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建:紅發美少女羅拉的奔跑與選擇的主動性——德國影片《羅拉快跑》新解(6)

四、用主動選擇搏擊荒誕、偶然的命運

 

雖然這些花哨華麗的視聽語言、新穎的敘事結構使本片具有比較強的後現代文化註重形而下愉悅的審美特征。但是影片的文本豐富、覆雜而形式趣味濃厚,這使它具有了某種巴讚所說的“過負荷”性質。就是說由於種種形式翻新和敘事上的新元素、新結構註入,使一個老舊的形式系統成為又重新具有意義、需要重新闡釋的對象。據導演自己闡釋:“《羅拉快跑》實際上闡述了命中註定和偶然機遇這兩個主題,以及它們是如何相互交叉著支配人生的。”(湯姆•提克威:《我總是從某個畫面構思一部影片》,載《當代電影》2002年第2期)

但是,由於其文本的覆雜、創新和豐富的互文性以及有力、有趣,本片可能闡釋的主題和啟示遠遠超出導演自己的認識和闡釋。根據讓-弗朗索瓦•利奧塔的說法,“‘後現代’確實可以界定為‘就是在現代之中,在表達之中突出那難以表達之物’,或者是‘尋求一種新的表達,從而帶來對難以表達之物的更強的感覺刺激’”。(轉引自:[英]丹尼•卡瓦拉羅著、張衛東、張生、趙順宏譯《文化理論關鍵詞》,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174頁。)

本片的劇作和結構的確呈現出某些明顯的主題。影片在人生的偶然性和人的主動性兩邊振蕩:一邊是一切悲觀、荒誕,另一邊是面對困局堅決不認,拼命搏到底。《羅拉快跑》的故事和反覆敘述會引起我們的種種思考和設問:面對荒誕命運時,人的選擇是否具有不可避免性?人作為主體的主動選擇對命運和自我存在的是否能有影響?這種選擇是不是對我這個主體在做出某種當下的、新的本質定性?而這些是否也是對我們的所謂“存在”的一種規定?後現代主義風格的文本到底是在躲避還是在繼續回答存在主義的一些問題?從對人的主動性的鋪陳性展現和對人的主動選擇的肯定來看,我們完全可以從本片中讀解出那薩特式的存在主義所弘揚的人作為主體的積極性、主動性,以及面對選擇的艱難性、嚴肅性。

或許,提克威的高超或者說輕松之處是:他在繼承了基耶斯洛夫斯基對人生細微轉折和命運無常的關註同時,又天才般地套用遊戲闖關形式及高密度視聽科技包裝,全新打造。片中可以看到,羅拉試圖幫助曼尼的每一種努力最終都是被一些“小事件”所決定。其中沒有類型片式的浪漫喜劇色彩,也沒有庫布裏克和塔倫蒂諾曾經描繪過的那些註定會改變命運和機遇的犯罪行為。有的只是那些出租車開錯方向、被惡男絆倒、撞車等等“可左可右”而又無不左右著羅拉生活的麻煩事兒。這使我們想起香港作家張大春,他的小說《如果林文雄》,展現了人生機遇的更多可能。

羅拉在這三段中境遇各不相同,也許在路口撞不撞上某人,下一秒鐘,乃至於整個結果都大相徑庭,而每一個細小的變化又都彼此影響、彼此鏈接。不知道提克威有沒有看過劉以鬯的小說,1967年的《鏈》講陌生人萍水相逢的命運之鏈;1983年的《打錯了》講出門前一個人有沒有接一個打錯了的電話從而決定他是否在車站被車撞死,電影《羅拉快跑》的認識理念大致沒有超過這兩部小說。王家衛因受小說《對倒》啟發而在《花樣年華》片頭打上“特別感謝劉以鬯先生”的字幕。

當然,我們也可以進一步做出比較。在《盲打誤撞》那裏,是對堅硬、有力的社會境遇的思考和某種抵抗,是對選擇的不可避免性的確認,是對選擇的自由和責任做一種存在主義的提醒。從《盲打誤撞》轉化到《羅拉快跑》,把主動性挑戰既定境遇,意識挑戰生存的艱難思考變成了大致無所謂的玩耍,變成了反正都可以重新來過的死機、重啟遊戲。這其中多少可以讀出一些後現代作品的真超脫或者假虛無,這類作品鄙夷對理性的信任,將生死命運淩空架設為無傷大雅的快感追尋。

但是,從本片來看,遊戲、快感追尋、幽默和主體行動的積極主動性,又堅定有力地提醒這個世界:個體存在可以是自覺的、自為的,這種對個體和主動性的頂禮膜拜從後方和基座上消解了存在必然地決定著一個人的意識、歷史發展存在著必然規律這樣一些哲學信條。

從形式感和哲理思考兩方面看,《羅拉快跑》和《盲打誤撞》這類影片都大力地推動了電影藝術向前跑。觀賞和言說這些影片,也在考驗我們的直面境遇的勇氣和思索荒誕處理各種蠻橫老大的智力。(收藏自愛思想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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