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發現東方與文化輸出 7

回到最初的話題。沙勿略到了澳門的門外,千辛萬苦歷盡艱難想進來,沒能進來。是什麽支撐他?他為什麽要如此遭受磨難?他是在做文化和宗教輸出!他想如果他將西方宗教讓中國皇帝接受了的話,那麽整個國民不就全接受了嗎?其後的很多傳教士,學中文,學中國的禮儀,三跪九拜,甚至將《聖經》按儒家的一些詞匯翻譯過來,目的就是讓中國接受他們的思想。不妨問一下,當代中國還有哪個知識分子、哪個博士碩士有這種站在一個國家國門之外要想把中國文化傳播輸出的願望和百折不悔的意志?今天很少有人有這種想法了。所以我每次讀到那些傳教士一個個前赴後繼的到中國各個地方去,甚至到中國最窮的地方去,四川、山西等等地方去傳教,不禁掩卷長嘆。今天中國文化人大抵已少有這種自信、自強和眼光了。


有人會說,西方文化那時很強盛才能傳出。其實唐代時候的景教(基督教)並不是全球的強盛宗教,[lvi]而唐代長安政治經濟之發達可謂全球之最,是外國人夢想進入的“天堂”——猶如我們今天去巴黎、倫敦和紐約一樣心醉神迷。他們為什麽在不發達之時尚能有意識地將自己的思想文化傳播出去?當代中國已經現代化之時為什麽還自卑缺乏底氣和不傳播出去呢?為什麽新加坡的總理李光耀不斷提出,中國在四十年以後將同美國的生產力齊平,二十年之後將與日本齊平之時,中國還沒有意識到在經濟大國中文化輸出的重要性呢?日本在1985年提出要從一個經濟大國變成一個文化輸出大國,因為日本人已經發現,西方人包括中國人東方人把日本看成是一個經濟動物,而且它的國際形象不好,因而它開始通過輸出文化獲得他國的文化認同,由政府投資幾十個億,開始全盤輸出他們的哲學、文學、史學和藝術。日本是接受中國文明的滋養長大的,而它先中國一步輸出文化的結果,就是使日本進一步變成了東方文化的代表。而中國人今天是否應該也有這個共識?


八 文化輸出的可能性與困難度



在後東方時代,關於東方文化魅力、文化對話與差異性互動,也應該成為超越冷戰二元對立模式,而進入中西方文化互動互滲中。這就需要看看我們做西學或審視西方的基本視角。


審視西方有三種視角。一種是“仰視”,我稱之為叫做後殖民主義,把西方看得高大無比;第二是俯視,覺得是自己是老大,這叫做民族主義或者極端民族主義;第三是平視,這是一種真正的學術態度,具有良好的對話品質,就是對西方是平視,平視中西方所面對的共同問題和生存困境,面對人類的未來。因此中國學者就需要對當今世界性的困境,比如說能源危機、環境惡化、戰爭升級,心靈焦慮,以及基因轉換等等,提出中國解答的方案,比如說辯證適應,多元並存,平衡生態,人與自然的良性循環等等。[lvii]這樣對西方過分的競爭,過分的往前追新而造成的文化斷裂,可以說是一種本體論抑制。同時,中國人再也不可以一味地“審父”——審判自己的傳統,把所有臟水都潑到傳統上面,都是因為儒家搞壞了,因為道家搞壞了,因為佛家搞壞了。錯了!當時恰恰沒搞壞,文化失敗主義或主義失敗就是最近二百年。同時也不能完全是審西方“他者”,批評起西方什麽腐朽沒落,什麽資本“吃人”等等這種詞尤其要謹慎。應該把視野從“審父”與“審他”變成“審己”——審判我們自己,看看我們這代中國人哪些地方不如古人,哪些地方不如西方人,我們面對的同一個問題,為什麽他能提出前沿性的話題,我們只能跟著別人後面去拾話題,總是做第二第三。

