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中國願同東盟國家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中國和東盟國家山水相連、血脈相親。今年是中國和東盟建立戰略夥伴關系10周年,中國和東盟關系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中方高度重視印尼在東盟的地位和影響,願同印尼和其他東盟國家共同努力,使雙方成為興衰相伴、安危與共、同舟共濟的好鄰居、好朋友、好夥伴,攜手建設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為雙方和本地區人民帶來更多福祉。為此,我們要著重從以下幾個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堅持講信修睦。人與人交往在於言而有信,國與國相處講究誠信為本。中國願同東盟國家真誠相待、友好相處,不斷鞏固政治和戰略互信。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中國和東盟國家人民勇於變革創新,不斷開拓進取,探索和開辟順應時代潮流、符合自身實際的發展道路,為經濟社會發展打開了廣闊前景。我們應該尊重彼此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尊重各自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改善人民生活的探索和實踐,堅定對對方戰略走向的信心,在對方重大關切問題上相互支持,牢牢把握中國—東盟戰略合作的大方向。中國願同東盟國家商談締結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共同繪就睦鄰友好的美好藍圖。中國將一如既往支持東盟發展壯大,支持東盟共同體建設,支持東盟在區域合作中發揮主導作用。


第二,堅持合作共贏。“計利當計天下利。”中國願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擴大對東盟國家開放,使自身發展更好惠及東盟國家。中國願提高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水平,爭取使2020年雙方貿易額達到1萬億美元。中國致力於加強同東盟國家的互聯互通建設,中國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願支持本地區發展中國家包括東盟國家開展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東南亞地區自古以來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中國願同東盟國家加強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國政府設立的中國—東盟海上合作基金,發展好海洋合作夥伴關系,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國願通過擴大同東盟國家各領域務實合作,互通有無、優勢互補,同東盟國家共享機遇、共迎挑戰,實現共同發展、共同繁榮。


第三,堅持守望相助。中國和東盟國家唇齒相依,肩負著共同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責任。歷史上,中國和東盟國家人民在掌握民族命運的鬥爭中曾經並肩戰鬥、風雨同舟。近年來,從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到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從抗擊印度洋海嘯到抗擊中國汶川特大地震災害,我們各國人民肩並著肩、手挽著手,形成了強大合力。我們應該摒棄冷戰思維,堅持倡導綜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新理念,共同維護本地區和平穩定。我們應該深化在防災救災、網絡安全、打擊跨國犯罪、聯合執法等方面的合作,為本地區人民營造更加和平、更加安寧、更加溫馨的地區家園。中國願同東盟國家進一步完善中國—東盟防長會議機制,就地區安全問題定期舉行對話。對中國和一些東南亞國家在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方面存在的分歧和爭議,雙方要始終堅持以和平方式,通過平等對話和友好協商妥善處理,維護雙方關系和地區穩定大局。


第四,堅持心心相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壘土”。保持中國—東盟友誼之樹常青,必須夯實雙方關系的社會土壤。去年,中國和東盟國家人員往來達1500萬人次,每周有1000多個航班往返於中國和東盟國家之間。交往多了,感情深了,心與心才能貼得更近。我們要促進青年、智庫、議會、非政府組織、社會團體等的友好交流,為中國—東盟關系發展提供更多智力支撐,增進人民了解和友誼。中國願向東盟派出更多誌願者,支持東盟國家文化、教育、衛生、醫療等領域事業發展。中國倡議將2014年確定為中國—東盟文化交流年。今後3到5年,中國將向東盟國家提供1.5萬個政府獎學金名額。


第五,堅持開放包容。“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在漫長歷史進程中,中國和東盟國家人民創造了豐富多彩、享譽世界的輝煌文明。這裏是充滿多樣性的區域,各種文明在相互影響中融合演進,為中國和東盟國家人民相互學習、相互借鑒、相互促進提供了重要文化基礎。我們要積極借鑒其他地區發展經驗,歡迎域外國家為本地區發展穩定發揮建設性作用。同時,域外國家也應該尊重本地區的多樣性,多做有利於本地區發展穩定的事情。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和東盟共同體、東亞共同體息息相關,應發揮各自優勢,實現多元共生、包容共進,共同造福於本地區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一個更加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符合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圖共贏的時代潮流,符合亞洲和世界各國人民共同利益,具有廣闊發展空間和巨大發展潛力。(北京時間10月3日11時,習近平主席在印尼國會發表演講。攝影:蔡靖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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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CERI on August 19, 2015 at 2:11pm

趙磊:亞投行與一帶一路的N個“不”

【亞投行無疑是近期國內外地緣政治、經濟金融的最大熱點。3月26-29日舉行博鰲亞洲論壇,“一帶一路”規劃也將正式發布。在本文作者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趙磊看來,“一帶一路”範圍廣,規劃不會過細,更多是原則性的表述,要留下足夠多的、動態性的空間讓絲路國家和企業去參與,不希望限制參與國和企業的主動性和創造力,主要提供方向性內容,如交通、能源、電力、通訊等,這與亞投行的工作重點是匹配的。

但目前國內外對亞投行和“一帶一路”都有不少認識誤區,亟待澄清。本文摘編自作者在盤古智庫發表的文章《“不動別人奶酪”的亞投行》和在《環球時報》發表的文章《理解“一帶一路”需避十個誤區》。】


亞投行不是“中國版的布雷頓森林體系”


要避免簡單類比,不要一方面反對別人拿“馬歇爾計劃”類比中國的“一帶一路”,另一方面自我陶醉地把亞投行比作美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因為,“馬歇爾計劃”、“布雷頓森林體系”等制度安排都有維護一國霸權的意味。許多西方媒體將亞投行稱作是中國控制的,這不客觀。此前中國對外表示可出資到50%,這表明中國對亞投行的強力支持,但也不一定非要50%,隨著亞投行成員的增多,中國的占股比例會相應下降。中國有控制的能力,但沒有控制的意願:中國不尋求一票否決權,因為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反對美國在世界銀行擁有否決權,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中國是亞投行的發起國與關鍵力量:中國推崇協商一致,即“有事好商量”,盡量以達成一致的方式決策,而不是靠投票權來決定。中國要推動共識,在共識的基礎上,把具體的項目做紮實。

亞投行表明中國外交布局的重大調整: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臺是中國的外交布局。可以預見,多邊外交將提升到更加突出的位置。通過亞投行等多邊機制,既有利於中國整合周邊與全球資源,也有利於中國贏得良好的口碑與聲譽。

亞投行不是“中國版的門羅主義”


開始的時候,美國遊說七國集團和亞洲盟友不要加入該機構。美國認為,鑒於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存在,沒有必要再建一家新的開發貸款機構。美國的擔心:1、從戰略來說,亞投行會動搖美國霸權的基石——全球貨幣與金融秩序,美國已經領導了70年;2、從技術來說,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金融組織,美國擔心貸款標準是否會很低,或形同虛設。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如果你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所有人;如果你控制了貨幣,你就控制了整個世界。”今天,美國在能源領域、金融領域都感受到了中國強大的競爭壓力。


3月23日,奧巴馬稱歡迎亞投行的設立並表示亞投行可以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展開合作。美國態度的轉變不僅僅是因為盟友的倒戈,更主要是國內壓力:1、全球經濟新格局的主要標誌是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美國要接受這個事實;2、加入才有可能從內部影響亞投行的發展。


從圍堵到合作,也表現出美國態度的虛偽性:一方面,不停敦促中國發揮與其日益增強的實力相符的國際責任,為全球發展提供更多的資源;另一方面,當中國朝這個方向努力時,比如建立亞投行,美國卻試圖阻撓,這就顯得短視和虛偽了。對中國人而言,亞投行的建立不是北京與華盛頓爭鬥全球經濟影響力,而是發展中國家與西方經濟秩序的博弈。


不要讓亞投行以及一帶一路被過度政治化


中國要推動國際規則更加合理與完善,但不是要進行顛覆。在國際關系中,負責任不僅僅指要援助、要砸錢,更強調公共產品的提供,要有議程設置的能力:我不能決定大家內心想什麽,但我能決定大家討論什麽。要避免亞投行以及一帶一路的政治化,要在便利、透明、高效、合規上做文章,推動可持續發展、包容性發展、公平性發展。1、可持續發展,基礎設施建設要符合綠色和低碳標準,要有人文情懷、要在生態友好上下功夫;2、包容性發展,使各國人民有機會的參與到亞洲的共同事業中來,要避免由於邊緣化狀態而導致的極端化情緒的蔓延。3、公平性發展,既要反對霸權,也要反對特權,使公平成為亞洲國家的共同價值。目前的突破口:成立後要提高放貸效率,要多做雪中送炭的事,但同時要制訂嚴格並切實可行的高標準保障條款。


