一目標的過程中，我們支持將湧現作為聖塔菲研究所追求科學之路上的共同主題，但卻沒有使用湧現的語言。用莫里哀《貴人迷》中的話來形容： “天哪！四十多年來我一直在不知不覺中說著散文。”我們在這些年研究複雜適應系統中的湧現行為，但卻沒有明確說明這樣做。

圖2. 鳥類的集群行為，即鳥類在飛行過程中的集體運動，是鳥類個體在沒有協調和領導時，遵循簡單規則湧現出的行為。

但是我們的詞彙在幾年之內開始發生變化。在也許是第一本面向大眾的關注湧現行為的書籍《湧現：從混沌到有序》（Emergence: From Chaos to Order）中，聖塔菲研究所的早期知識領袖之一約翰·霍蘭德（John Holland）寫到：一些系統（比如遊戲、簡單的分子等等）中促成湧現行為出現的是一組相對簡單的規則。

在之後出版的 《萬物湧現：世界是如何變得複雜的》（The Emergence of Everything: How the World Became Complex）中，另一個聖塔菲研究所早期知識領袖哈羅德·莫洛維茨（Harold Morowitz）從理論生物學家的角度闡述了湧現行為。他描述那些規則未知系統中的湧現行為，從宇宙大爆炸到地球上人類的出現和農業的發展。

關於湧現 ，聖塔菲研究所貢獻的另一個觀點來自理論物理學家，可以在兩篇面向普通科學讀者的論文中找到。一篇非常有先見之明的論文 More is different 寫在聖塔菲研究所成立十多年之前，在文中，菲利普·安德森（Philip Anderson，他在聖塔菲研究所1984年成立時發表了演講，後來與諾貝爾獎獲得者肯·阿羅（Ken Arrow）共同主持了研究所對經濟學的初步探索）對許多科學家描述基礎研究的方式提出了質疑，他還討論了複雜系統的層級關係和對稱性的作用。

28年後，我和斯坦福大學的物理學家家 R.B. Laughlin 寫了另一篇相關文章 The Theory of everything。兩篇論文都強調了用還原論方法研究複雜系統的局限性，即人們試圖通過更細致地研究它們的組成部分來解釋複雜系統。

Laughlin 和我指出，20世紀一些還原論者的夢想是發現一個“萬物理論”，其方程式可以讓人們推導出物質的所有性質。但這樣的夢想是徒勞的，取而代之的應該是對湧現行為的關注。

理查德·費曼（Richard Feynman）有句名言：“生命只不過是原子的擺動和晃動。”我們認為這樣的視角並不能告訴我們，原子是如何產生生命物質的最後一個普遍的共同祖先 LUCA 的，更不用說隨後35億年的演化了。雖然我們知道支配當前世界的簡單方程式，但是卻發現這些公式幾乎無法告訴我們關於湧現方面的知識，無論我們是正在研究一個科學前沿問題，或尋求理解和改變家庭或社會行為。我們在文章的結尾寫道：

“在我們這個時代，理論物理學的中心任務不再是寫下終極方程，而是以多種方式分類和理解湧現行為，包括潛在的生命本身。我們認為這種下一個世紀（21世紀）的物理學是屬於複雜適應性的研究。無論是好是壞，我們現在見證了從過去科學（從本質上是還原論）到複雜適應系統研究的轉變，這種轉變堅實地建立在實驗的基礎上。我們希望其能為新的發現、概念以及智慧提供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