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之外,我就像王朔筆下的人——一點正經沒有。很多時候嬉皮笑臉,是我們在這個偽盛世的土地上的精神自慰。平生不愛正襟危坐的我,這次難免要面對一些媒體;很多大陸的親友都為我提心吊膽,生怕出言不遜得罪自己的祖國,而遭逢馮正虎的待遇。

台灣中廣的胡忠信先生,是彼島的文化名嘴。我們對坐在播音室打開話筒前,他善意地提醒我——他的節目對岸相關部門都是要收聽的。我笑答沒有關系,我對我的祖國沒有惡意,即便尖牙利嘴,也無一不是為了投合當政者一再聲稱的民主口號。

晚上在著名的鼎泰豐吃包子,前名記徐宗懋先生帶著日本記者本田先生來作陪。二十年前的廣場上,徐兄是前去采訪的記者。那個著名的半夜,他的後背被流彈射穿,是那些善良的市民穿越火線,用板車拖著他狂奔醫院,如此才大難不死。那一刻陪在他身邊的另一台灣記者是阿渡,他們記下了那個板兒爺的名字,這個北京人成了他們終身的朋友。

談起他至今猶存的余痛,他淡然地說——我和你們不一樣,對我而言,只是一個工作意外;就像任何一個戰地記者,都有可能面對這樣的事故。但是對你們而言,是骨肉深處的隱痛,我們遠沒有你們那種深刻。

是的,那一刻我並未出現在廣場,我的血也未曾浸透方磚,我為何要如此孜孜矻矻地計較那一段歲月呢?因為良知在暗夜生疼。也許罪錯,任何一個政府都可能在某個時代犯下;就像《光榮與夢想》中的美國史,開篇記載的就是對示威者的鎮壓。再如台灣的二二八事件,那都是歷史不能繞過的一篇。我們在自己的祖國,卑微得不敢要求追訴責任,只想不被抹殺血痕。在沒有道歉的漫長歲月裏,我們只能私下紀念。那些死難者既不是我的至親也不是我的熟人,但他們是我的同胞,是一群和我一樣對自己的國家心懷善意的好人。既然政府文告都改稱風波或事件了,那就應該重新定義那些亡靈。

但是就在昨天上午,成都一個因為在博客裏撰文紀念那一年的好人譚君,卻因此獲刑五年。這個全國人民涕淚援助的災區,主官們就能如此冷血,我再次感到徹骨心寒。在這樣劃時代的審判面前,我的天良告訴我——我必須在此供罪,如果紀念有罪,那我就是那個也在每年的忌日,一定要焚香遙祭的人。我不敢在譚先生面前,隱匿我的同罪。

 

 

上文提到20年前台灣《中國時報》的記者阿渡,是我真正該要好好感謝和寫一寫的人物。一個文人像他那樣參與並見證台灣政局的巨變,本身就是一個大時代的傳奇。

十年前的一次北京國際書展,書商的我曾經在傳說中劉亞樓的大宅院裏,主辦過一次冷餐派對,招待國際國內書界的朋友。阿渡便是那時隨著沈昌文郝明義先生進來的。人與人交往,我常常相信有一個氣場。無論男女,我幾乎用鼻子都能聞出誰將是我的朋友或者敵人。於是,我們一見如故了,那時的他,似乎還是時報的總主筆。

職業使得他不時出入大陸,每來總要給我帶一瓶金門高粱;那是烈性燃料,總能在北京冬夜點燃我們的狂歡。那時台灣的媒體前輩大佬高信疆先生,也正好移居埋名於京城。這個像古龍一樣的文俠頗負酒名,我們三人在一起的捉杯廝殺,常常呈現出月黑風高的壯烈。阿渡是80年代的詩人,在台灣沒有解除戒嚴的時代,他也是著名的學領,經常組織民運反對專制,並因此頻遭打壓。

我們算同代人,對詩歌的激情往往帶來對自由的渴望,以及對民主政治的參與熱情。我們都在80年代初從大學走向社會,而那時的大陸和台灣,都一樣處於極權松綁階段——那時的台灣民主,並未比我們走得更遠,只是略為人道一些,遠非今日之懸殊。他在那時就開始參與了他們的“黨外刊物”運動,發起了向國民黨獨裁的挑戰。而我們那時,卻只敢油印地下詩刊吟風弄月。