亞投行是中國“共同體外交”的新載體。“共同體外交”的實質,不是單純尋求一國利益,而是將共同體成員的利益捆綁在一起,實現普遍的利益增值。因此,區域開放主義、利益均沾、透明化操作是“共同體外交”的邏輯基礎。這也是區域多邊主義與開放主義的合法性基礎。共同體有三個階段:利益共同體,即要在滿足需求上做文章;命運共同體,即要在應對挑戰與回應壓力上做文章;價值共同體,即要在相關欣賞與內心認同上做文章。

亞投行“創始國”不一定有特權

為什麽大家爭著想做創始國?國家在考慮回報的時候,既包括經濟回報也包括政治回報;創始會員國會得到特殊的政治回報,會載入史冊,特別是大國非常在意這個。小國更加關註具體的經濟回報。從原則來說,創始會員國與其他會員國在法律上的權利和義務並無區別。金融機構最大的特權是投票權,投票權的多寡取決於成員國的出資份額。具體來說,以國內生產總值(GDP)來衡量各國的經濟權重,以經濟權重來衡量各國的出資份額和股份分配的比例。由此看來,創始會員國的特權主要具有象征意義,即“歷史不會忘記”。


建設“一帶一路”不能自娛自樂


中國人往往把22個阿拉伯國家看做一個整體、把5個中亞國家看做一個整體、把54個非洲國家看做一個整體……據此制定整齊劃一的政策。但“一帶一路”要真正具有生命力,我們就要真正去了解每個國家、每個群體對中國的期望、對我們的需求,要庖丁解牛每個絲路國家。


各省不能只顧“討政策”


絲路戰略既要頂層設計、更要基層創新。在調研過程中,很多地方幹部最後的總結往往驚人的相似:希望中央重視我們,給予特殊政策。但北京的專家再聰明,他們不一定比地方幹部更了解地方。所以不能等,要有基層創新,要先做起來。


各省不要急於為自己找定位


有為才有位,不用忙著定位。很多省份在忙著爭搶歷史上誰是絲綢之路的真正起點,有的叫絲綢之路的新起點,有的叫絲綢之路的黃金段,有的叫絲綢之路的節點……這在全球化、互聯網經濟時代的意義是有限的,關鍵不是叫什麽,而是要有內容、有亮點、有突破,即在今天本省有哪些“錯位競爭、不可替代”的絲路優勢。


但很多省份一想到絲綢之路,還在絲綢、茶業、陶瓷等“老三樣”上做文章,但這是歷史上中國的主打產品。今天,我們要賣什麽?首先,需要了解合作夥伴需要什麽:對方需要什麽我們就賣什麽,要多賣必需品、少賣奢侈品,既是賣產品,也是賣價值、賣文化,通過消費中國產品上升到對中國的欣賞和認同。


“資源、能源合作”不是“一帶一路”的唯一主題


有一些人認為,“一帶一路”就是要保障中國的資源、能源供給,確保稀缺性資源的戰略安全。的確,絲路沿線國家大都有豐富的資源和能源儲備,如黑金(石油、煤炭)、藍金(天然氣)等,但是這些國家不喜歡“一談生意就是資源、能源”,它們不希望成為“騎士的馬”。


而且絲綢之路的兩端一頭連著繁榮的東亞經濟圈,另一頭系著發達的歐洲經濟圈。因此,發達國家也是“一帶一路”的重要成員。


談“一帶一路”不要錯用“橋頭堡”


很多省份定位自己為“一帶一路”的“橋頭堡”(bridgehead),但是橋頭堡、排頭兵、先鋒隊、主力軍等類詞匯是軍事術語,它們的本意是防禦性的,即“說什麽我也不能讓你進來”。這類詞匯翻譯成外文,不具開放性、包容性,並且容易讓人產生誤解。

不要濫用“過剩產能”一詞

常有媒體提到,“‘一帶一路’建設,可以把過剩產品銷售出去”。這個詞匯,讓一些沿線國家聽了會產生反感。你不要的,別人會要嗎?(
趙磊·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

Comment by CERI on August 18, 2015 at 10:02pm

兩地青年領袖探索「一帶一路」

尋訪西安文化根源,參觀中東新興建設

由北京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及西安交通大學主辦的「絲綢之路青年領袖計劃2015-2016」日前在陝西西安啟動。三所高校的50名一年級學生將利用寒暑假走出課堂,沿著絲綢之路探索至中東國家,認識絲綢之路的古今發展,並提升個人的領袖素質。

據了解,此計劃為期一年,緊扣國家「一帶一路」戰略主題,旨在透過多元化、跨領域、跨地域的領袖培育課題及活動,系統化地提升學生領袖素質、人際關係的培養、地區性學習、接觸國際等層面,從而為香港及國家培育具有前瞻性的新生代領袖。
培養全球公民意識

據介紹,是次訓練計劃將藉助在絲路沿線多種不同民族、文化與經濟發展等當代議題,學習中國與中亞、中東的發展及民族融合過程,開拓三校學生的國際視野,並藉此培養社會責任感、國際視野及時代觸覺,加深學生對中國的認識,勇於創新以解決當前社會問題。

其間,學生們除了課堂知識外,還將參訪多個政府部門、民間機構及基層社區做交流及體驗。同時,到達土耳其及以色列,參訪古代及先進絲路的文化傳承及新建設,學習中東的文化及經濟發展。而為培養全球公民意識,學生們還將參與在吉爾吉斯斯坦的社區服務學習計劃,與當地學生交流,了解更多關於中國與中亞的政策及當地政府的關係。

西安是古絲綢之路的起點,為此,是次活動第一階段便選擇從西安出發,深入了解中國文化根源。其間,學生們將走訪主要政府部門及民間機構並了解有關文化、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與內地傑出領導人對話,並探索絲路起點文化遺蹟如漢長安城遺址、兵馬俑等;學生們還將分組到不同基層社區做服務體驗,服務流動兒童、智障人士、農村貧困留守兒童及老人等。此外,第一階段18天的旅程中,學生們還將到達寧夏,學習新農業經濟發展及回族文化。

校方冀以實踐育人

西安交通大學副校長席光教授表示,古絲綢之路創造了沿線的經濟文化繁榮,而今,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已經深入人心,希望一眾同學能夠勇於擔當、拓寬視野,通過實踐培養自己的領袖素質。香港理工大學協理副校長石丹理教授則在致辭中表示,領袖首先要具有很好的態度、是非觀念及道德模盤,他希望同學們能有像飛機平地指示器一樣的姿態,正確引領自己。

作為活動贊助商,普匯中金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企業發展董事李詠茵亦表示,「一帶一路」為中國以至國際社會帶來重大的發展機遇,其規模遍佈中亞、歐洲及中東地區,猶如一列開通全世界的經濟快車,勢不可擋,期望透過贊助可讓青年人了解社會未來發展及「一帶一路」戰略對中國及世界的影響。香港文匯報訊(27.7.2015 記者 張仕珍 西安報道)

Comment by CERI on August 18, 2015 at 9:08am

中國首次“一帶一路”青年行動在北京舉行

9日,由共青團中央舉辦的2015全國大學生“圓夢中國”暑期社會實踐專項活動在北京舉行,這是全國首次“一帶一路”青年行動。

據共青團中央學校部副部長李驥介紹,此次專項實踐以“絲路新世界,青春中國夢”為主題,共收到來自全國25個省(區、市)的114所高校的348支團隊的申請材料,經專家評審,最終有全國100所高校300支團隊近5000名學生入圍,實現了全國高校圍繞統一主題聯合行動、規模化調研的格局。

本次活動還是第一個全國範圍內的網絡眾籌“一帶一路”實踐項目。活動通過新浪微博和59store平臺,利用網絡眾籌方式,使學生在實踐過程中獲得更多關註、更多社會資源的參與和更多社會力量的支持,讓青年人帶動各界力量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此外,活動設計了包含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在內的18個主題,並以專家設計方案、專家指導調查、專家帶隊實踐、專家統籌撰寫的方式來強化實踐成果。通過為期兩個月的實踐鍛煉,各團隊將形成綜合不同主題的社會調查報告《2015“一帶一路”青年觀察白皮書》,拍攝反映大學生看到的絲路變化與實踐心路歷程的《絲路·心路》大型紀錄片,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走進絲路社區宣講成果高校巡回展覽。

另據了解,今年下半年,團中央還將聯合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成立中國“一帶一路”青年研究行動中心,推動青年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理論研究、項目研發和行動支持。(記者李江濤,2015年07月09日 16:42 來源:新華網)

Comment by CERI on August 17, 2015 at 11:40pm

“一帶一路”戰略引領高等教育國際化

“一帶一路”戰略是進一步提高我國對外開放水平的重大戰略構想,也為進一步推進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深化高等教育領域綜合改革、提高教育質量提供了重大戰略機遇。如何結合辦學在這一機遇中尋求發展,是當前擺在高校面前的一個重要問題。

