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現在,方澄敏仍然不能完全接受哥哥已經死去的事實,她內心深處始終隱藏著一個幻想:有一天她的哥哥就像當年突然消失那樣,會突然地出現在她的面前。《攝影家》雜志所編輯的方大曾專輯裏,第一幅照片就是白發蒼蒼的方澄敏手裏拿著一幅方大曾的自拍像──年輕的方大曾坐在馬上,既像是出發也像是歸來。照片中的方澄敏站在門口,她期待著方大曾歸來的眼神,與其說是一個妹妹的眼神,不如說是一個祖母的眼神了。兩幅畫面重疊到一起,使遙遠的過去和活生生的現在有了可靠的連接,或者說使消失的過去逐漸地成為了今天的存在。這似乎是人們的記憶存在時的理由,過去時代的人和事為什麽總是陰魂不散?我想這是因為他們一直影響著後來者的思維和生活。這樣的經歷不只是存在於方大曾和方澄敏兄妹之間。我的意思是說,無論是遭受了命運背叛的人,還是深得命運青睞的人,他們都會時刻感受著那些消失了的過去所帶來的沖擊。

湯姆·福特是另一個例子,這是一位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的時裝設計師,他是一個迅速成功者的典型,他在短短的幾年時間裏,使一個已經衰落了的服裝品牌──古奇,重獲輝煌。湯姆·福特顯然是另外一種形象,與方大曾將自己的才華和三十年代一起消失的命運絕然不同,湯姆?福特代表了九十年代的時尚、財富、榮耀和任性,他屬於那類向自己所處時代支取了一切的幸運兒,他年紀輕輕就應有盡有,於是對他來說幸福反而微不足道,他認為只要躺在家中的床上,讓愛犬陪著看看電視就是真正的幸福。而歷經磨難來到了生命尾聲的方澄敏,真正的幸福就是能夠看到哥哥的作品獲得出版的機會。只有這樣,方澄敏才會感受到半個多世紀前消失的方大曾歸來了。

湯姆·福特也用同樣的方式去獲得過去的歸來,雖然他的情感和方澄敏的情感猶如天壤之別,不過他確實也這樣做了。他在接受《ELLE》雜志記者訪問時,說美國婦女很性感,可是很少有令人心動的姿色,他認為原因是她們的穿著總是過於規矩和正式。湯姆·福特接著說:“而在巴黎,羅馬或馬德裏,只需看一個面容一般的婦女在頸部系一條簡簡單單的絲巾,就能從中看出她的祖先曾穿著花邊袖口和曳地長裙。”

讓一個在今天大街上行走的婦女,以脖子上的一條簡單的絲巾描繪出她們已經消失了的祖先,以及那個充滿了花邊袖口和曳地長裙的時代。湯姆·福特表達了他職業的才華,他將自己對服裝的理解,輕松地融入到了對人的理解和對歷史的理解之中。與此同時,他令人信服地指出了記憶出發時的方式,如何從某一點走向不可預測的廣闊,就像一葉見秋那樣。湯姆·福特的方式也是馬塞爾·普魯斯特的方式。《追憶似水年華》裏德·蓋爾芒特夫人的名字就像是一片可以預測秋天的樹葉。這個名字給普魯斯特帶來了七、八個迥然不同的形象,這些形象又勾起了無邊的往事。於是,一位女士的經歷和一個家族的經歷,在這個名字裏層層疊疊和色彩斑斕地生長出來。那個著名的有關小瑪德蘭點心的篇章也是同樣如此,對一塊點心的品嘗,會勾起很多散漫的記憶。普魯斯特在他那部漫長的小說裏留下了很多有趣的段落,這些段落足以說明他是如何從此刻抵達以往的經歷,其實這也是人們共同的習慣。在其中的一個段落裏,普魯斯特寫道:“只有通過鐘聲才能意識到中午的康勃雷,通過供暖裝置發出的哼聲才能意識到清早的堂西埃爾。”

