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是在1979年吧,不知道哪個從香港探親後回鄉的“表叔”,在尼龍傘和的確良布當中偷偷摸摸地夾帶了一盒鄧麗君的盒式錄音歌帶。從那天開始,大眾文化從白茫茫一片真幹凈的中國大陸上再次生長起來。那是怎樣的一種從頭再來啊!

這裏的文化研究工作者是幸運的。我們親眼看到研究對象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在我們眼前生長起來。這是全世界的文化研究人員都沒有經歷過的獨特而奇怪的情境悲喜劇。自從那一類歌帶被第一次從香港帶入中國大陸開始,大眾文化這個東西出現在我們眼前。這個情境是很有趣味的:我們與研究標本一起成長起來。對於這個研究對象,以前我們只是在書本上模糊聽說過,只是在文人學者和官員的詛咒、唾罵中隱約得知它的面貌。驀然回首,我們發現自己居然是眼看著它從無到有,如今已小有蔚然之勢。

這裏的文化研究工作者是尷尬的。文化這個研究對象在當下中國大陸的社會中呈現一種極其纏繞,多種形態共生的覆雜態勢。各種文化形態和話語以十分怪誕的形式表演著。它們互相壓制、抵觸;它們或閑庭信步,或小心翼翼。對它的言說也呈現為一種紛雜、喧囂、有理無理都要聲高的話語征戰。其影響和意義,對言說者和對社會,都絕對超出文化之外。今日中國主旋律文化與大眾文化、精英文化並存和彼此消長、覆雜鑲嵌的格局,具有十足的中國特色。對這種文化格局的觀察和言說十分困難,我們的這部分話語空間也經常被言不由衷、生搬硬套和削足適履的話語沙塵籠罩著。對我來說,這種言說是十分艱難而又危險的。

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中國大陸的文化生態被描述為大眾文化興起繼而泛濫的年代。還有人將這一時期描述為各種文化齊樂樂、各種趣味和文化形態共同繁榮的時代。有的人則將其稱作"眾神狂歡"的時代。比較時髦的說法是:大眾文化,或者叫商業文化,已經成為最強勢話語,它已經泛濫成災;它與全球化的經濟秩序一樣,已經成為腐蝕我們民族文化、鉗制我們集體發展的最主要威脅;它幾乎要讓那個傳統的人文精神蕩然無存了。

但是,在我的眼裏,大眾文化還處在十分初級的階段。這仍然是一個主旋律文化長袖善舞、一馬平川好唱歌的時代。看看那權威電視台一套節目黃金檔的電視連續劇和大抒情MTV就知道,我們這裏最有影響、占據了最大資源的還是上級管理幹部的趣味和主旋律文化那一整套灌輸、指引、導向、教誨的要求和明亮、艷麗的形態。當家做主的好像還是主導文化,其它的文化形態有點像那舊時代裏大戶人家的小媳婦。她們要麼會察言觀色、曲意逢迎,那也許能上得廳堂;不然她們就只能躲進廚房成一統,偷偷打扮自己跳幾步。這打扮、這舞蹈還得小心別像《流星花園》那樣"美得驚動了中央"而遭禁播。當然,心理技術好的,可以告訴自己這是隨心所欲的翩翩舞步。其實呢,大陸的觀眾看每一部好萊塢或歐美大洋洲的影片都必須經過管理部門那幾個幹部的仔細過濾。《辛德勒的名單》因為其中有赤裸鏡頭不允許在這裏公開放映。笑遍亞洲的周星馳拍攝的《少林足球》在大陸被一腳踢出電影院。

仔細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這裏似乎存在著一種文化上錯位強勢的形態。在民間,在大眾的自然選擇情況下,商業文化的確是強勢的。商業文化符合許多人的本能反應,它滿足了我們的通俗或者庸俗趣味。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它對我們心中許多陰暗、卑鄙甚至危險的欲望都予以承認,並且試圖加以表現。在我看來,這種表現當然有滿足需要的簡單原由,但更經常的情況下可以看作是對人們心中的諸多隱晦的目的尋求某種馴服和超越。然而,在中國,如果把主導媒體和政治導向話語的機制考慮進來,商業文化立馬就是弱勢。它經常要挨兩巴掌。它必須學會忍氣吞聲,隨時閉嘴。