培養國際化人才

“一帶一路”戰略的深層推進,人才是關鍵。當前,急需培養一批精通相關外語、熟悉國際規則、具有國際視野,善於在全球化競爭中把握機遇和爭取主動的國際化人才。因此,推進“一帶一路”戰略實施,必須堅持人才優先戰略。高等院校要結合自身辦學特色和學科學術資源優勢,突出重點和特色,深度參與“一帶一路”戰略,設立高層次國際化人才計劃,加快推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華留學生教育,加快為中資企業培養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需要的高層次國際化人才。圍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急需的學科專業開展來華留學生教育。擴大“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華留學生招生培養規模,造就完備的留學生教育管理制度體系,培養出一批知華友華、學有所成的國際化人才,同時還要培養一大批能夠肩負“一帶一路”建設、實施“走出去”戰略的國際化人才。

構建科技創新平臺

當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產業仍處於開發利用和綜合治理的初期階段,需要相互學習和利用自身科技和產業優勢,通過科技創新破解發展難題,建立集人才培養培訓、產學研合作和資源戰略管理為一體的高水平智庫。高校要堅持學術導向和國家目標,加強與“一帶一路”戰略中國家目標高度契合的學科專業基礎建設,努力使學校處於國際學術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前沿陣地,積極為破解國家面臨的科學技術創新瓶頸作出應有貢獻。例如,設立國別或區域研究機構,使之成為“一帶一路”科教合作的學術研究交流平臺、產業技術研發平臺和信息共享平臺;出版“一帶一路”專報,為政府決策提供支持。可以組建“絲綢之路大學聯盟”,促進中國與沿線各國教育合作和科技協同創新,建成為中國高校與沿線各國高校之間深度合作的橋梁和紐帶等。
促進文化理解交流

國之交在於民相親,民相親推動事有成。國際教育、人文和學術交流是國家公共外交的重要手段,是我國面向全球傳播中國聲音、匯聚中國精神、宣傳中國道路、凝聚中國力量的重要戰略舉措。開展國際教育與學術交流,促進沿線國家公民之間的互相認識、互相理解、互相信任和共同合作,已經成為今後破解人類共同面對的資源、環境、生態等全球性問題的重要機制。具體而言,我們可以建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絲綢之路高等教育合作論壇”,推進教育外交、論壇外交,吸引全球特別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相關學科領域的大學校長、專家學者來華參會,促進大學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立孔子學院加強人文交流,這些都應當成為“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重大舉措。
國際化的樣本

近年來,中國地質大學(武漢)在人才培養方面,註重國別分布和所屬學校均衡發展,調整留學生結構、優化類別層次,提高人才培養質量。針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質、資源、能源、環境、生態等支柱型產業發展需要,依托學校學科資源和人才智力優勢,組建了“絲綢之路學院”,擔負來華留學生教育、培養國際化人才、“一帶一路”國際科技協同創新、絲綢之路國際資源環境論壇、推進絲綢之路大學聯盟等職能。今後還將重點為沿線國家培養地質、土木工程、道路和橋梁等基礎建設工程技術的領軍人才,培養地質資源、環境科學、水科學、資源經濟、生態保護、公共管理等方面的拔尖創新人才。成立“地球科學與礦產資源領域國際學生教育中心”,啟動了“全球地質礦產專業人才留學中國計劃”。同時,通過產學研相結合,采取訂單式培養、定向委托培養、項目聯合培養等方式,打造國際學生實習和實踐教學平臺,先後為一批企業提供國際學生畢業生,為國家實施礦產資源“走出去”戰略提供了人才支撐。

同時,在科技創新方面,強化與相關國家政府、產業界的契合度,按照基地、平臺、項目的思路科學構建協同創新平臺,圍繞沿線國家地質、資源、環境問題的深入研究,形成高水平的學術研究平臺;圍繞沿線國家地質調查與災害預警水平提升,運用地球化學調查技術、災害監測預警技術、航天航空遙感技術、鉆探技術、海洋勘探與開發等新理論、新技術、新方法,構建高水平的產業技術研發平臺;圍繞沿線國家地質資源環境產業開發、基礎設施公共管理、礦業信息交流與管理等,構建整體的信息共享平臺。目前,我校與沿線國家15所高校簽署了校際合作協議,成立了俄羅斯中亞地質資源環境研究中心、東南亞地質資源研究基地,開展了一批有影響力的地質資源環境科技問題研究項目;牽頭成立了“地球科學國際大學聯盟”;召開了“絲綢之路高等教育與地學研究合作論壇”,成立了“絲綢之路沿線地質資源國際研究中心”等。(來源:光明教育網,王焰新作者系中國地質大學〔武漢〕校長)

Comment by CERI on August 17, 2015 at 11:36pm

瞿振元:“一帶一路”建設與國家教育新使命

“一帶一路”旨在通過經濟政策協調、要素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以共同利益推動沿線各國經濟繁榮與區域經濟合作,加強不同文明交流互鑒,促進世界和平發展。在這一世紀性系統大工程中,我國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如何擔當起應該擔當的使命,以更加主動的姿態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教育合作發展,培養出宏大的人才隊伍,適應和引領“一帶一路”建設,並且在這一偉大進程中做強自身,建成高等教育強國,需要我們認真思考、持續實踐。

“一帶一路”建設是國家重大戰略

“一帶一路”建設是以經濟貿易為主要載體、以互聯互通為核心概念、以互利共贏為基本目的的跨國戰略合作設想,是對古絲綢之路的傳承和提升。它東接亞太經濟圈,西進歐洲經濟圈,沿途連通中亞、東南亞、南亞、西亞和東非等64個國家,是開放、包容、普惠的經濟合作倡議,不限國別范圍,不是一個實體,不搞封閉機制,有意願的國家和經濟體均可參與進來,共同發展、合作發展。“一帶一路”戰略打破了原來點狀、塊狀的區域發展模式,成為一種新的發展模式。“一帶一路”沿線大多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目前總人口約44億人,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分別約佔全球的63%和29%。這些國家普遍處於經濟發展的上升期,資源稟賦各異,經濟互補性較強,彼此合作潛力和空間很大。

“一帶一路”建設主要包含經濟貿易、區域秩序、人文交流三方面的內涵,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為主要內容。

“一帶一路”是促進共同發展、實現共同繁榮的合作共贏之路,是增進理解信任、加強交流合作的和平友誼之路,是戰略性、長期性、高層次、全方位的宏大戰略。它承載著全面開放、統籌發展、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和崇高使命。要實現這一目標的空間范圍廣、時間跨度大、實施周期長,不是一年兩年或十年八年能立見成效的,要把眼光放到2020年、2030年、2050年幾個時段,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歷史進程中進行思考和把握,確定近中遠期目標和重點,先易后難,分階段分步驟實施推進。對其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始終保持清醒認識。無動於衷不行,急躁冒進也不行。在過去的20多年中,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超過發達工業國家的一倍,改變了國際經濟政治格局,而“一帶一路”建設必將進一步改變國際經濟政治格局。

為教育對外開放提出新使命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政府近年來反復強調的關於人類社會發展的新理念。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明確提出,“要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是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的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在今天中國即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步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之際,“一帶一路”戰略的推出和亞投行的組建,都體現了這種情懷。“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半遭受過舊殖民統治體系的剝削和壓制,由於歷史與自身情況的制約,很多國家至今無法擺脫貧困、飢餓、動亂的困擾,而在其現代化進程中,又不得不面對二戰以來依據叢林原則形成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但其發展策略和發展道路又不可能走以往發達國家的老路,因而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和社會信息化持續推進的世界潮流中,迫切需要在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體系中發展自己。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建設和設立亞投行,就是著力於歐亞大陸互利共贏一體化發展和利益共同體及命運共同體的意識,是兼濟天下的使命擔當。

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進程中,教育承擔著獨特的使命。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教育順勢而為,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建成了世界最大留學輸出國和亞洲最大留學目的地國。加入WTO以來,我國教育開放承諾水平在世界主要國家中已相對較高,有的方面高於一些發達國家,更是高於一批尚未承諾開放本國教育重要參照國。新形勢下教育如何順應新形勢、抓住機遇,承擔好“一帶一路”建設提出的新使命與新要求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任務。

服務於“一帶一路”建設,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首先和主要的任務是人才培養。“一帶一路”建設需要什麼樣的人才呢?“一帶一路”建設的浩大內容,可以分為3個方面:一是交通、信息、能源基礎設施,貿易與投資,能源資源,貨幣金融互聯互通,可以理解為工程建設和經濟貿易﹔二是區域性的生態環境保護,海上合作領域,政策的互聯互通,可以理解為區域政治和秩序﹔三是區域性的語言文化、科技人文、衛生和旅游等人文領域的互聯互通,可以理解為人文交流與合作。這些戰略所涵蓋的建設內容,包括基礎設施建設、技術、資本、貨幣、貿易、文化、政策、民族、宗教,無一不需要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提供人才支撐。

