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1960年代，區位分析流派在計量革命的驅動下崛起，遵循理性經濟人和完全競爭市場的基本假定，即理性的工人和工廠生產產品、理性的消費者通過市場購買產品，經濟系統被抽象成各色各樣理想化的區位模型，社會和文化因素則作為常量被剝離[14]。區位分析後來進一步發展為以Krugman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學」(New Economic Geography)，其核心議題是分析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及其動力機制，在1990年代成為經濟地理學研究的主流範式之一[15-16]。

然而，很多學者認為這種「新經濟地理學」本質上是一種「地理經濟學」(geographical economics)或「空間經濟學」。換句話說，是經濟學在尋求空間解釋，是經濟學的地理轉向，而不是經濟問題的地理學探討[17-18]。雖然研究視角從個體的、原子化的經濟行動者擴展到了企業聯系和經濟的區域組織，但仍然遵循理性個人行為假設和均衡模型建造；雖然也關注到不同企業之間的相互聯系，但正式的生產、聯合和供求關係仍然是研究的主流[19]。故此，就研究而言，仍在延續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傳統，真實世界中經濟系統的複雜性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

1970-1980年代，出於對計量革命的批判，以及受到新馬克思主義中的結構主義學派的影響，政治經濟學分析視角在經濟地理研究中開始占據重要位置，也開始關注到生產關係背後的社會關係和權力運作[20]。然而，以馬克思主義為主軸，政治經濟學分析更多時候主張一種單向的因果決定論，即認為經濟決定文化、經濟操作文化、經濟影響文化[21]，或指出從目的到手段，文化和經濟均各有不同，邏輯迥異[22]，主張應該關心物質的實體而非想像的地理，關心成本而非文化，關心社會活動而非文本，關心世界而非文字[23]。也有學者擔憂文化研究會擠壓和稀釋政治經濟學的嚴肅性，妨礙對資本主義經濟剝削和不均衡空間發展的解釋[24]。

總之，傳統經濟地理學對經濟與文化做出了明確區分。由此，社會、文化、傳統、歷史和制度等對於形塑經濟過程和經濟景觀而言非常重要的因素都被忽視，顯然不完全有利於解釋新經濟產生的更加複雜的經濟地理現象。這促使經濟地理學者進入新的知識領域尋找新的理論源泉，以重新構建經濟的定義，以及經濟與文化之間的關係。

1990年代以來，在資本主義的「新現實」和以多元化為特征的後現代主義哲學思潮(包括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等)的共同推動下，一系列充滿活力的「新」經濟地理學(「New」 Economic Geographies)迅速形成[25-27]。這一理論轉向的維度是極其多元和開放的。

概括起來，它成為地理學的文化、制度、關係、演化、尺度等多維轉向的交織。國內學者也對此進行過詳細引介[28-32]。雖然，不同轉向有各自側重點，但它們的核心都是將經濟從完全的理性計算和單一的線形過程中解脫出來，重新概念化為嵌入於社會文化情境中的、動態變化的過程，文化與經濟的關係也不再被認為是二元分立的，而是具有互相建構、有機統一和不可分割的關係。在實際研究中則反對將經濟活動純粹局限於經濟維度的「真空式」分析，轉向結合政治、制度、關係、社會、文化等要素的綜合分析，經濟地理的研究領域、視角和範式因此得以極大地拓展[33-34]。

其中，「文化轉向」對「新」的經濟地理學的貢獻廣泛且深遠。正如Crang提出，「文化轉向」體現和刺激了經濟地理學自身的重構[12]。「文化轉向」是自1990年代以來發生在整個西方社會科學領域的一項深刻變革，此後文化以及與之相關的許多思想成為了眾多分支學科具有活力的思想源泉[35]。「文化轉向」的內涵可以概括如下：第一，重新定義了「文化」，不再視之為既定的、固定不變的「物體」，而是一切通過社會行動或日常生活實踐建構的意義、情感、認同、價值、意識形態與話語等所組成的，並且不斷重構的動態系統[36]。第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不是各自封閉的，而是相互嵌入的[37]。

換句話說，包括經濟實踐在內的所有社會行為均離不開與文化和意義系統之間的相互影響、彼此塑造[38]。文化和經濟本就是相互影響、相互建構和相互塑造的[11-13]，這也促進了「新」的經濟地理學與人文地理學其他分支學科特別是與社會文化地理學之間的交叉、融合和對話。概言之，文化經濟地理學正是在這個交界面處成長起來[3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