哪裏有這種狂歡?這是看不見個人的狂歡。在這種狂歡中,我們把規定設計好的趣味當作快感,把機械藝術規範的演繹當作創作,把向中心單一價值觀的驅趕當作真的是大眾自己的自由選擇。看看張藝謀的《英雄》就知道,這種集體主義的團體操不是狂歡。看看那幾個可以教育好的第五代導演就知道,曾經在文化上向自己父親說“不”的荊軻,在忙碌於呵護秦王的高大形象;曾經在女兒樓中尋找失落的女兒心和女兒性的導演,在拍電視劇替雍正王朝寬心:你先來個"海雨天風獨往來",不要管那"也難說身後罵名滾滾來"。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古代的種種帝王慈悲故事被用來娛樂今天、解釋今天、開導今天。《荊軻刺秦王》開理解君王、遠離人道主義的風氣之先,經過《雍正王朝》、《康熙帝國》,我們跟著編導們一路跑到《英雄》。借古頌今、精心呵護帝王形象的古裝主旋律被拍得洋洋大觀、蔚然成風。

這也叫狂歡?這種被限制的狂歡早就成為一種聽取將令以後訓練有素的美學齊步走。這種被導向的整齊潮流只是一種捆綁的舞蹈。如果這也叫狂歡,文革時期的忠字舞也就可以當作尋常百姓的真娛樂了。宏大的抒情、高音喊出的美聲歌曲、集體的舞蹈,這種操練組織的群眾文藝不像狂歡。大眾的廣場狂歡是有笑聲的。

有的時候,對這種狂歡圖景的描繪和言說似乎是一種懂了裝不懂的高超設計,是眼睛向上、弄臣般裝傻賣乖的完美演出。有些知識分子的話語演出是仔細設計、認真選擇的。在我眼中,這是一種十分自覺清醒的選擇。當然,要“弄”這種出場和做秀必須首先學會自己拿起一片葉子遮住單眼,得把身邊的種種現實過濾、遮蔽掉。我們學會了計算冷靜,觀察周詳,曲高和不眾。但是我們知道那高處廟堂的應和是十分有力的,總能夠一錘定音。我們的一些知識分子把主導文化的官方化運作硬性解釋成商業環境中大眾的無邊界狂歡。看看有多少書和文章是以大眾文化和烏托邦相聯系為題就知道,我們的學者文人對大眾文化也營造了一種定勢思維指導下的主旋律說法。在這些學者文人眼中,大眾和大眾文化都是在幸福地狂歡著。可是,我明明看見北京小百姓只不過是在"沒事偷著樂"。我們無師自通地學了必要的課程:偷偷地自己尋找心理安寧,在低於地面一米多的屋子裏的喊叫幸福,每天忍受並且用心包裹那長在自己家屋子裏面、穿過兩口子臥榻當中的一棵大樹。這叫做快樂?劉恒那部小說《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改編成電影叫《沒事偷著樂》,拍成電視劇又叫幸福生活。這讓我想起了二手玫瑰樂隊的兩句歌詞"我們的生活就要開,往哪開,往幸福裏開,我們的理想往哪裏開?往垃圾堆裏開"。

還有許多言說是基於急躁的表面觀察。有的人把我們私人領域中的吃飯唱歌看戲當作公共話語場中的全面狂歡。這種曲解和迷糊更多的時候是在無意識層面的。我們早就把當初的硬性要求內化為日常的心理技術了。我們已經習慣於非禮莫視,眼睛不朝旁邊看一點點,心思不要朝旁門左道偏一點點。有些在教育和再教育下形成的固定說法成為反覆奏響的主旋律,它的曲調成為我們腦海裏自行轉動的八音盒。我們懶得區分哪些是硬性的灌輸,哪些是隨心所欲的遊戲;哪些是大眾百姓在自由環境中選擇的野草閑花,哪些是壟斷媒體和強制機器營造出的"鮮花盛開的村莊"。新千年來到時,鋼筋水泥造就的世紀壇上精心排練出色彩艷麗、鑼鼓喧天的人造狂歡節景象就是我們有組織娛樂、打拍子出笑臉的整齊劃一集體舞的標志性縮影。

這所謂的眾神狂歡的圖景,是我們這裏的一些文人學者硬性加工出來。這種有意、無意,原因和出發點大不相同的思想加工,引出的結局是一樣的:營造歡樂喜慶的圖景,使我們可以回避許多文化中的真實境遇。這種對我們文化行為、審美活動的塗抹,同時也遮蔽了我們社會生活其它方面的現實圖景。

值此時,大眾文化或者說商業文化正在而且將繼續受到討伐。

在這集體性遺忘的年代,我們用幾十年來跳熟了的舞步表演狂歡。在這必須光明,強迫性向上,不許看見黑色和邪惡的年代,我們營造狂歡,在這到處鶯歌燕舞、高路入雲端的年代,我們硬說狂歡;在這雍正王朝昂首向天高唱世間萬苦 皇帝最苦的當口、在這導演、編劇、歌手替康熙帝國高歌要求"向天再借五百年"的時機,我們硬作狂歡。(收藏自2006-07-26愛思想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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