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瑞芳·面對外國青年的眼睛

一“你知道我的中國名字嗎?老師!”

問話者是位歐洲少女。棕黃卷發飄灑在雙肩,線條優美的小嘴抹了厚厚的口紅,碧藍的眼睛滴溜溜地轉。她穿了件黑紅相間的花格襯衣——如果可以叫襯衣的話。因為,它沒有袖子,領口開得極低,長短剛過肚臍。白白的胳膊和金晃晃的項鏈全露在外邊。

“你叫如意。是法國女郎。”我說。

“嗯哼?”她高興了,兩個耳墜子明光光的,打秋千似的晃動著,“馬老師知道‘如意’在漢語中的含意嗎?”

“那是說,你在中國將百事稱心,萬事順利喲!”我以調侃的口氣說。大約我已不象中國的大學教師,倒象吉普賽算命巫婆了吧。

法國女郎笑了,把穿著牛仔褲的腿往沙發扶手上一邁,吐出一個煙圈。

這是在我給留學生上的第一堂課上。如意是最後一個進門的學生,遲到五分鐘。據說她總遲到,動輒還要兩指夾一支香煙丟給正在講課的教師。有一次,上課鈴響了許久,教師問各國學生:“咱們還等如意嗎?”日本學生伊藤不以為然地說:“不要等那‘壞分子’。”教師忙告誡:“不要用‘壞分子’稱呼一個姑娘!”伊藤反而樂了,說:“我們的中國話,和老師教的常常含意不同。比如說,歐洲同學叫我‘三好學生’,您猜是哪‘三好’?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

留學生中另一姑娘,是荷蘭的俞荷白。她的個子不高,黑油油的黃皮膚,漆黑的頭發剪得象大串聯時的紅衛兵。她穿一身板板整整的男孩子服裝,連脖子上的紐扣也系得嚴嚴實實。不施脂粉,不茍言笑,進門問聲“老師好”,就正襟危坐,大而圓的黑眼睛全神貫註地望著黑板。

兩個英國學生到得最早。中等個兒的韓克圖長了一雙淺綠色眼睛,熠熠閃光,眼神既溫柔又善良,蓬松的卷發帶著火焰般的光芒。他住在中國學生宿舍,我前一天晚上找他了解學習進度和要求。他說,我們最不樂意聽冗長的作家生平介紹,最想聽聽藝術分析。我說:“把你的筆記拿給我看看。”他馬上臉紅了,吶吶地說:“我記得不好。”怎麽也不肯拿出來。進課堂時,他一手提暖壺,一手拎兩個茶杯。

“你怎麽帶兩個杯子?”和韓克圖一起進門的高個子英國青年賀安雷問。

韓克圖謙恭地笑笑:“有老師的一只。”

英國人之後,進來了敦敦實實的伊藤直哉。進門便深鞠躬:“這位老師是——”聽了韓克圖如此這般的介紹,他又來一個九十度鞠躬:“我有燕(眼)不識泰山!”

他會靈活地運用漢語詞匯,盡管讀音不準。據說留學生特別註意四聲,上課時人手一冊英漢詞典,動不動就去翻檢,而且還常打斷老師講課:“老師的四聲錯了。”

二留學生聽課和本科生迥然不同。他們不怎麽記筆記,但聽課很專心。藍如海水或綠似深潭的眼睛——歐洲人的眼睛,與黑如點漆的日本人的眼睛,瞪得一般圓,緊緊盯著老師。這可糟了。給本科生講課,學生低頭“唰唰唰”記筆記,教師便可以低頭看講稿。留學生眼巴巴地瞅著你,怎麽看?只好不看。兩位歐洲姑娘和伊藤尚有時翻開筆記本記上點什麽,那細高個賀安雷的眼睛簡直眨也不眨,盯得人如芒刺在背。他時而腦袋一歪,“嗯哼?”聽不懂了,請進一步解釋。時而手忙腳亂地查字典,又去琢磨四聲,似乎教師有無學問,全在於四聲是否說得準。

常有這樣的情況:你認真推敲,重點講授的地方,諸如思想性啊,藝術性啊,對他們如東風吹馬耳。你無意中冒出句什麽話,他們卻齊夥兒興趣盎然。這時,你便要把一句最無關緊要的詞語,常常是成語,什麽“獨立物表”啦,“顧影自憐”啦,寫到黑板上。“嗯哼”者們便如獲至寶,人人動手,一筆一劃抄寫在本子上。

似乎這是來中國留學的很大收獲。

“老師說,西門慶娶李瓶兒為妻,違背了中國傳統道德,因為什麽?那句話怎麽說?”

