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利·阿倫奧維治:新左派何時是新的(8)

到了50年代,馬斯特成了一個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同時他還是有卓越才幹的激進分子的組織者。他的觀點問共產黨和民主社會主義的觀點有根本的沖突。雖然化尊重並在某些具體問題上與進步的立法議員們一起工作,但他最努力的是倡導直接的、非暴力的抵抗運動,並將其作為實現社會變革最好最道德的對抗方式。他可能是甘地主義在美國最傑出的倡導者;但同時他又實行一種獨特的列寧主義,並把它作為一種組織手段用以領導美國激進的現實政治鬥爭。表面上看,馬斯特實行或建設實行一種不確定的組織方式,在每一個重大問題上都進行幹預,包括和平、公民權利運動、非洲人的自由、宗教和政治自由等諸多方面。他以個人的聲望與正在發展壯大的各派重要人物建立了非正式的關系。他平靜而堅定的談話方式,他在政治上明顯的成熟和高度的智慧吸引了很多更年輕的人,特別是正在尋求社會自由黨和左的宗派政治之外道路的激進分子。他在50年代業已衰竭的左派主義中發出一種不同的聲音。對他來說,直接行動不僅是達到具體目的的激動人心的策略,還是一種生活的方式。如果你坐到午餐桌邊,你就正擔負著見證人類不平等,見證創造一個理想社會是可能的;你正在做的就已經超過建立一個可以共享的公共設施,打破對黑人的種族歧視。林德就深受馬斯特的影響,我也一樣。

馬斯特自己有其隱含的理論,認為學生/中產階級的職業人員是一種歷史的力量。雖然工人階級已經顯示了在經濟公平和社會和諧方面的熱情,但是,馬斯特仍然在尋找另一些願意為拯救人性獻身的人,願意為喚起人們注意社會不公平、發動改革而奮鬥的人。他因此找到了追隨者——中產階級——的力量。這些追隨者中,有些成為公眾人物,最著名的有狄林格和貝雅·拉斯丁(Bayard Rustin)。但是他的同志大多仍然默默無聞,他們是職業的政黨工作人員,極富創造性,願意為了理想長時間工作,同時可以只拿很低的薪水。

馬斯特死的時候,他的合作者分裂為不同的思想傾向。“走向和平”組織的鮑伯·吉爾摩(Bob Gilmore)頑固地滑向和平運動的右翼,變得越來越反共,在風格和感召力方面都成為這一組織的主流。貝雅·拉斯丁在與馬丁·路德·金一起天才地組織了華盛頓大遊行、獨立組織了紐約激進分子群體之後,成為菲利浦·蘭道夫協會(A.Philip Randolph Institute)的主席。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協會走向黑人自由運動中好戰派的對立面。拉斯丁總是徘徊於激進的反戰主義和對聯合陣線(the U-nited Front)的新托派極端的忠誠之間。最後,他與工人聯合會結成了一個強有力的聯盟。狄林格仍然呆在左派陣營里,在60年代民主解放運動覺醒的時候修改了他的和平主義信仰。作為主要的和平主義活動分子,他超越了馬斯特;但是,他缺乏後者的權威和妥協的才能,同時也缺乏使一個組織保持思想靈活的必要素質。

我第一次遇到馬斯特是在1963年,那時我任礦工委員會的主席,正在尋找名人為我們捍衛肯德基礦工權益的努力助陣。漲時,礦工們正被控以陰謀罪接受審判;他們未經許可便發動了罷工反對公司以及他們自己腐敗的工會。馬斯特當時在一些宗教圈子里是一個受人尊敬的人物,他同意幫助我們聯絡其他人,包括前任部長、民主黨領袖諾曼·托馬斯(Norman Thomas)此人現在變成了一個環脾氣的治鬥士。但是,直到反戰運動早期的那些日子,我才逐漸認識了馬斯特。我們坐在一起,協調委員會的事情。1965年的夏天,委員會開始得到發展壯大,隨後就爆發了勇敢的、紀律嚴明的“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華盛頓大遊行。我們都住在上西區,是鄰居,因此我經常在會後驅車到他西90號公寓的家。我了解到,大眾心目中那個神聖的、性情有些暴躁的鬥上形象只是真相的一部分。馬斯特是一個戰略思想家,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年,他還絕對他相信反對美國幹涉的鬥爭是大眾激進運動的關鍵。他要求我也相信這一點。

後來,我成了和平勞工網絡的一分子。那時,六十五區的錫格·倫斯(Sid Lens)、托尼·馬佐其(TonyMazzocchi)和大衛·利文斯頓(D8vid Livingston)、正在肉聯工人聯合會的高爾曼(Pat Gorman)、服裝工人聯合會的弗蘭克·羅森布魯姆(Frank Rosenblum).汽車工人聯合會的伊米爾·海西(EmilMasey)等人善意的資助下進行網絡的組織工作。馬住其是石油化學工人聯合會的常委之一,很顯然,他也是反戰運動中勞工黨最有才能的群眾活動組織者。當時,我對他的謹慎甚至是保守的方法提出過批評,但是他能夠聽得進各方意見。鑒於美國工人長期以來的反共情緒以及他們認為戰爭工作會消滅失業現象的態度,鑒於喬治·米尼(GorgeMeany)對任何批評美國外交政策的人公開表示敵意,馬佐其因為尚未深陷其中,所以並沒有受到什麽傷害。當然,我早就退出了,因為1966年之前,在工會內外的反戰活動中,我已經變成了公眾人物了。

在馬斯特的影響下,1965年8月,林德在華盛頓召集了一個會議,其目的是為了給許多正想發動窮人、學生和黑人的新團體提供一個論壇。《無人代表者的議會》,正如其名稱所顯示的那樣,旨在抗議有代表參與的政府的虛偽,宣稱取得公平的唯一方式是直接行動而不是傳統的政治參與。該書促成了新反戰運動第一個全國性協調委員會的建立。這是一個由我和傑利·魯賓、弗蘭克·艾姆普斯帕克(Frank Emp。pah)領導的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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