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國實施絲綢之路的優勢

在實施絲綢之路方面,中國所具備的一些特殊優勢,可以協助新興市場國家有效克服其經濟發展的瓶頸,激發其潛在成長動力。絲綢之路沿岸、沿邊國家,大多數為發展中國家,甚至貧窮國家,都急需發展。盡管這些國家多半擁有豐沛的天然與人力資源,但普遍面臨資金、人才、技術與基礎建設不足、市場規模過小、治理能力不佳等瓶頸。正是在這些方面,中國具有很大的優勢。中國和這些國家的要素呈現出很強的互補性,如果雙方的優勢得到有效的結合,就可以釋放出巨大的生產力。

 中國經濟規模已經空前龐大,在主要工業部門都擁有巨大的產能,並覆蓋不同位階的產品,有能力同時在五大洲上百個國家,承接水庫、電廠、超高壓電網、深水港、機場、工業區、傳統鐵路、高速公路、高速鐵路,行動通訊網的興建。中國也有能力協助整個地區架構跨國基礎建設網路,讓各國能有效克服其國內市場規模過小的障礙,能以整個區域為腹地,發展產業專業分工,以及形成跨國的產業聚集。在過去的30多年裏,中國本身的發展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分不開。基礎建設是任何國家工業化、城市化和經濟全面起飛的前提。中國在這方面已經擁有龐大的能力,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基礎設施國家”。在這方面,中國也開始“走出去”,並且獲得很多很好的經驗。這些經驗對發展中國家至關重要。

 如果基礎設施建設表現為“硬件”,中國在“軟件”方面也同樣存在豐富經驗。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的公共治理、經濟發展、城市規劃等領域的人才,並自行摸索出有效並用“市場”與“政府”兩手的獨特經濟發展經驗。中國也應該與發展中國家分享其發展過程中的“軟件”經驗,提供知識與管理技術支援,並協助培育人才。這裏有兩點很重要。第一,中國的發展是在開放過程中進行的,因此在發展這些方面的“軟件”過程中,已經吸取了諸多國際經驗。中國的“軟件”建設不是閉門造車,而具有普遍性。第二,中國自己在這些方面也走過了很多的彎路。不過,中國在走過彎路之後,很快就調整政策,逐漸走出自己的社會治理道路。這些教訓對很多發展中國家有參考價值。今天,很多發展中國家在這些方面都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中國可以和這些國家分享這些方面的經驗。

 但是光有上述優勢,還不足以支撐中國的絲綢之路戰略,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所擁有的金融優勢。歷史地看,任何國家的硬力量和軟力量的走出去,必須配之以強大的金融力量。沒有足夠的金融力量,各方面的力量很難走出去。中國擁有龐大的外匯存底,又有豐沛的國內儲蓄,已經建立起獨立的全球支付系統,人民幣作為貿易結算貨幣也日益普及,中國有條件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元的低成本融資平台與信貸機制。在這個過程中,對中國來說,就是要把大量的現金轉化為資本;對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就是通過中國資本,促動或加快國內建設。

 

 活絡外匯儲備

 

 在金融優勢方面,非常必要把國家龐大的外匯儲備的使用,和絲綢之路戰略結合起來考量。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超過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是外貿盈余和外商直接投資凈流入,即國際收支的雙順差所致。2008年之前,中國一直實行出口強制結售匯制度,出口企業自留的外匯較少,更多的外匯資金以中央銀行外匯儲備的形式表現出來。當央行買進外匯時,必須增發等值的國內基礎貨幣,基礎貨幣通過貨幣乘數的放大,導致流通中的貨幣供給量成倍增加,加劇通貨膨脹。同時,為了實現外匯儲備的保值增值,央行沒有很多的選擇,更多的是把外匯儲備投資在美國國債和房地產抵押債券上。不過,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大量發行貨幣,導致美元貶值,加上美債利息本來就低,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大量的外匯儲備成了中國的負擔。中國處於兩難處境:如果不囤積美元外匯儲備,就有遭到擠兌引發金融危機的風險;如果囤積美元,收益率低下,造成資金的浪費。