“朋友妻,不可戲。”

“請寫在黑板上。謝謝。”

“你們懂嗎?”寫完後,我問。

“似懂非懂。”賀安雷說。

我立即表揚他:“瞧,你已經十分恰當地用了一個詞。”他裂開大嘴,開心地笑了。

有時,我試圖采用歐美文學作類比,以便歐洲學生可以接受。

“你們問什麽是風格?風格即人。以英國文學而言,同樣寫愛情,同樣是女作家,《呼嘯山莊》使讀者如處淒風苦雨中,奔波於泥濘小路,《簡愛》令人如食橄欖,酸甜各半,《傲慢與偏見》卻象花前月下俊鳥的啼鳴。是否可以這樣概括你們英國三位女作家的風格?韓克圖?”

“我不知道。我沒學過英國文學史。”韓克圖平靜地說,直率地說,毫不掩飾地說。

我倒是從心底佩服他。如果是我,有無勇氣承認,某一部書是我理應讀透而實未涉獵的?

敢於當眾不動聲色承認自己沒學過英國文學史的韓克圖,到了課間休息,又天真地炫耀起來:“啊哈!你們瞧,我會寫一個繁體字!”於是,大家圍在黑板前看他描字。

“啊哈!你們瞧,我這把——”瑞典學生傅瑞東拿出一把折扇,也要賣弄一番,卻偏偏忘了怎麽稱呼,慌忙現買現賣,“馬老師,這叫什麽呀?”

“折扇。咱們講《桃花扇》,就是這樣扇子。”

“這是我來中國的紀念品。”傅瑞東搖起折扇,得意洋洋地說。

三蘇格蘭青年賀安雷喜歡打斷我的講課,匆忙表示不同意見。

“我不同意老師的這些分法:《西遊記》是浪漫主義的,《紅樓夢》是現實主義的。這樣分,簡單得很,可是沒有任何意義。”

“那麽,你以為怎麽分好呢?”我反問,“若按英國文學理論,這類書算什麽類型?”

“對不起。”賀安雷聳聳肩,“用漢語講不清。”

這也罷了。文學評論本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聽聽這些外國青年的意見豈不可以開闊眼界?他們提問題,我就解釋,時而辯論幾句,課堂氣氛倒活躍起來了。

有一次,我卻給惹火了。

“豬八戒是個成功的人、神、物融合的藝術典型。”

我剛說了一句,賀安雷便插話:“我不喜歡中國當代文學。人沒有人的特點,”“成了莫名其妙的神。”

“我也不喜歡某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我忙轉換話題,“對豬八戒怎麽看?學者們有分歧。有的說,豬八戒反映勞動人民弱點,這顯然不對。好吃懶做不是勞動人民才有的。有的說——”賀安雷慌忙搶話:“依我看,豬八解(戒)反映了中國高級幹部的特點。”

我的心一沈。想必同時臉也沈下來。幸虧有了殺手鐧,應聲而對:“你說得不對。你看過《十裏長街送周總理》嗎?人民頂風冒雪,扶老攜幼送靈車。那才是中國高級幹部的楷模。豬八戒與中國高級幹部不能同日而語。”

賀安雷沈吟片刻,要求把“楷模”二字寫到黑板上。

我請出周總理英靈,堵住了英國青年的嘴。但我仍不自在,不踏實。我的心仍在往下沈——這幾年,某些筆墨耕耘者,只要自己因為“文革”受過磨難,就以為獻給讀者一部揭露陰私的小說,一篇展覽膿瘡的文章,一首指桑罵槐的詩歌,一出陰氣森森的戲劇,是他神聖的義務。老幹部則受到了類於病梅的遭遇:“斫正而養其旁條,刪密而夭稚枝,鋤正而遏生氣。”(龔自珍《病梅館記》)結果呢?對消極面的擴大描寫,不單純為居心叵測者利用,更會使不明真相者受蒙蔽,以為這些烏七八糟便是中國社會之本質。“豬八戒象……”便是報應!

“老師,我不忍心反駁你舉的例子。周恩來屬於全世界。”課間休息,賀安雷又說,“可是,中國當代文學中,周恩來們哪兒去了?有的幹部連豬八戒還不如,豬八戒至少不投降。”

我啼笑皆非,他把“惡攻”罪名巧妙地轉贈給我們某些當代作家了。

唉,應當盡量從生活中發現詩意,挖掘美。至少,從民族自尊心、愛國心出發。我不由得沈思。

愛說話的賀安雷又向日本同學發問:“伊藤,暑假到哪兒去旅遊?”

“去中國南方。”

“去香港嗎?”

伊藤用他那雙機靈的黑眼睛看一眼英國同學,睨一眼中國老師,提高了嗓門,清清楚楚地說:“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去中國南方,當然包括去香港。”

這會兒,輪到英國小夥子難堪了。賀安雷做個鬼臉兒,想說什麽,卻終於沒有說出口。

我愜意得很,國為伊藤的友好態度;更因為賀安雷也是一個幼稚坦率的人。我還聽說,法國姑娘如意翻譯的中國名著已在巴黎發行,這位貌似落拓不羈的少女實際上是位自強不息的學生。我還感到,留學生教學工作會促使我們深思一些平時作壁上觀的問題。“教學相長”竟是一句沒有國界的格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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