阿渡遠祖早在清朝中葉就從福建移居台灣,他也該算台中出生的“原住民”,但他卻不是阿扁呂秀蓮的同志——雖然反獨裁的立場一致。台灣在各路人馬的推進下,蔣經國終於決定在1987年7月解除戒嚴。這標志著獨裁執政黨在人民的施壓下,決定自行主導的和平演變開始。報禁黨禁頓開,炎黃子孫的一支終於邁向了真正劃時代的民主征程。

民主時代的降臨,並不意味著民運戰士的退役。我曾經說過,民主是龍種,但也許會生出跳蚤。陳水扁時代的阿渡,我能想象他的苦笑和憤怒。連施明德這樣的民進黨人,最後都知道這不是他們曾經舍身追求的自由主義民主,阿渡這些和他們並肩戰鬥過的理想主義者,自然會再次成為臟汙時代的批判者。

 

 

2006年台灣著名的“九九”倒扁運動爆發,民主再次顯示了它的自我糾錯功能。身患癌癥的施明德率領百萬紅衫軍走向街頭,一場宣示以“禮義廉恥”為主題的群體行動超越了藍綠陣營的黨爭立場。是啊,政客無禮義,似乎還能想象,到了無恥之時,那就一定會被自己的人民所羞辱。

而那時,我因如雲而南,久疏了阿渡的消息。但我在電視畫面上,窺見了人群背後他的影子。他雖然只是一個清瘦的書生,一個在尋常日子裏謙卑得近乎羞澀的男人,但是他有緣站在大時代的前列之際,他一定會是忠於理想的戰士。忠於純凈理想的人並沒有固定的敵人,沒有黨派之別,誰玷汙一個民族的正義之夢,誰就是他的敵人。

果然後來,他選擇了重新支持他曾經的宿敵——現已在野的國民黨以拯救夢想。馬英九先生銳眼灼灼,發現了這個合符他的人品趣味的晚生,親自紹介他加入了國民黨,並很快簡任為文傳委主委。我們2008年在北京重逢時,他已經成功地幫馬先生打贏了選戰,被媒體譽為馬府的文膽。

多少文人的夢想都是輔佐一代英主,以便入閣拜印實現生命的世俗價值。我向他恭賀並問他如何選擇出處時,他平靜得像只是參加了一次派對回來。他說他不打算入閣從政,我問為何,答曰從政了就不能自由出行了,也不能來大陸找我喝酒了。多麼絕妙的想法,深得我心,我立馬表示了支持。和朋友喝酒,這才是我輩在今生的正事。只要能收獲一個清明民主的時代,可以容下我輩的性情文章,即便天子呼來,自古也是有不上船的傳統的。

早在1967年我們大革文化命之時,蔣中正先生決定要以一島之孤,賡續中華文化命脈。因而成立了中華文化覆興總會,例由總統擔任會長,秘書長負責事務。到了解嚴時代,這個總會改為了民間社團法人,但會長依舊由歷屆總統擔任——但這已經不是政府組織了。馬英九入府之後,將秘書長聘書送到了阿渡面前。這時名稱已經被阿扁的“去中國化”時代改為了“國家文化總會”,出於對兩岸文化交流的興趣,他欣然接受了這一使命。也因為這一民間身份,至今他仍然可以自由出入大陸和我推杯換盞了。

 

 

台灣的民運歷史,遠比大陸要漫長。早在國軍潰退彼島之時,就有知識界領袖胡適和政界高官雷震等聯手,創辦了《自由中國》雜志。而金岳霖的弟子,我們鄂省鄉賢殷海光先生,正是憑借這個陣地,而成為了五十年代台灣的民運教父。

國府因為戰敗,覺得有必要控制意識形態和民眾生活而宣布台灣戒嚴,這一可悲的軍管時代竟然長達三十幾年,可謂人類政治生活的奇觀。在那個時代,民運人士可以遭到軍事法庭審判,也因此發生了許多和大陸一樣的臭名昭著的判例。但是比較而言,具體的管制仍然不如此岸的嚴酷。

比如出版書刊,台灣民間從來就允許,只是規定印刷出來之後要審查,違法了要懲處。如果還沒有裝訂成冊,軍警都只能等在印刷廠外面。80年代的阿渡他們搞“黨外刊物”運動時,就可以組織弟兄和軍警一起等在印廠外面,書刊一出來,雙方就開始像橄欖球運動一樣拼搶,搶到手的就拿出去私賣。這樣的畫面在大陸的今日,恐怕都是難以奢望的。