 外匯儲備和絲綢之路戰略可以結合考量。對中國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保值這筆巨額外匯儲備,並在保值的基礎上創造更多的價值(增值)。外匯儲備來之不易,是中國老百姓尤其是農民工進入國際經濟體系的結果。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全球化和中國的開放政策,促成了中國經濟進入西方世界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而中國是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廉價勞動力。中國成為世界的加工廠,農民工就是加工廠的主體。如果沒有農民工廉價的勞動力,很難想象中國可以成為世界加工廠。廉價勞動力在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而廉價勞動力並不是輕易取得的資源。發達國家已經耗盡,只有通過進口勞務獲取有限的廉價勞動力。廉價勞動力一般存在於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不過並非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擁有廉價勞動力。很多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那些曾是殖民地的國家,勞工往往具有較高的權利和法律意識,並且這些國家盡管窮但社會保護機制(至少從理論上說)良好,資本很難壓低勞工成本。例如印度理論上說擁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但資本很難進入印度。只有中國因為各種因素,廉價勞動力成為現實。中國可以說是當代資本主義最後一個邊疆,中國之後很難出現這麼龐大規模的廉價勞動力。不過,隨著一些新因素的出現,包括人口結構的變化、勞動力成本和新農民工(第二代)權利意識的提高,中國的廉價勞動力也所剩無幾。這些年來中國的一些地區開始面臨勞工荒的現象。中國今後很難再繼續通過把廉價勞動力投入世界市場,獲取巨量的外匯儲備。

 再者,如此龐大的外匯儲備的產生,也是中國普通消費者在過去30多年間,承受了等值人民幣額外增發所帶來的通脹,所積累起來的硬通貨財富。外匯儲備實際所代表的,是中國大眾已擁有的、對海外實物資產隨時可以兌現的購買權,其未來的任何兌現即對海外產品或資產的購買,可以緩解中國現實的通貨膨脹水平。

 龐大的外匯儲備可以通過絲綢之路戰略而轉化成龐大的資本。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可以通過轉化成資本而得到增值。在目前的情況下,西方尤其是美國的任何一項政策,都可以影響到人民幣的價值,即使那些政策並沒有明確針對中國。這就要求中國通過輸出人民幣或者人民幣的國際化,來保障人民幣的增值。輸出人民幣可以減少國內通脹壓力,把國內積累的通貨膨脹轉移到國外。這是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有效保值手段。美國也是通過輸出美元轉移其國內的通貨膨脹風險的。美元在國內流通的只有三分之一,三分之二都是在國外。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可以搞量化寬松,即QE。從理論上說,量化寬松會導致美國國內的通脹壓力,但實際上則不然,美國沒有通貨膨脹的壓力,主要是通過美元的國際化,把通脹的壓力轉移到其他國家,美國市場上很多商品,要比國際上包括出廠國的還要便宜。

 

 實現人民幣國際化

 

 不過,中國不是美國。美國輸出美元是因為美元的國際主導地位。中國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還很難和美國競爭。但中國可以通過其他方法來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就目前來說,中國要盡可能推動國際買賣優先用人民幣來結算。關於外匯儲備保值的討論,可以首先聚焦於如何擴大人民幣在國際範圍內的使用問題,而不是人民幣資本市場的開放問題。

 一般認為,輸出人民幣的前提是中國放開資本管控。但這條道路風險很大,可以說是走不通的,因為這樣做很可能有利於西方,尤其是美國所擁有的壓倒性優勢的金融業,促成這些國家加強對中國外匯儲備的有效掌控。之前就已經有德國和日本的例子。這兩國都是經濟強國,但金融業則高度依賴於美國。主要原因是這兩國被迫開放資本賬戶。美國金融業在二戰後所擁有的、與美元地位相匹配的無與倫比競爭力,決定了德國和日本在金融資本市場必須依賴美國。中國過去30多年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巨大的發展成就,和中國能夠有效管控自己的儲蓄、確保在基礎設施投資方面較低的資金成本,有很大的關聯。

 中國政府已和許多國家包括一些西方國家央行,簽訂了人民幣互換協議,為滿足海外人民幣需求創造了初步的條件。中國也可以對所有中國政府和國企參與的國際貿易或投資項目,提出盡可能即優先使用人民幣的要求,以增加海外人民幣的有效需求。人民幣的國際化也可以通過到海外收購企業。現在看來,要到發達的西方收購大企業有很大的困難。西方國家恐懼於中國的崛起,往往訴諸於各種理由,例如國家安全搞貿易保護主義,制造貿易摩擦,實質上是要把中國的資本(人民幣)擋在國門之外。但中國可以通過絲綢之路,把人民幣輸送到廣大的亞、非、拉等地去。

 較之西方發達的市場,亞、非、拉市場風險比較大。盡管在那裏,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低下、法制不完善、既得利益往往和西方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些因素都會增加中國資本的風險。但是,這些國家大都是發展中國家,需要大量的資本,高風險也經常隱含著高回報。對中國來說,問題已經不再是要不要走到這些國家和地區去,而是如何有效、安全地走出去。再者,從中國和平發展的國際戰略來說,中國也必須走到那些地方去。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必須回答這個問題:對發展中國家,中國應當如何履行自己應當履行的國際責任?可以說,絲綢之路是中國走向國際、承擔國際責任之路。(收藏自2015-01-26 愛思想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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