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有什麽用這個話題,對我來說,很有歷史意義,僅僅對我一人的歷史意義。文革時期,我是個挨揍的狗崽子,由於年齡小,懵懂於世,堅持抵抗,逐漸挨揍挨得少了,但是徹底不挨揍,還得益於某種機遇——忽然之間,我被學校視為“文人”了。

1969年之後,革命的秩序開始建立,新秩序不僅有武功,還需要文治,學校也如此,要有墻報,黑板報,我們那個學校,原本就是個小學,人材有限,唯一的圖畫老師還被逼死了,全校上下,竟然找不出個會畫畫,寫美術字,同時會寫文章的人來(語文教師可以將就,但他們噤若寒蟬,不敢寫),最後發現我這個12歲毛孩子,還可以應付,於是我這個狗崽子,就進了學校革委會主任直屬的大批判組,每周負責出墻報板報。

有大文人說他文革期間一貫正確,即便進了上海協作組,從來沒有寫過批判文章,可我沒那麽高的覺悟,當時我的任務就兩項,一是畫報頭,照貓畫虎地將一些工農兵掄拳頭打旗幟的宣傳畫,搬到我們學校的墻報和板報上去,一是寫文章,不是大批判,就是歌頌大好形勢,比著人民日報,把諸如“是可忍,孰不可忍”,“東風吹,戰鼓擂”,“紅旗飄飄,彩旗獵獵”之類的東西,照貓畫虎地挪到下來,再結合一點我們農場(不久就變成了團)的實際,說鸚鵡學舌,是擡舉了我,撐死了算老鴰學舌。說實在的,當時的我,很樂意干這個,因為這樣可以讓我免遭拳打腳踢吐吐沫,不再到處碰白眼,干好了,還可以得到幾句表揚。必須補充一句,當時我的地位很穩固,雖然學校一位大學生出身的老師,一直想要培養幾個貧下中農子弟來替換我,免得我這個狗崽子長期把持宣傳陣地,但是,始終沒有成功,雖然事一點都不難做,但出身好的同學,卻沒有一個能替得了我。

進入高中(當時叫8年級)之後,我不僅出板報,而且還給學校的文藝演出寫串詞,最後發展到寫快板書,朗誦詩(在大會上扯著嗓子嚎那種),小話劇,寫來寫去,現在想起來,大抵無非是兩件事,一是奉命罵人,一是奉命歌德,說難聽點就是拍馬屁。不過,那時候我是真心誠意地拍,認為這就是應該的,直到1973年,年紀稍微大了一點,禁書讀多了一點,才覺得不對勁,發了點牢騷,隨後還被人揭發,於是輪到我被鋪天蓋地地批判了,這是後話。

五代有名的驍將史弘肇一次酒後大言道:“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至如毛錐子,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不服,說,“雖有長槍大劍,若無毛錐子,贍軍財賦,自何而集?”這里,“毛錐子”,又稱毛錐,就是毛筆,武夫說的是文人無用,文人回答說文人有用,可以征糧收稅的時候算賬記簿,不過,這種會計的干活,屬於文吏,即刀筆吏的買賣,實在說不上是文人該干的,這個王章,自家就很討厭舞文弄墨的文人,所以,一番對話,結論依然是文人無用。

五代是個亂世,武人們來來回回打打殺殺,文人廁身其間,確實沒什麽用。就五代的歷史而言,在戰火中幸存下來的文人墨客,除了給做了皇帝的武夫起草詔書,寫點拍馬文章之外,想活下來,只有給軍頭們做帳房先生,在“贍軍財賦”上下功夫。那時候的文人,在非技術(算賬)領域,跟當年12歲的小學生的我,所做的沒什麽本質區別。在老百姓的傳說里,打仗的時候,文人是可以做軍師的,能掐會算,陰陽有準,至少可以運籌帷幄,出謀畫策。然而,五代的仗,打得比任何時候都頻繁,殺人如麻,但基本上都由武人自己包辦,幾乎沒什麽文人在里摻和。歷代文人的軍事謀劃,往往在戰略上見長,可是五代時候的武夫們,誰也不在乎這個,自然也就用不著文人。至於太平年景的文治、教化,武夫們更是不在乎,對他們來說,統治就是兩個字,打和殺。實在沒有軍糧了,老百姓可以殺了,曬成肉干,作軍糧。

沒有什麽用,只配歌功頌德和算賬記簿的文人,理所當然,只能是社會的點綴,有權者的點綴,而且還是令當政者和老百姓看不起的點綴。稍微有點不滿意,打和殺也就來了,而且來了的時候,老百姓一點都不同情。文革結束後,各種文學作品中,勞動人民對落難文人的同情,甚至熱愛,獻身,估計多半是古代小說看多了造出來的,在真實的生活中,哪兒找那麽多好事去?(愛思想網站你 2007-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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