我認為,審視西方的同時應該重新審理自己的文化。看自己的文化也有三種態度。一種是國粹主義,地方主義,就是說中國一切都好,妄自尊大,盲目排外,這在前些年“中國說不”叢書可以看出來;另一種是虛無主義,自卑主義,奴性主義,就是西方一切都好,中國一切都不行。有人說,中國如果全盤西化100年就好了。這不值一駁。我們知道,印度和我們周邊有幾個小國就是英國法國的殖民地,但他們現在的處境還不如中國,所以被西化或者被殖民並不意味著更逼進現代化;第三是文化集權主義,文化專制主義,和文化霸權主義,這是將文化意識形態化,同樣值得註意。這三種“主義”都有自己的盲點,需要重新獲得文化對話的新視野。

文化輸出的主要障礙在於西方中心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可分為幾個方面來看:

其一,文化上的民族虛無主義——有的人的心理被打敗了。拼命跟西方,跟還來不及,遑論輸出。超前性眼光和對話氣度很難成氣候。缺乏評價自身文化的眼光,要麽數典忘祖,要麽什麽都好。

其二,我們的文化之“水”還不滿,沒有輸出的前提。但我們有這種可能性,有想法。中國茶道、中國書法、中國武術就輸出去了。最近出現了文藝生態學、生態文化,就有東方色彩綜合治理、協調平衡精神,無疑吸收了中國文化精髓。

其三,我們缺乏有文化輸出膽識的人。熱衷於節日慶典、大型歌舞,把書畫看成退休老人的事,把琴棋變成了少兒的所謂素質培養。目前的文化輸出多是民間團體在做。幾年前季羨林先生就提到關於中國文化的送出主義。不是人家來拿,而是我們送出去,但是我們主動送出,人家不要,對我們也很不利。因此,我認為用一個中性詞“輸出主義”比較好,就是源源不斷輸出。

其四,我們在普及的基礎上沒有提高。我們的書法練習者有百萬大軍,國家書協有五千會員,地方一級有近十萬會員。但應該在普及基礎上推出能夠與外國書法家對話的重要書家。新加坡十年前開始搞書法國際聯盟,中國作為書法宗主國,卻沒有什麽發言權,不是沒有寫字的書家,而是沒有能代表文化高勢位的真正的大師。在這個意義上講,只有將書法寫好了提升了,我們才可以輸出。我想,送出去不好的過時的東西,甚至已經被拋棄了的、僵化的東西,人家當然不要。如果你送出去的是一個具有特色的東西,我就不相信我們具有鄉土氣息的中國書法就沒有人要。應該明白:不是“新就是好”,而是“好就是好”!

其五,我們缺乏可“文化的持續發展”[lviii]的眼光。現在太多的急功近利、太多的短期行為。“文化的可持續性的發展”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學概念,也不是一個國策的問題,我認為是東西方文化共同發展問題,是中國當代文化戰略問題。我們需要弄清:中國文化哪些東西還殘存著思想的碎片可以被我們整合起來?哪些殘存的文物和文化形態可以被我們聚集起來?當代學者都應該用心去思考,這樣方可以發掘出本土文化精髓,逐漸地生成出新文化的可能性。我們不要把中國文化藝術搞成千人一面,而是要使每一個人都成為不可替代獨創性,這種獨創性又同中國整體文化的根相聯系。可持續性發展就是發掘民族的根、發掘具體心靈的根,應盡量以不同的形式做得更完美。

最後,文化輸出缺乏資金。大抵只能通過民間方式積累和吸收國內和海外資金。海外華人有七千萬,民間資源也不可小估,這一工作意義重大,難度也很大。更深一層看,一些外國人把中、日、韓稱為“筷子文化圈”。我認為應該是“漢字文化圈”。吃飯的筷子可以變成刀叉,它只是一個運作的問題,它不會進入神經、進入身體,化成我們的血肉。漢字則可以進入思維、血脈和集體無意識中。我們可以不用筷子用刀叉,但是不可以廢除漢字。歷史證明,離開了漢字,中國文化僅僅兩代人就中斷了;韓國很多思想包括名字的叫法都不太清楚;日本的片假名,在寫一個名字的時候就可能出現許多歧義,因為它的名字用漢字表達時是濃縮了的意象。因此,強調漢字文化圈的中心地位,在東西方互動並重新“發現東方”的新世紀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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