第一,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宏大的不同領域的工程技術、項目設計與管理等專業人才。據亞洲開發銀行的評估報告顯示,2010~2020年,亞洲各國累計需要投入7.97萬億美元用於基礎設施的建設與維護,涉及989個交通運輸和88個能源跨境項目。這些項目的建設完成,需要數以十萬乃至百萬計的鐵路、管道、電力、公路、港口與通信等產業的工程建設、設計施工、質量控制與保障、經濟管理人才,要加強工程、政治、經濟、管理等各領域的專家協作。

第二,隨著眾多的企業落地,急需大量通曉當地語言、熟知當地政治經濟文化風俗和人文地理的人才,特別是東南亞、南亞、中亞、東北亞乃至西亞國家政治、經濟及風土民情的人才。“一帶一路”沿線有64個國家,還不斷有國家和地區參與進來,而通曉亞洲小語種的人才卻是奇缺的,遭遇“小語種危機”,小語種教學和小語種人才培養任務很重。而且,我國大眾觀念中的外語幾乎就相當於英語,國外就幾乎相當於發達國家,這些觀念與我國日益深入和多元開放的國際化進程很不適應,亟待改變。

第三,區域性經貿往來和良好秩序的形成,需要大量的國際貿易人才。“一帶一路”正在形成除大西洋貿易軸心和太平洋貿易軸心之外、新的以亞歐為核心的全球第三大貿易軸心。目前“一帶一路”國家GDP總量達20萬億美元(約佔全球1/3)。區域國家經濟增長對跨境貿易的依賴程度較高,2000年各國平均外貿依存度為32.6%﹔2010年提高到33.9%﹔2012年達到34.5%,遠高於同期24.3%的全球平均水平。根據世界銀行數據計算,1990~2013年期間,全球貿易、跨境直接投資年均增長速度為7.8%和9.7%,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同期的年均增長速度分別為13.1%和16.5%﹔尤其是國際金融危機后的2010~2013年期間,“一帶一路”國家對外貿易、外資淨流入年均增長速度分別為13.9%和6.2%,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4.6個百分點和3.4個百分點。預計未來十年,“一帶一路”國家出口規模佔比有望提升至1/3左右。亞投行成立后的首個項目即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這就急需大量懂得資本運作、貨幣流通、貿易規則制定、通曉國際規則的人才。

服務於“一帶一路”建設,需要加強民族理解和文化理解教育,力促民心互通。民心互通說到底是文化的交融。文化是全人類共通的精神產品。要使得“一帶一路”戰略順利實施,互利互惠是根本,民心相通是社會根基。沿線國家普遍國情復雜,宗教信仰、地緣政治、民心社情等比較復雜,政局動蕩很難預期,地區、階層、宗教派系差異性大,隻有全面了解民間需求與廣泛民意,消除誤解誤判,才能促進合作,隻有沿線國家的學者、企業家、政府部門、民間組織和民眾充分理解歷史文化背景與民心社情,才可能更好地實施這一戰略,而這正是目前非常缺乏的,需要加強增進民族理解和文化理解認同的教育。需要為“一帶一路”政策制定者、傳播者和從事實際工作的政府官員、企業家、民間人士等提供全面、深入的歷史、地理、語言、文化、宗教、政治等方面的知識培訓,才能有效實現“政策溝通”﹔需要培養一批具有較好的國際交往能力,具有較好社會影響力與社會聲譽,能經常往來於各國間的民間人士、文化使者,他們通過NGO志願者、學術研究、文化交流等方式進入到整個社會的肌體中,才能達到民心相通。

服務於“一帶一路”建設,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要努力提供智力支持、貢獻寶貴智慧。世界歷史發展表明,各個國家在全球格局中的經濟、政治地位並非不可改變,世界存在於動態變化之中。亞太國家要想在新一輪的世界格局變化中佔據新的席位,必須順應地區和全球合作潮流。斯塔夫裡阿諾斯曾說,“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麼人類取得進步的關鍵就在於各民族之間的可接近性。最有機會與其他民族相互影響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實際上,環境也迫使他們非迅速發展不可,因為他們面臨的不僅僅是發展的機會,還有被淘汰的壓力”。“一帶一路”建設正是既承認沿線國家各自發展獨特性,又結成互為中心和源頭的共同發展體系。這種共同的發展體系決定了必須加強對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面對的重大課題的研究,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

第一,要為建設和諧區域治理體系貢獻智慧。“一帶一路”沿線大都為新興國家,隨著新興國家的發展,他們在國際事務中影響力不斷上升,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不公平不合理的狀況依然存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現象十分普遍,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地區沖突與暴力依然存在。這些都是困擾“一帶一路”沿線各國治理的難題,也是“一帶一路”建設成共同發展體系需要共同面對的挑戰和問題。

第二,要為人類社會和區域的可持續發展貢獻智慧。全球氣候變化、能源短缺、水資源危機、森林資源保護、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樣性保護、環境嚴重污染,重大傳染病防治、突發公共安全事件,新興國家高速城市化、人口膨脹、資源缺乏等問題給人類社會和區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嚴峻挑戰,需要共同面對,協調解決。由於現存的國際體系規則或明或暗都由歐美發達國家主導,因而完全指望他們來公正地代表全球的公共利益,特別是新興國家的利益顯然是不現實的。研究如何在參與全球治理時對發展中國家更有利,如何面對和解決這些問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具有更多的一致性和共通性,應攜起手來,共同研究調整戰略對策,為人類社會和區域的可持續發展有所作為,其中中國高等教育要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第三,要為解決實際應用為導向的現實問題貢獻智慧。“一帶一路”建設中會出現大量需要解決的各種現實問題,從宏觀到微觀,從文化到社會,從政策到工程,從人力資源到技術瓶頸。需要開展區域與沿線各國社會發展研究,國別國情科學研判,經貿與文化交流、國際商務合作研究,人才需求調查與培養研究。開展前瞻性、針對性、儲備性政策研究,對“一帶一路”建設未來5年、15年、50年的發展做出科學研判、戰略思考和超前謀劃。加強國家之間、國家部委、相關區域政府、高等學校、產業、行業之間的合作研究,圍繞決策需求,提出專業化、建設性、切實管用的政策建議。

沿線國家教育合作如何良性推動

實施“一帶一路”戰略,不僅要求我們要積極對接沿線國家經濟發展和區域合作規劃,要求我國的高等教育對內把脈,找准適合“一帶一路”戰略發展的契合點和著力點。同時,也要向世界高等教育體系問診,從世界秩序重建的高度,謀劃我國高等教育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戰略布局和行動策略,為沿線國家共建“一帶一路”提供人才支撐和智力支持,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經濟、文化、教育的合作與交流,讓沿線國家的人民共享“一帶一路”的建設成果,從而實現合作共贏。這是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擔當,更是中國高等教育應有的行動。

服務“一帶一路”建設,要擴大來華留學教育,培養適需的境外人才。留學生教育已經成為一個國家提升國際影響力、拓展教育市場的重要工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度重視來華留學教育工作,來華留學教育的規模與質量穩步提升。據《2014年度來華留學調查報告》統計,2014年共有來自203個國家和地區的約37.7萬名各類外國留學人員在我國31個省區市的775所高等學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學機構中學習。就來華留學生規模而言,已佔全球留學生份額的8%,成為世界第三大留學生輸入國。但在國際教育市場上,與美國、澳大利亞、英國這些最大受益國相比,我國仍處於“逆差”狀態。

長期以來,我國來華留學生教育的重心是少數發達國家,一些高校認為隻有招收歐美學生才能體現教育國際化的水平與實力。但從服務國家“一帶一路”重大戰略布局和教育的長遠目標看,我們的教育要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為造福整個人類社會作出貢獻,就必須在國家戰略的引導下,擴大來華留學規模,優化來華留學結構,繼續積極接受來自發達國家的留學生,重點擴大“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華留學生﹔我國政府獎學金名額要進一步擴大並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傾斜,增量部分主要用於沿線國家的來華留學生,把雪中送炭的工作做實做好。

如何在滿足留學生個體需求的同時,更加著眼於服務“一帶一路”建設需求,提高來華留學教育質量,也是需要我們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目前,就不同地區留學生的個體留學服務需求而言,發達國家學生更偏重語言學習﹔欠發達國家學生更傾向於攻讀學位課程,如醫學、工程等。而“一帶一路”建設的合作重點“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中所涉及的學科專業在來華留學生教育中有不少尚屬空白。為此,國家要從戰略高度,統籌規劃我國高校吸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華留學生的學科專業,集中優勢資源,做強與“一帶一路”重大戰略密切相關的特色學科專業,吸納他們在這些學科專業學習,使他們來華學得好,回國用得上,發揮好作用。

