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上述這樣的一種城鄉之間的互依和互動，傳統的鄉土中國便在城鄉之間形成了一種彼此有一種需求和相互依賴的互惠循環。因此，從一種更爲實質性的意義上而言，“鄉”在這裡意味着“農”，而“城”則意味着“工”，至少城是指非農的，但農未必就是非工。甚至可以説，在鄉土中國的獨特空間之中，農和工之間恰恰發生了一種並接和共存。實際而言，這裡的“工”一定並非單單是指城市工業的，而是指與“農”相對而言的各種“非農”的行業，它們跟城市相關聯，但並非完全都存在於城市之中，而是城鄉共存的，並且是爲鄉村所必需的。從傳統的手工業到現代服務業、現代機器工業以及最新的信息技術産業都可算作一種傳統“工”的範疇，或者都可以在“工”這個概念之下得到涵蓋和容闊。並且，在傳統鄉土中國社會之中，一種“農”接觸並觸碰到了“工”“農”的生活才有一種活力和富足的可能，而單靠“農”自身是無法使自己旱澇保收地富裕起來的，在農業社會的生産之中，生活的根本是要在農工之間做一種資源的分配的，有此才真正可以出現一種農工之間的觸碰，進而才可能會出現一種農軸和工軸各自鄉擺和城擺的擺動之間的相互交叉。

從根本上而言，農業所帶來的是一個圍繞着溫飽線上下的一種生活，單單依靠農業，必然是存在着一定的年度風險性和不確定性的，換言之，是一多半要靠天來吃飯的。這種風險性和不確定性，就要求農業社會裡的人若想富足得一種衣食無憂，便要有一種非農行業的額外收入來做一種補充才可以，如此才會實現一種小農經濟的韌性與可持續的生存。與此同時，農閒時期大量青壯年勞動力的剩餘，又使得工業的生産便有了一種充足的勞動力供應，而城市之中各種形式的手工、機器乃至工廠化的經營，才可能真正有一種連續運轉的發生。很顯然，現代純粹意義上以工廠勞動爲單一工作或職業的所謂“工人階級”的形成，大約是在工業化世界以後基於一種勞動密集型的工廠生産而實現的[2]。但無一例外的，傳統農業則是屬於一種小農經濟的，是一家一戶的作坊式的生産，不會是大規模人力集中的並坐落於大城市之中的工廠化的生産。不過，伴隨着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這種大工廠、大工業被擠入到鄉村社會空間中去的生産模式，也在一些靠近城市的鄉村地域社會中正在發生着。

但總的情形是，在最爲傳統的時代裡，工和農之間必然要求有一種相互的補充，彼此不可同時同地的進行，更不可各自分離而單獨開展，而是伴隨着一種農忙和農閒的季節性的節奏間或進行。因此，也就無所謂一種專門化的工人階級觀念的出現，曾經在城市或城鎮裡做工之人在這一社會中都會有着多種的角色，他們也必然和作爲家鄉的鄉村之間有着一種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既可能是工人，也還可以是農民，或者，農忙務農，農閒務工，農工二者兼而有之。

二、工農二軸的自傳與觸碰原理

這裡更應該特別指出的是，農、工二軸都是在做着一種自我的轉動。換言之，也就是兩個軸向各自的形態都是在發生着一種自轉式的改變。這種各自自我的轉動，其運行的結果就可能會出現二者之間在各種新形勢之下發生種種接觸或觸碰的可能。

在這裡，首先便是農軸在自轉，也就是所謂的鄉土中國其自身的農業性在發生着不斷的變化。它真正發生並帶來的是一種社會與文化上的轉型，這種轉型意味着鄉土之人從一種更多地依賴土地，依賴於傳統的農耕，而向更多地依賴於現代工業、技術以及非農耕的生活方式上的轉變。

20世紀80年代所轟轟烈烈興起的中國鄉鎮企業的發展壯大，就屬於是這種鄉村的農業性轉變的一個最爲明顯的例証。與此同時，傳統鄉村手工業和非物質文化遺産之所以能夠在新形勢之下受到城鄉之人的關注，根本也是在於這種改變和轉型之上，也就是農軸在向着非農軸的工和城的方向上做一種轉變或擺動。

在這一點上也可以説，之所以能夠有這種農業向鄉鎮企業的轉變或轉型的發生，一種鄉土中國的土地擁有提供了地方性文化資源的獨特性存在，這種獨特性在一個鄉土社會的轉變時代裡就變得日益突出了。而這種獨特性也就成了一種新鄉土書冩的基礎以及一種有某種形態並可以爲人所掌握的結構性框架之所在。

其次，工軸自身也在扭轉，即城市的生活在發生着一種變化或轉型。今天越來越多人所熟知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出現便是這種轉變的映射或體現。隨着從純粹手工制作到現代機器生産，從蒸汽動力到石油、電力以及今天的數字技術的信息工業的發達，基於18世紀以來的原始工業化的整個世界的工軸都在發生着一種不斷提速、增能以及超車式發展的大扭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