馬勒為女低音和樂隊所作的聲樂套曲《追悼亡兒之歌》,其追尋消失往事時的目光,顯然不是湯姆?福特和馬塞爾?普魯斯特的目光,也不是他自己在《大地之歌》中尋找過去時代和遙遠國度時的目光,馬勒在這裏的目光更像是佇立在門口的方澄敏的目光,一個失去了孩子的父親和一個失去了哥哥的妹妹時常會神色一致。這是因為失去親人的感受和尋找往事的感受絕然不同,前者失去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而後者想得到的只是一個形象。事實上,這一組哀婉動人的聲樂套曲,來自於一個德國詩人和一個奧地利作曲家的完美結合。首先是德國詩人呂克特的不幸經歷,他接連失去了兩個孩子,悲傷和痛苦使他寫下了100多首哀歌。然後是馬勒的不幸,他在呂克特的詩作裏讀到了自己的旋律,於是他就將其中的五首譜寫成曲,可是作品完成後不久,他的幼女就夭折了。悲哀的馬勒將其不幸視為自己的責任,因為事先他寫下了孩子之死的歌曲。呂克特的哀悼成為了馬勒的預悼,不同的寫作使詩歌和音樂結合成聲樂,同樣的不幸使兩個不同的人在這部聲樂套曲完成之後,成為了同一個人。

只要讀一下這組套曲的五首歌名,就不難感受到裏面掙紮著哀婉的力量。“太陽再次升起在東方”;“現在我看清了火焰為什麽這樣黯淡”;“當你親愛的母親進門來時”;“我總以為他們出遠門去了”;“風雨飄搖的時候,我不該送孩子出門去”。是不是因為悲傷蒙住了眼睛,才能夠看清火焰的黯淡?而當太陽再次升起在東方的時候,當親愛的母親進門來的時候,亡兒又在何處?尤其是“風雨飄搖的時候,我不該送孩子出門去”,孩子生前的一次十分平常的風雨中出門,都會成為父親一生的愧疚。曾經存在過的人和事一旦消失之後,總是這樣使人倍感珍貴。馬勒和呂克特的哀歌與其說是在抒發自己的悲傷,不如說是為了與死去的孩子繼續相遇。有時候藝術作品和記憶一樣,它們都可以使消失了的往事重新成為切實可信的存在。

我想,這也許就是人們為什麽如此迷戀往事的原因,因為消失的一切都會獲得歸來的權利。在文學和音樂的敘述裏,在繪畫和攝影的鏡框裏,在生活的回憶和夢境的閃現裏,它們隨時都會突然回來。於是詩人們,尤其是詩人熱衷於到消失的世界裏去尋找題材,然後在吟唱中讓它們歸來。賀拉斯寫道:

阿伽門農之前的英雄何止百千,

誰曾得到你們一掬同情之淚,

他們已深深埋進歷史的長夜。

再來讀一讀《亞美利加洲的愛》,聶魯達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在禮服和假發來到這裏之前,

只有大河,滔滔滾滾的大河;

只有山嶺,其突兀的起伏之中,

飛鷹或積雪仿佛一動不動;

只有濕氣和密林,尚未有名字的

雷鳴,以及星空下的邦巴斯草原。

從古老的歐洲到不久前的美洲,賀拉斯和聶魯達表達了人們源遠流長的習慣──對傳說和記憶的留戀。賀拉斯尋找的是消失在傳說中的英雄,這比從現實中的消失更加令人不安,因為他們連一掬同情之淚都無法得到,只能埋進歷史深深的長夜。聶魯達尋找的是記憶,是關於美洲大陸的原始的記憶。在身穿禮服和頭戴假發的歐洲人來到美洲之前,美洲大陸曾經是那樣的生機勃勃,是自然和野性的生機勃勃。聶魯達說人就是大地,人就是顫動的泥漿和奇布卻的石頭,人就是加勒比的歌和阿勞加的矽土。而且,就是在武器的把柄上,都銘刻著大地的縮影。

人們追憶失去的親友,回想著他們的音容笑貌;或者回首自己的往事,尋找消失了的過去;還有沈浸到歷史和傳說之中,去發現今天的存在和今天的意義。我感到不幸的理由總是多於歡樂的理由,就像眼淚比笑聲更容易刻骨銘心,流血比流汗更令人難忘。於是歷史和人生為我們總結出了兩種態度,在如何對待消失的過去時,自古以來就是兩種態度。一種是歷史的態度,像荷馬所說:“神祗編織不幸,是為了讓後代不缺少吟唱的題材。”另一種是個人的人生態度,像馬提亞爾所說:“回憶過去的生活,無異於再活一次。”荷馬的態度和馬提亞爾的態度有一點是一致的,那就是人們之所以要找回消失了的過去,並不是為了再一次去承受,而是為了品嘗。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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