提高來華留學教育質量的關鍵是高校能夠提供質量優、數量足的教育課程。為此,高校應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線上線下結合,開發出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多種語言教授的課程體系和學位課程,以優質的教育資源和優質的教育服務,滿足國家“一帶一路”建設需求,打造來華留學生教育品牌課程、品牌專業。

服務“一帶一路”建設,要通過教育與產業同步、學校與企業結合,培養高素質技能人才。“一帶一路”建設是一項宏大系統工程,隻有在高等教育的全方位支持下,才能確保有力、有序、有效地推進。就人才培養而言,要堅持“分層分類”,既要培養通曉國際規則、承載國家使命的高端人才、青年才俊、未來領袖,同時也要培養一大批適應“一帶一路”基礎項目建設的高素質技能人才﹔要區分“一帶一路”建設推進工作的輕重緩急,“先重后輕”,對那些大通道、大動脈、主航線、重要節點、關鍵環節所急需的技能人才要優先部署,重點培養。要以產教融合實現教育與產業同步發展,支持各類高校與我國高鐵、電信運營等“走出去”的行業企業實行合作辦學。目前,“一帶一路”沿線的中國企業有1萬多家,但企業和高校合作辦學的還不多。同時,還要加大培訓的靈活性,方便選擇。要做到培訓圍著項目走,項目建在哪兒,培訓做到哪兒,緊跟並適度超前“一帶一路”重大基礎性建設項目,在項目建設所在國辦學,把高素質技能人才培養與項目建設密切結合起來。

從人力資源構成上看,目前,沿線國家大多未出現人口老齡化現象。2013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15~64歲人數佔比平均為67.5%,其中有21個國家的勞動力人數佔全國總人口的70%以上,勞動力資源極為充裕。而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水平在全球則位於中下程度。“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充沛的勞動力資源、亟待開發的基礎設施建設,與我國高端制造業的雄厚實力和近十年高等教育,特別是高等職業教育國際合作辦學所積累的豐富經驗,形成了供需十分旺盛的教育服務市場。近年來,寧波職業技術學院在貝寧建立了貝寧國際培訓中心,培養培訓中資企業發展所需的當地員工,帶動企業所在國的經濟發展﹔桂林旅游高等專科學校為印尼和文萊等東盟國家培訓旅游人才。這些成功的經驗,值得在“一帶一路”戰略推進中進一步借鑒和推廣。

總之,“招進來”與“走出去”協同推進,應成為“一帶一路”建設人才支撐的基本路徑。

服務“一帶一路”建設,要有選擇地在沿線國家建立境外大學和教育基地。近年來,我國高等教育質量越來越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實施十余年的“創建世界一流大學”計劃成績顯著,培養了一批拔尖創新人才,形成了一批世界一流學科,產生了一批國際領先的原創性成果,為提升我國綜合國力貢獻了力量。特別是在高等教育體系中“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高等工程教育,自2006年開始構建具有國際實質等效、與工程師制度相銜接的工程教育專業認証體系,並於2013年6月申請加入《華盛頓協議》,工程教育質量保障體系獲得了國際較好認可。目前,本科層次的工科專業布點數已達15733個,基本覆蓋了當前“一帶一路”建設的所有重大工程項目。因此,我國的高等教育已經具備了“走出去”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境外大學和教育基地的良好基礎。與此同時,我們也積累了可資借鑒的經驗。目前,我國高校赴境外辦學已初具規模。經教育部批准的境外辦學有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老撾蘇州大學、雲南財經大學曼谷商學院和北京語言大學東京學院﹔同時,還有90多個項目,涉及14個國家和地區,主要分布在東南亞國家﹔與18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雙邊和多邊教育交流合作關系,與41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學歷學位互認協定。而且,“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已有巴基斯坦、哈薩克斯坦、約旦等10多個國家向我國發出境外辦學邀請。可以說,在“一帶一路”建設中適度增加教育投入,有步驟地開發面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教育項目,將創建境外大學或其他形式的教育機構作為重點項目予以支持,既可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培育人才,也可為我國在世界格局的發展中積累廣泛的人脈,發現培養一批以中青年為主的“知華”“親華”“友華”力量,爭取有利的國際輿論環境,擴大國際影響。同時,這也是推動中國教育走向世界的戰略舉措,是中國睦鄰、安鄰、富鄰,為沿線國家共謀福祉的責任擔當。

服務“一帶一路”建設,要提升自身的國際性,做強中國高等教育。為了滿足“一帶一路”建設的需要,我們要加強薄弱學科專業的建設。比如,要加快培養非通用語種人才。要深入研究“一帶一路”建設的語言需求,制定專門的語言發展規劃,增加戰略性外語人才的儲備,加快培育一批既熟悉“一帶一路”國家語言,又了解其國情和文化的高端人才。目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官方語言有40余種,而我國高校能夠教授的僅有20種。發達國家能夠教授的語言大都達到上百種,但我國進入教育部本科專業目錄的外語語種還不到70種。目前,非通用語種覆蓋范圍不足,語種專業布局不夠合理,關鍵國家和地區的語言人才匱乏的問題已成為制約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瓶頸,迫切需要我們把關鍵語言人才的培養上升為國家戰略的一部分,抓實落細。要把我國已有的具有良好基礎的若干所語言類大學和進行非通用語言教學的大學重點建設好,使其成為語言教學的中心、文化研究和國別研究的重要基地,為“一帶一路”建設培養更多的語言和文化類人才。

實施“一帶一路”戰略,倒逼我們以更廣闊的國際視野,全面審視和提升我國高等教育質量。我們唯有在專業、課程、教學、實踐及師資等可比的核心要素方面,達到國際認同的標准且具備一流水平,培養的學生在學業水平上與發達國家的同類型、同層次的學生達到實質性等效,我們的高等教育才能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乃至國際上脫穎而出,才會有吸引力和競爭力。有的學校到境外辦學,更是直接在國際舞台上進行教育質量的比拼。為此,我們要把全面提高質量作為重點,提升我國高等教育的國際性,做強各類高等學校。要通過“一帶一路”建設需求的倒逼機制,觸動各類高校轉變人才培養模式、調整專業結構、扎實推進教學改革,用國際視野審視我們的人才培養質量。

我們還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契機,調整高等教育結構,加大中西部地區高等教育的政策扶持力度,解決高等教育過度“東高西低”的問題,這既有利於全國高等教育的區域協調發展,又有利於和“一帶一路”建設相銜接。

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要加強“一帶一路”國家高校間的合作,攜手應對人類共同問題,如政治、經濟、文化、安全等問題的研究,提升我國參與國際教育治理的能力。

(瞿振元: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會長,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國家教育考試指導委員會委員,2013~2017年普通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評估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教育部高等學校章程核准委員會委員,第十屆、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2015年08月13日 來源:光明日報)

Comment by CERI on August 12, 2015 at 7:22pm

許小年:中國經濟的三大隱患是什麼?

近日,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許小年在Jeep-中歐戈十回歸日上做了主題為“新起點,創新與互聯網”的演講。以下為演講節選。

要講創新和互聯網,還是要從宏觀經濟談起。為什麼在這時候提創新?因為中國經濟走到了今天,不靠創新已經走不下去了。雖然今年一季度和二季度的GDP全是7%,但電力指標、運輸貨運量的增長率和企業層面等各方面的情況都很清楚地告訴我們:經濟正在滑入衰退。

為什麼會衰退?經過多年的高速增長,經濟內部積累下的結構性問題到現在已經捂蓋不住了,必須要由某種方式表現出來。在宏觀上,表現為增長速度放慢;在微觀上,就表現為企業經營越來越困難。

實體經濟泡沫的出路是“去產能化”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衰退的原因是過去透支了今天的經濟景氣。2008年,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下,中國的經濟有個劇烈的下跌,雖然是外部衝擊引起的,但也反映了中國經濟的脆弱。如果我們能利用當年那個時機,在經濟下跌的過程中忍受痛苦、進行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換代,就不會有今天的困境。但是我們浪費了那次衰退,浪費了那次極好的調整機會。
  
到了今天,經濟調整的難度比2008年還要大。當時,一些傳統製造業部門產能已經過剩,產品技術落後,在市場上找不到銷路,急需更新換代。但由於沒有及時採用有針對性的處理方式,讓一些本應更新換代的落後產能和技術沒有及時“大換血”。當經濟中內在的增長動力減弱時,真正需要做的應該是增強經濟的“體質”,從根本上消除導致虛弱的內部結構性弊病,而不是簡單地注射“強心針”。

前兩天,一家民營鋼鐵廠透露,現在全國每年鋼鐵的生產能力大概在11億~12億噸,而消費能力只有6億~7億噸,亦即鋼鐵產能過剩30%~40%。這些過剩產能沒有消除之前,鋼價不會反彈,各家都在產能的壓力下,在市場上低價銷售鋼鐵,結果就是誰都沒有利潤。

