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維·洛奇《小說的藝術》介紹人物

幾分鐘后,薩莉自己到了。

“佛里茲親愛的,我是不是遲到得太久了?”

“我想,只有半小時吧,”佛里茲說起話來慢條斯理,占有物到了,他領主般喜形於色。“包里斯小姐,我來介紹一下艾什伍德先生好嗎?大家都叫他克里斯。”

“不對,”我說,“這輩子只有佛里茲叫我克里斯。”

薩莉朗聲大笑。她身穿黑絲綢衣裙,肩上搭一條小披肩,頭上斜戴一頂似聽差似的小帽。

“心愛的,用一下你的電話好嗎?”

“可以,去打吧。”佛里茲截住我的視線。

“克里斯,咱們到隔壁房間去吧。我給你看樣東西、”他顯然想聽聽我對他的新相識薩莉的第一印象。

“看在上天的份上,別留下我跟這個人呆在一起!”薩莉嚷道。“不然他會在電話上引誘我的。他這個人激情太大了。”

在她撥號時,我發現她的指甲塗成了寶石綠色,這是個不幸的選擇,因為這種顏色反而會讓人注意看她的手,這雙手煙漬斑斑,臟得像小姑娘的手。她的膚色很深,深得像佛里茲的妹妹;臉丈長又瘦,塗了厚厚一層粉,白得像死人的臉;眼睛是棕色的,很大,要是顏色再深點兒就好了,可以與她的頭發和眉毛的顏色相配。

“威———,”她輕聲細語地說,亮閃閃的櫻桃嘴唇撅起來,好似要親吻話筒:“IstDassDu,meinLiebling?”(是你嗎,親愛的?)她張開嘴巴甜蜜地一笑,樣子蠢極了。佛里茲和我坐在那兒遠遠地看著她,像在劇院里看演出。

克里斯托夫·艾什伍德《告別柏林》(一九三九)

人物是小說最重要的—個因素,當然這句話並非不無爭議。其它敘事體裁,例如史詩、以及其它媒介,如電影等,也可以照樣講述故事。但在刻畫人物本性時,其手段的豐富多彩和在心理挖掘的深度方面,歐洲小說的偉大傳統是無與倫比的。不過,人物問題大概是小說藝術最棘手的一個方面,尤其是使用專門術語討論時。部分原因是因為人物的類型太多,表現人物的方式方法也多種多樣:主要人物、次要人物、單調人物、多面人物;有的人物是從內心刻畫的,如弗吉尼亞·伍爾關的《達洛威夫人》;有的人物則是從外表、由旁人觀察來描寫的,如克里斯托夫·艾什伍德的薩莉·包里斯。

《告別柏林》的故事情節是虛構的,本來是一本輕松讀物,但后來先是改編成舞臺劇和電影《我是一架攝影機》,然后又改編成舞臺和電影音樂片《卡巴萊》,都相當成功。這樣,薩莉·包里斯在當代人們的心目中活躍了相當長一段時間。乍—看,我們很難理解像她這樣的人物竟會獲得這種神話般的地位。她並不特別漂亮,也不特別聰明,作為藝人更無特別天賦;她愛好虛榮,玩世不恭,在性關系方面又貪財如命。但從表面上看,她天真無邪,嬌嫩脆弱,招人愛憐。她愛裝腔作勢,但生活現實對她很殘酷。偽飾與現實之間總是有距離,—種喜劇效應便由此產生。她的故事發生在納粹得勢之前魏瑪時期的柏林,這使得其趣味性和寓意愈發深刻。她棲身在租來的一間骯臟的房子里,夢寐以求一朝發跡、一舉成名。保護人換了一個又一個,沒有一個是正經的。她諂媚討好,到處鉆營哄騙,但手段拙劣,往往讓人一眼就看穿了。她是—個象征,象征那個注定要毀滅的社會中那種自欺欺人、愚昧無知的風氣。

在較古老的故事中,介紹人物最簡單的方法是描述一下外表,然后結論式地作一總結。喬治·艾略特的小說《米都馬奇》第一章對多羅西亞·布魯克的描寫就是這一方法的典型:

布魯克小姐天生麗質,在粗布衣裙的襯托下愈發光彩照人。她的手和腕生得纖細勻稱,哪怕衣袖毫無裝飾也會顯出不凡來,就像意大利畫家筆下的聖女;由於衣著樸素,她的形象、她的姿態和風度更有一種尊嚴。她的衣著如與外省款式相比較,更有其動人之處,令人想起《聖經》中的語言—或者是載入今日報紙當中年長詩人的語言。人們常說她聰明過人,但總是附加一句,說她妹妹比她更懂事。

諸如此類的描寫可以連續好幾頁,富麗堂皇,但這是—種比我們的文化更具耐心、更悠閑的文化。現代作家往往讓人物的有關信息自動湧出,用行動和言談多角度反映或者勿寧說傳達人物的有關情況。無論采用哪種方法,小說中的所有描寫都有高度的選擇性,其基本修辭技巧是舉隅法,即用部分代表整體。喬治·艾略特和克里斯托夫·艾什伍德都通過集中描寫女主人公的面部和雙手來反映人物的外貌,其它部位讓讀者自己去想象。如要把多羅西亞和薩莉·包里斯的全部外貌和心理特征描寫出來,非要許多頁不可,甚至整整一本書。

衣著一向是人物的索引,可以反映人物所屬的階層和生活作風。像薩莉這樣展示型人物尤其如此。她那黑綢裝束(午后串門時穿的)表明她愛招人注意、愛誇耀(披肩)、愛挑逗人(聽差的帽子富含許多含義,讓人聯想到貫穿全書的許多提示,諸如性愛矛盾心理、性愛偏常、易裝癖等)。這些特征又通過她的言談舉止而很快得到強化—借用電話,為的是讓兩個男人知道她的性魅力新近又征服了一個人—這也使敘述者有機會對薩莉的雙手和面部作一描述,這也是亨利,詹姆士“情景手法”的含義所在,他一向竭力要達到“戲劇化!戲劇化!”的目標。詹姆士所想的是舞臺戲劇,而艾什伍德屬於伴隨電影成長起來的第一代小說家。電影的影響隨處可見。當《告別柏林》的敘述者說“我是一架攝影機”時,他指的是電影攝影機、對多羅西亞的描寫是靜止的,似乎人物靜止不動,讓人用言辭描繪下來,作者也確實把她比作畫中的人物了。薩莉的展現則是動態的。如果把這段拆成幾個電影畫面,再容易不過了:薩莉穿著黑綢衣服一亮相,兩個男人快速交換目光—薩莉撥電話號碼時焦距對準她的綠指甲—在她與情人通話時焦距對準她那不協雕、小醜般的化裝和做作的表情—兩個被這種拙劣表演所吸引的男性旁觀者的兩張快照。

無疑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為什麽薩莉·包里斯的故事輕而易舉就搬上了銀幕。但就這一段引文來說,有些地方則純粹是文學性的。—提起她的名字,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她那汙跡斑斑的手上那塗成綠色的指甲。電影中可以映出她的綠指甲,但映不出敘述者那具有諷刺意味的評語“不幸的選擇”。不幸的選擇是薩莉·包里斯一生的遭遇。你可以看到煙漬和汙點,但只有敘述者才會觀察到她的手臟得像小姑娘的手“。薩莉·包里斯之所以成為一個令人難忘的人物正是因為她表面世故、實則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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