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災之年,都是先顧自己,寺廟也不能依照佛法的規定,為遊方和尚提供食宿了,而且采取的是“封倉”辦法,十分絕情。作為“百無所長”的朱元璋,此時除了參加遊民組織,依靠組織謀生、似乎沒有其它更好的辦法了。吳晗先生也如此估計,說他在三年的流浪生活中,“接受了新的宗教,新的思想,新的政治教育,加入了秘密組織”(《朱元璋傳•遊方僧》)。當然這里“新的思想”“新的政治教育”雲雲,都是新名詞。他接受除了彌勒教教義外,無非是受到一些遊民觀念熏陶,例如組織起來要保守機密、弟兄之間平等,要輕財重義等等。但更重要的吳晗沒有說,也就是朱元璋養成了遊民性格。也許他不懂得這一點,遊民性格對於造反者的重要。宗法農民是眼界狹小的,他們看到如過去北方農民所說的“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其視野不出本鄉本土。而朱元璋在這三年的遊蕩中走遍淮西的通都大邑,積累闖蕩江湖的經驗。我在《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中講過江湖遊民生活的空間(還有個文人士大夫的江湖,但這與朱元璋無關),它是個冷冰冰的社會存在,它沒有宗法社會中那些溫情,這里是體力、智力、武力競爭之所在。因此在江湖上,他鍛煉了體力,開發了智力,逐漸磨去了宗法人的溫情,增添的是江湖人的冷酷。三載雲遊歸來、朱元璋已經是有經驗的江湖人了,他不再是逆來順受的、老實巴交的宗法農民了,他內心潛伏著一種主動進擊精神,只要有適合的契機,就可能沖破一切束縛,向猛虎下山一樣咆哮起來。在民怨沸騰和造反運動此起彼伏的淮河兩岸,朱元璋決不會自甘寂寞的。當然,決定公開自己的身份、大膽地邁出這關鍵一步的也還需要勇氣和決斷。

 把想法變成現實還有兩條導火線,一是湯和勸他入夥來信被人發覺,而且要去揭發,“旁有覺者,將欲聲揚”;另一條是他出家所居住的皇覺寺被元兵燒毀,沒法再住下去了,成為一個沒有收入、又沒有住所的遊民。可見逼他走上造反道路的只是實實在在的求生欲望,並非是對前途發展的幻想才鼓勵他去冒險。古代社會,遊民和輾轉於天災人禍中的貧困農民是缺少文化的,在這種情況下,很難有理性的自覺。為了實現某種理念或某種社會理想、不顧身家性命、投入造反的行列是很難令人想象的。

 中國人有可能為了宗教信仰而拿起武器,但宗教信仰首先是訴諸於感情的,特別鼓動造反的秘密宗教,是缺少理性的內容的。中國人是個注重實利的民族,造反者的中堅人物往往是遊民,在我們這個重視實際利益、忽視信仰的民族里,遊民則更是看重短淺的眼前實利。他們與老實巴交、沒有見過世面的農民在宗教信仰問題上容易上當受騙還不一樣(歷來參加秘密宗教造反的大多數是農民)他們在重大的選擇面前會反復掂量的。朱元璋有《紀夢》一文,其中寫到至正壬辰(1352)民間武裝力量攻陷了濠州,經常四處擄掠,蕩盡民財;元統治者派兵鎮壓,他們聲言攻城,但逡巡不進,以殺良民冒功。此時湯和已經來信,到底入濠州、保持現狀、還是遠走高飛?但他向神乞求指示時,只默禱了後兩項。要是同意他遠走高飛,則所擲之筊出現兩陽。如果神支持他保持現狀則出現一陰一陽。可是出現的卻是雙陰,他心想這是神指示我進濠州參加叛亂,但還是不想走這條道,無奈屢擲屢陰。最後他橫下一條心禱念說:“果倡義而後昌乎?神不誤我,肯復以筊陰之!”一擲果然雙陰。當然這是他做了皇帝以後回憶自己參加義軍的過程時不免要突出自己不想參加叛亂活動的一面,最後當了義軍是奉天承運。 

朕遭時喪亂,初起鄉土,本圖自全。及渡江以來,觀群雄所為,徒為生民之患,而張士誠、陳友亮尤為巨蠹。士誠恃富,友亮恃強,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與卿等同心共濟。

(《明史•太祖本紀第三》)

 可見那些把朱元璋的投入反元斗爭說成是因為信仰彌勒教(實際上,他即使參加了彌勒教也是利用彌勒教),並進一步把這種本來不存在的信仰說成是朱元璋從事反元斗爭的思想基礎,這只是一廂情願之詞。


4.神道設教和秘密宗教


生活在溫帶的農業民族大多比較現實,不像生活在熱帶的人民那麼喜歡遐想。溫帶的人們種了就有收成,不種,土地一下就要荒廢一年,一年內如無其他外快,就沒有飯吃;而且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些都很現實。儒家思想就誕生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他們對待神也如對待種地一樣,“敬鬼神而遠之”。孔子認為君子通過教育和長期的培養,具有自制能力,平常就有敬畏心,“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而沒有受過教養的小人則肆無忌憚,那就要神道設教,使他們有所恐懼。

 “神道設教”這個詞發明的多好,很實際,它也沒有預先設定“神”到底有沒有,只是用他來教化百姓,這有益於人心的安定,社會的安定,能起這個作用就可以了,不必考慮神是否存在。可是把一切都工具化,也是有一利必有一弊的。因為神如果徹底地淪為工具,那麼統治者能用,被統治者、甚至造反者也同樣能用,而且,使用得決不會比統治者遜色。當然統治者只肯定自己的神道設教,認為自己的“神”和“道”是正宗正派,造反者的“神”和“道”是邪支邪派,他們的“教”,自然就是“邪教”。

 被歷史學家們確定為第一次“農民起義”的秦末陳涉、吳廣的反秦斗爭之前就使用“篝火狐鳴”和在魚腹中放入“大楚興,陳勝王”的布條。當然,這還只是運用帶有神秘色彩的異兆與讖語,還沒有正式地建立起“教”來,它所起的作用也只是一時的鼓動作用。後來在民間社會逐漸形成與主流社會不同、甚至相對抗的秘密宗教。自東漢解體、黃巾暴動被消滅以後,似乎民間一直活動著一些職業的秘密傳教人員,他們近於巫婆神漢,但與巫婆神漢又有不同,差別就在他們比巫婆神漢信仰單一一些,並具有流動性;巫婆神漢一般是在本鄉本土活動。這些職業傳教人員有時公開,似乎是主流社會認可的某教派的信徒,有時又好像在地下傳播著不為統治者允許的教義。這些人又有些類似主流社會的文人士大夫,如果說文人士大夫是把主流社會串聯在一起,把本來極有可能分散割據的中國串成大一統的中國,而這些職業傳教者把貧困的、哀告無門的、對現實充滿憤懣的人們串聯到一起,使他們形成一股對抗主流社會的反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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