一些鋼鐵公司是靠著政府的救濟在活著,其實早就應該倒掉了。否則,那些效益高的鋼鐵公司也沒有辦法正常經營,因為價格被壓得太低。鋼鐵行業是傳統製造業的一個代表,我們曾經用新的產能泡沫去掩蓋舊的產能泡沫,結果致使泡沫越來越大。

資本市場也有泡沫,但泡沫主要是在實體經濟中,表現為過剩產能。由於中國經濟增長長期依靠投資驅動,當出現過剩產能的時候,企業就不敢投資,依賴投資驅動的增長就掉下來了,這是結構性扭曲持續到今天的一個必然結果。出路在哪裡?去產能化。如果不把過剩的產能消除掉,價格起不來,企業經營會很困難,經濟就會長期地在低位運行。

所以去產能化是當前最緊迫的任務,和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歐美經濟的去杠杆化所面臨的挑戰是一樣的。歐美發生金融危機的原因是過度借債、杠杆過高,把家庭和金融機構壓垮了,要想恢復經濟,必須把過高的杠杆率降下去。直到2014年,美國的去杠杆化才基本結束。

歐洲經濟為什麼現在還不行,因為它們還沒有認真地展開去杠杆化。有數據表明,歐洲的杠杆率只是稍稍低於2008、2009年,而美國的杠杆率已經回到了歷史的平均水平。這也是歐美兩個經濟體的表現大相徑庭的主要原因所在。

同樣,對於中國來說,我們不僅要去杠杆,還要去產能。實際上這兩者是一回事,實體經濟中的過剩產能對應的是銀行的天量信貸,要不是銀行放出那麼多的貸款,也不會有今天這麼多的過剩產能。所以,實體經濟要去產能,金融行業要去杠杆。

和金融體系與政府體系中的壞賬相比,A股的場外配資簡直就是小菜一碟。A股配資總共有兩、三萬億吧?我們金融體系的貸款餘額是80多萬億,如果壞賬率是10%,那麼也達到了七、八萬億,而且有可能還不止。政府融資平台在這幾年經濟調整的過程中積累的債務,現在官方估計就有20萬億,這才是中國經濟的大隱患。

儘管社會反響很大,其實A股市場只是中國經濟中的一個小問題,大問題是政府負債、銀行的壞賬和實體經濟中的過剩產能。過剩產能有多嚴重?各個行業不一樣,據說水泥行業的過剩產能是60%以上。這些數字告訴我們,去杠杆和去產能的過程可能會相當長,我們對此要有充分的心理準備。在去產能和去杠杆的過程中,企業的首要任務不是發展多快、要做多大,也不是賺多少錢,而是活著,活下去就好辦。

宏觀形勢嚴峻,是不是我們就不幹了呢?當然不是。在經濟下行的過程中,價值才能顯現。我喜歡熊市,不喜歡牛市,為什麼?因為在牛市中,資產的價格都被高估,只有在熊市中,資產的公允價值才能夠在市場上出現,就像巴菲特喜歡熊市一樣。所以不要害怕熊市,也不要害怕經濟的下行和經濟的調整,因為在調整的過程中,會出現大量的商業機會。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談創新,談創業,談互聯網?原因就在這裡。 ( 2015-08-05 中國評論

Comment by CERI on August 12, 2015 at 7:22pm

化解地方財政困難的治本之策

中評社北京8月7日電/今年以來,隨著財政收入增幅放緩,地方財政收支壓力增大,財政運轉困難加劇。特別是一些收入下滑較嚴重的地區,收支矛盾突出,成為困擾地方發展的一個重要問題。

人民日報發表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陳龍文章表示,財政收入增幅放緩,是經濟增長轉為中高速在財政收入上的表現。儘管收入增幅放緩,但財政保改革、保發展、保穩定的任務依然艱巨。例如,教育、社會保障和就業、醫療衛生等基本公共服務支出呈剛性增長態勢;環境修復治理、人口老齡化、城鎮化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等都對財政提出了新的增支要求。此外,醫療、養老保險等改革,其成本需要由財政承擔;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實施“中國製造2025”等,也需要財政支持。以往,地方財政出現收支困難,通常採取增收節支等措施來應對。但在經濟新常態下,僅靠增收節支已很難化解財政困難,僅靠上級支持和援助也無法從體制機制上解決財政運行中的突出問題。只有深化改革,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加快構建現代財政制度,提高管理水平和地方經濟運行質量,才能實現地方財政可持續發展,才是治本之策。

文章提出,這要求地方政府轉變思想觀念,克服速度情結,重點抓好以下三方面改革:

改革政府支持發展的方式,提高地方經濟質量和活力。調整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思路和方式,從過去依靠融資平台籌資、財政優惠引資轉為提高地方公共服務質量。財政投入政策主要應發揮導向作用,而不能成為替代市場配置資源的工具。為此,應創新財政投入方式,激活市鋤制,提高財政支持經濟發展的效果。地方應清理、整合各項財政支持資金,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整體規劃,明確支持重點和方式。採取包括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政府購買服務、投資基金等在內的多種形式,激發社會資金對基礎設施、環境修復治理、扶貧開發等的投資。同時,地方應立足自身優勢,採取多種方式,培育和涵養財源。

改革收支和債務管理制度,提高地方理財水平。應堅持抓改革、促管理,向管理要效益,通過提高財政管理水平緩解收支壓力。一是提高地方預算管理能力。認真貫徹落實預算法,開展中期財政規劃管理等工作;提高預算收入的預測能力和編制水平,建立跨年度預算平衡機制,加強對項目預算資金支出的管理,細化支出內容和進度編制。二是創新債務管理,減輕地方支出壓力。嚴格執行《國務院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修明渠、堵暗道,對地方政府債務實行規模控制,並嚴格限定地方政府舉債程序和資金用途。完善政府債務預算編制方法,建立地方債務風險預警機制和償債準備金制度。三是盤活地方財政存量資金,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做好一般公共預算結轉結餘資金、政府性基金預算結轉資金、轉移支付結轉結餘資金和部門預算結轉結餘資金的清理工作,規範結轉結餘資金收回程序。

改革財力統籌分配機制,提高地方財政運行效率。一是統籌安排財力,優化支出結構。樹立“過緊日子”的觀念,在大力縮減“三公”經費的同時,確保重點領域特別是民生領域支出,從嚴控制一般性支出,減輕收入下滑的不良影響。二是在省級範圍合理調配財力。考慮稅收特點、征管條件、市縣承受能力等因素,規範地方各級政府間的收入、事權以及支出責任劃分。三是實行全口徑預算管理,加強各類預算資金之間的協調、統籌能力。在統一財力、統一分配的基礎上,統一協調預算體系,使一般公共預算、政府性基金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和社會保險基金預算有機銜接,納入統一的“大預算”,以全面反映政府收支總量、結構和管理活動。同時,建立一般公共預算與政府性基金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統籌、劃撥機制。四是維護財權的完整性,矯正財力分配碎片化和分散化問題。改變一些准預算機構掌握大量財政資金分配權的狀況,提高財政資金整體配置效益。(2015-08-07 中國評論

Comment by CERI on August 12, 2015 at 1:42pm

曹辛·中國“一帶一路”到底指什麼

“什麼是‘一帶一路’?概念不清楚。”歐洲外交官這樣告訴筆者。

中國已經進入了舉國“一帶一路”的時代。而作為一個13億人口、GDP總量世界第二、經濟增長速度仍然位居世界第一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最新國家發展戰略,它不可避免地成為了世界性的話題。

我們發現,在本應最清楚情況的中國國內,當前在這一問題上卻出現了幾種現象:一是多數討論言不及義,二是思想界陷入左、右爭執;而且已經出現了“‘一帶一路’是個筐,什麼都能往里裝”這種我們早已非常熟悉的現象。在這種情形下,國外輿論就更加摸不著頭腦了,而在國外的環境下,輿情必然影響民眾心理和政府的決策。

當我們回顧這幾年“一帶一路”戰略的由來和發展時,我們發現:“一帶一路”可真不是說說而已,它是中國政府在當前內外環境下的現實選擇。

“一帶一路”緣起于學界的討論

“一帶一路”戰略最早來自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王輯思在2012年秋提出的“西進”戰略構想,它為“一帶一路”戰略提供了早期的思想源泉。

這一觀點明確提出了“西進”戰略最根本的背景,即:“中美兩國在東亞的競爭,已日益呈現某種‘零和格局’”,因此需要有一些新的、具有全局性的、陸權與海權並行不悖的地緣戰略“再平衡”思考。

就是說:中國要在維持東面與美、日“競爭”的同時,大力“西進”,進入這個中國外交傳統上的非重點區域。我們從今天中國政府把“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並舉,並合稱為“一帶一路”的做法上,可以看到王輯思提出的“陸權與海權並行不悖”的觀點痕跡。

王輯思還為他的“西進”戰略提出了“西部大開發”的依據,從而給他提出的外交新戰略增添了開拓國內市場、促進國內經濟發展的思考路徑。在內外經濟不景的背景下,他的觀點對官方無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特別是,他把外交戰略上升到了發展國內經濟的主要手段的層面,這使“西進”戰略的意義得到了空前的升華。

然而,王輯思畢竟不是經濟學家。在他的“西部大開發”論述中,不少都還是屬于傳統的政治層面,與中國經濟當前現實狀況結合的緊密度尚嫌不夠。

尤其是,作為學者的王輯思可以公開談中美在東亞博弈的“零和格局”,但作為中國政府的國家戰略,卻無法公開這樣說,因為那等于是公開與美國為敵。

也是在2012年,學者林毅夫向中央建議:中國可以吸取美國“馬歇爾計劃”搞資本輸出和購買資源的經驗,以自己雄厚的外匯儲備,收購國外資源,投資國外基礎設施,出口國內過剩的產能。林毅夫“馬歇爾計劃”的政策建議,已經把話說得再清楚不過了。

而吳敬璉也針對中國經濟現實的迫切麻煩提出,靠投資拉動國內增長已經幾乎沒有出路,只有通過向國外投資,才能避免產能過剩、資源浪費、房價高企、地方債等困擾當前中國經濟的問題,還能增加外匯儲備。

另外,原籍浙江的新加坡學者鄭永年的兩個觀點也在中國產生了深刻影響:一是將中亞等欠發達地區培育成中國潛在和未來的商品與資本輸出市場的觀點。鄭永年認為:雖然目前中亞等地不發達,但中國通過向這一地區投資,促進當地經濟發展,把當地培育成新興市場後,它們也能在未來購買中國產品,向中國借錢。另一個觀點是:日本、歐洲和美國均已進入老年化時代,而中亞、伊朗、巴基斯坦等欠發達地區人口結構非常年輕而且不發達,只有它們才會大量消費中國產品。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省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曾經主政過的地方。

所有這一切,都引起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的高度關注,劉鶴本人也被國外稱為“習近平首席財經智囊”。

隨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不可持續性日益顯示無疑,而在中國的東面,美、日對中國的壓力未有絲毫的減弱。“一帶一路”戰略于是走到了臺前。

習近平為何親力親為

2013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納紮爾巴耶夫大學發表演講,倡議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以點帶面,從線到片,逐步形成區域大合作。

10月3日,習近平又在印尼國會發表演說,倡議中國與印尼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而在此前一天,習在同印尼總統蘇西諾會談中,倡議成立亞投行,為包括東盟在內的亞洲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服務。至此,中國向世界公開宣示了“一帶一路”的新國家發展戰略。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新國家發展戰略在表現形態上,很大程度上是經濟拓展,而非軍事的、在一定程度上暫時也很難是政治的,因而同“西進”戰略相比,“絲綢之路”的名稱對中國來說,是個不錯的概念。同時,這一戰略也開始由習本人親自主導、主推。
實際上,早在“西進”戰略剛提出時,歐洲外交官就向筆者暗示:歐盟已經確立了和中亞五國的“緊密戰略夥伴關系”,因為“我們不能受制于俄羅斯這樣的能源供應商”。因此中國的“西進”戰略和歐洲“緊密戰略夥伴關系”政策“互相沖突”。同時,印度至今還對“一帶一路”有所保留,他們的外交官甚至在莫迪訪華前還不無自豪地、微笑著告訴筆者:印度可能是“‘一帶一路’唯一的麻煩”。

而在國內,直到今天中國經濟部門仍有少數人對這一戰略,特別是互聯互通的重要工具——高鐵的投入與產出效益表示懷疑。

但是,習個人被美國稱為“前所未有”的強勢領導力和對“中國夢”的執著追求,加上中國經濟形勢現實的緊迫壓力,使得這一戰略呈現出“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態勢。同時,對于成長于十年文革的這一代中國人來說,毛澤東那著名的“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和白求恩國際主義精神的教育,應該是有影響的,它使得這代人在青年時代潛意識里便具有了“國際意識”。

習這樣做應該是有他的道理的。5月下旬,網上流傳的一個段子不無參考價值,這個段子說:“習主席近日秘密命令”,通過“一帶一路”把中國投資過剩的產能釋放到國外;把中國如饑似渴的消費能力,通過“自貿區”吸收到國內來;把過往中國人民盲目亂竄的巨量貨幣,通過“股票市場”轉移到實體(經濟)去;把中國無處可去的外匯儲備,通過“亞投行”投資到同盟國去;把不能適應全球一體化競爭環境的企業都引導資本市場鍛煉去。

2014年是習近平向國際宣講這一戰略、為這一戰略落實金融運作工具的一年。

當年5月21日,習在被國外媒體稱為宣示“亞洲版門羅主義”的上海亞信峰會上做主旨發言時指出:中國將同各國一道,加快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盡早啟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2014年11月8日,在加強互聯互通夥伴關系對話會上,習提出了“一帶一路”第一步的核心內容,包括:以交通設施為突破口,優先部署中國同鄰國的鐵路、公路項目,實現亞洲的互聯互通。

特別是,中國向世界宣告,中國將出資400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而就在兩周前的10月24日,21個亞投行意向成員國在北京簽署亞投行《籌建備忘錄》。年底,“絲路基金”完成工商注冊,中國主導的“一帶一路”戰略的兩大金融工具平臺已經形成。

在當年11月召開的APEC峰會上,互聯互通內容被寫進《亞太經合組織推動實現亞太自貿區北京路線圖》和《亞太經合組織互聯互通藍圖》兩個文件里,這使“一帶一路”有了國際社會認可的性質。

2015年3月,中國發改委、外交部和商務部共同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的文件,這個號召舉國參與“一帶一路”戰略的文件,使得中國進入了“一帶一路”的時代。

那麼在中央層面,當前是哪些機構在落實“一帶一路”的構想呢?

今年2月1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張高麗、王滬寧、汪洋、楊晶和楊潔篪位坐會議主席臺,這意味著推進“一帶一路”的領導班子成員已經產生。4月,發改委西部司巡視員歐曉理和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在一場針對駐華高級外交官和外企代表的吹風會上,透露了上述四人在推進“一帶一路”中的職務:政治局常委、常務副總理張高麗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副組長為王滬寧(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改革辦主任)、汪洋(分管對外經貿)、楊晶(國務委員、國務院秘書長)、楊潔篪(國務委員、分管外事)。

這些領導人的職務意味著,國務院是推進“一帶一路”主要的執行和落實單位。

在這個領導小組下,參與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部委為發改委、商務部和外交部。但領導小組最重要的日常辦事機構,即:“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則設在發改委,由排名第十的副主任王曉濤,協助排名第二的副主任何立峰負責“一帶一路”工作。而何立峰曾任習近平主政過的福建省的省委常委兼福州市委書記(副省、部級),2009年調任天津濱海新區工委書記,主管濱海新區工作;後任天津政協主席(正省、部級),去年調任發改委排名第二的副主任(排名第一的副主任為劉鶴)、黨組副書記。因此,“一帶一路”的落實無論是幹部配備還是機構設置上,發改委在推進“一帶一路”戰略中的地位都非常關鍵。

上述三個部委于5月27日至28日,在重慶共同召開了“亞歐互聯互通產業對話會”,並發出了“拓展亞歐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區域內貨物、服務、資本和人員高效流動”的《重慶倡議》。前商務部副部長魏建國認為:這意味著“一帶一路”進入了加速落實階段。但客觀上看,“對話會”主要還是在宣傳、宣示。

除了上述部門外,還有一個部門也在上述領導小組下,積極參與“一帶一路”的相關工作,這就是屬于中共中央部門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該部之所以在推進“一帶一路”中比較活躍,原因之一應該是:至少“一帶一路”沿線重要國家的中亞五國和俄羅斯都是前社會主義國家,而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外交,包括對部分歐洲執政黨的黨際外交,該部一直具有傳統優勢。而且,現任中聯部部長王家瑞同時兼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屬于國家級領導人序列,這是該部不同于外交部的地方之一。

目前中聯部主要在做兩件事情:一是自去年開始便一直在籌建“一帶一路”智庫,並在此基礎上籌建合作聯盟,4月8日,由該部牽頭的國內首個“‘一帶一路’智庫合作聯盟”成立,10天後,這一聯盟已有59家智庫;二是向境外做“一帶一路”的答疑解難工作,4月中旬,該部一天內向駐華高級外交官和外企駐華代表連續做了兩場解讀會。這些也屬于宣傳和務虛的層面。

舉國體制的力量世人皆知,尤其是在方向正確、以及有好的幹部和協調的前提下。那麼在目前的協調之下“一帶一路”運作的現狀如何?這是需要討論的另一個問題。(2015-06-08, 來源:金融時報中文網,作者為外交部中國亞非發展交流協會理事,曾參與相關問題的研究。)

包林·中國「霸權妄想」

《金融時報》周二刊登在香港的資深媒體人包林(Philip Bowring) 署名文章:中國對地區霸權的妄想。

文章說,西方的衰敗並不是亞洲的崛起。「泛亞洲團結一致反對西方帝國主義在20世紀曾經有令人尊重的歷史,但是這已經成為歷史,而不是今天的現實世界——其中美國才是唯一舉足輕重的外來者。」


文章認為,中國最近創辦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是「公關舉動」,「如果就此以為亞洲大部分國家都期待一個中國領導的新時代那就錯了」,他們想知道的是,習近平主席的一帶一路基建計劃究竟是出於中國的戰略野心還是真的有商業邏輯。

文章提到中國在亞洲只有兩個最密切的盟國,其一是巴基斯坦,其二是朝鮮。

文章表示,現實是中國還遠遠不是亞洲天然的領袖。日本抱有敵意,韓國充滿戒心,東南亞國家絕大多數即便不是有敵意也很緊張;印度則一方面擔心巴基斯坦邊境地區一方面加強海上勢力對付中國在馬六甲海峽以西日漸顯現的存在。

文章最後寫道,地區霸權的幻想對共產黨很有吸引力,但是其他亞洲國家卻對歷史有不同的看法,在他們的歷史觀裏,中國不過是很多勢力中的一個。這一局面還將延續下去。(文:11.8.2015 BBC,圖摘自網路)

Comment by CERI on August 11, 2015 at 11:32am

傳統產業該怎麼借“互聯網+”的東風

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兩次工業革命無疑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而隨著互聯網的蓬勃發展,很多人相信,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將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三次工業革命,助推全球經濟邁過一個新的里程碑。尤其是近年來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普及,“互聯網+”的戰略意義正在逐漸凸顯,在今年的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互聯網+”也被重點提及。

其實,“互聯網+”對於傳統產業的顛覆和重構早在幾年前就已開始。比如,互聯網+傳統零售業,誕生了以淘寶、京東為代表的一大批電子商務平台;互聯網+出租車行業,誕生了滴滴和快的這樣的打車軟件。從這些率先與互聯網親密接觸的傳統行業發展情況來看,相關企業除了擁抱互聯網,已經別無選擇,排斥、猶疑不前,甚至只是稍慢一步,都可能讓企業在激烈的競爭中遭到淘汰。

那麼,傳統產業究竟該怎麼借“互聯網+”的東風?國家對此有何支持政策?6月24日舉行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作了明確的回答。

首先,對於企業來說,“互聯網+”戰略就是要用互聯網的思維完成從企業管理、生產流程以及售後服務等方面的創新和改造,讓產品和服務融入互聯網的基因

本次常務會議提出,要清理阻礙“互聯網+”發展的不合理制度政策,放寬融合性產品和服務市場准入,促進創業創新,讓產業融合發展擁有廣闊空間,這為企業的互聯網融合發展掃清了制度障礙。

其次,“互聯網+”戰略的實施,必須有扎實的硬件技術作為保障,無論是大數據還是雲計算,都對包括芯片等高端硬件製造產業提出了新的要求。而這一領域恰恰是我國的薄弱環節,長期以來被國外企業把持。無論是出於信息安全還是從促進我國高端製造業發展的角度考慮,這樣的局面都必須改變。

本次常務會議提到,要實施支撐保障“互聯網+”的新硬件工程,加強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加快核心芯片、高端服務器等研發和雲計算、大數據等應用。這標誌著我國將加快補強互聯網領域的“硬”實力。

另外,信息共享是互聯網精神的最大體現。傳統產業要想順利“觸網”,就必須在一個高度開放的信息平台上施展拳腳。比如,現在是一個用戶需求導向的時代,很多企業連產品的研發過程都引入了眾籌模式,那這就需要企業能夠獲得大量關於用戶體驗和需求的數據信息。

對此,本次常務會議提出,搭建“互聯網+”開放共享平台,加強公共服務,開展政務等公共數據開放利用試點,鼓勵國家創新平台向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在線開放。

最後,在信息極大豐富和高度共享的環境下,如何維護信息安全又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這可能涉及到企業的機密和用戶的隱私。

本次常務會議提出,要注重安全規範,加強風險監測,完善市場監管和社會管理,保障網絡和信息安全,保護公平競爭。

恰如滔滔江水滾滾而來,互聯網正以前人所無法想象的速度變革著人類社會的每一個個體。對於企業而言,只有順勢而為,牢牢把握住“互聯網+”戰略帶來的時代機遇,才能在未來的市場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來源:新華網,2015-06-25 中評社香港6月25日電)

Comment by CERI on August 9, 2015 at 11:27am

互聯網開啟中國女性創業“她時代”

2006年初,懷孕中的原媛在公交站台看到支付寶廣告時萌生了網上賣東西的想法。短短幾年時間,她和丈夫就把公司的營業額做到了上億元。

新華網報道,從不足10人的業務團隊到現在超500人的專業團隊,從當年賣面包機、酸奶機的個人網店,到現在旗下共十多家的商城店、集市店,如今的“小冰火人”已成為佛山地區最大的小家電類的電子商務運營公司。

在中國蓬勃發展的電商行業,像原媛這樣的女企業家們正在超過男企業家。位於杭州的阿里巴巴集團近日發布的一份名為《女企業家》的報告中稱,在中國最大的網絡銷售平台——淘寶網上,50.1%的網店都是女性開的。

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找到創業熱情,並投身自己的事業中。這份報告還顯示,中國線上女性創業者的平均年齡僅為32.6歲,比線下年輕15歲。80後、90後成為創業主力軍。

80後程潔是一位成功的淘寶店主。2011年,她創立了自有品牌“傑奧思琳”並入駐天貓。該品牌連續三年保持淘寶皮衣皮草類目銷售前三名,2013年和2014年更是蟬聯天貓“雙十一”皮衣皮草類目銷售第一名。在事業成功的同時,程潔也和那些男性企業家一樣熱心公益。“每銷售一件商品,我的店鋪就有相應的款項捐贈給指定的慈善機構。”她說。

自去年以來,有利於創新創業的政策不斷出台。官方數據顯示,從事網絡銷售的女性數量也在逐級遞增。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中國女性在創業方面較之其他國家女性有著更加突出的表現。根據波士頓咨詢公司2014年的資料顯示,2012年美國女性創業占到其18至64歲人口比例的10%,而中國女性創業占比達到了11%,與美國相當,相較於法國、德國、俄羅斯等歐洲國家女性,更具創業精神。

來自泉州德化的90後小姑娘蘇麗惠靠著一台普通的筆記本電腦,和六名創業夥伴曾創下月銷售額50多萬元的紀錄。從大一創業至今,“90後”們白手起家,既開了淘寶網店,也開了天貓網店,代理了四五個淘寶熱銷女裝品牌,至今已攢下30多萬元。“我的夢想是今後有自己的服裝品牌。”

阿里巴巴發言人近期表示,他們將協同婦聯組織搭建婦女網絡創業發展平台,依托淘生活、村淘、速賣通等品牌資源,幫助婦女發展農村電商、家政服務和手工製作等項目,幫助婦女在互聯網經濟中實現創業致富夢想。

事實上,雖然在馬雲看來,互聯網體驗經濟時代,女性創業者在用戶體驗、情感思維和溝通互動上更具的優勢,但女性在創業方面,也面臨知識匱乏、創業啟動資金短缺等困境,也存在專業性培訓機會缺乏,法律維權難等問題。

像蘇麗惠這樣一開始因家庭條件困難而不得不為自己的學費“創業”的例子不在少數。“一開始沒有影響力,沒有資金,很多品牌根本不願意跟我合作。”回憶最初的創業經歷她直言碰了很多釘子,“差一點就放棄”。

為此,要讓更多的女性創業者能度過創業最初的困難期,需要政策上有更精准的扶持。在浙江溫嶺市,當地婦聯在全市16個鄉鎮輪流開出了一大撥網商培訓班,將很多因無法兼顧工作和家庭的女性帶進了電商運營的門檻。同時,小額貼息貸款也適時地轉向對女性微商、電商的經濟扶持上,為更多剛起步的女性創業者提供空間。

“在未來,阿里巴巴願意與各級婦聯組織在淘寶生活服務業務上進行對接,共同建立網絡培訓體系、資格認證與用戶評價體系,對接數以億計的網絡消費者。”阿里巴巴集團副總裁石東偉在全國婦聯召開的“創業創新巾幗行動”發布會上說。

在可以預見的未來,越來越多的女性站在互聯網+和創業創新的“風口”,堅定地走在成為一名創業者的道路上。馬雲在阿里巴巴女性創業者大會上表示,支持和促進女性創業,會帶來巨大的性別紅利,從而釋放經濟發展新機遇。中評社北京6月22日電/2015-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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