根據兩岸的歷史來看,1987年之前並無本質差異,都信奉極權,都不允許民間挑戰一黨制。但是具體對待挑戰的做法,卻又有懷仁與懷惡的差別。1979年的台灣,曾經爆發了著名的“美麗島事件”,集會群眾在施明德呂秀蓮等人的鼓動下,與軍警嚴重沖突。施明德是曾經在金門策劃軍事政變而被判十五年剛出獄的累犯,這次極有理由判死刑。但是蔣經國先生在海內外輿論影響下,終於決定公開審理,允許媒體現場報道和律師辯護,並邀請島內著名學者精英旁聽。陳水扁和謝長廷就是因為這次辯護而從此步入政壇的。

台灣清華大學前校長沈君山就是旁聽者之一,蔣經國召見他詢問對此案的處置意見時,他鬥膽直言雲——不宜流血,因為流血制造烈士;影響國際視聽;我們終究要在這塊土地上生活,血流進土地,再也收不回來。要以德化怨,以理釋惑,以法制暴——就是這樣一些忠勇善良的幕僚的犯顏進諫,挽留了台灣的民主火種。

可是這一事件十年後,此岸的學潮又是怎樣的結局呢?同樣都有一個威權大佬在主宰政局,我們怎麼就能殺機頓現呢?這一事件三十年後的今天,我們的一連串審判還在繼續發生,且依舊不許公開審理。

當我和阿渡踟躕在台北街頭,目睹艱難奮爭得來的看不見軍警的和平市井,我遙望夜色彌漫的故國清淚盈眶。我們活得真他媽失敗啊,可是他們卻抓住了勝利。他們在那一審判之後四年多,就由李登輝特赦了所有無辜者。施明德拒不出獄,他不要特赦,他要宣判無罪,他們終於獲得了無罪改判。為民族之爭民主,我們罪從何來啊?當年共產黨的領袖,不就是因為要爭民主,才帶著我們的父輩驅趕了民國的嗎?

 

十一 

淡水河是台北周邊的主要水流,據說有一道臨河小街蜿蜒在水岸邊,是一個休閑去處。南方社的於雯帶著我打了一個掛著台灣省車牌的的士徑奔而去,我想要去了解一下台灣獨立書店的運作狀況。

台北的的士司機似乎不少老人,好奇便一路閑話。他說在台灣沒有出租車公司,都是個體經營。只要不超過65歲,都可以去考試出租車牌照,考到了便可以運營,而且政府不征收任何管理費,甚至所有的稅全免。我問為何要免稅,那都去開出租,市場不亂了嗎?他說目前經濟不好,政府要解決就業率,於是就出台這些鼓勵性政策。至於都來跑出租也不可能,因為車多了,生意自然就下滑,大家就會退出。看來一切都是市場可以調節的。對他們而言,實在無法想象大陸那種把車牌發給某些公司,由公司再來盤剝司機的事情。更不能想象司機要是組織罷工,最後會視為黑社會打壓。民國和共和國究竟誰像社會主義,還真是個問題。

淡水小鎮的河邊,坐滿了閑人。河水清且漣漪,排列了無數釣竿。滿街賣小吃的,地上卻一點汙漬全無。一家小書店取名叫有河,就寂寞地坐在一個鋪面的二樓上。沿著狹窄的樓梯上去,很小的空間裝置得十分雅致舒服。一看那些書,就知道這家主人的趣味——他們只賣文學、電影和生態旅遊之類書籍,而且排滿了很多書店拒絕出售的詩集。

有河的老板叫詹正德,也是個作家,其妻是詩人。一對神仙眷侶,就這樣偕隱在此古老河岸的尋常巷陌之中,收養著幾只流浪貓,然後為這個世界越來越稀少的文藝讀者準備著過夜的食糧。我的書有幸也在他們案頭,他拿出一本請我簽名,令我內心溫軟。書架上也有不少大陸原版書,兩岸在藝文方面,其實原是可以彼此知音的。

獨立書店是區別於其他連鎖書店的一種個性賣場,早在戒嚴時期就為台灣的民運發揮過巨大作用。他們的貨源純粹來自於自己的采購,不接受那些中盤商的配送。台灣人口太少,書業不算太興旺。最大的誠品書店連鎖,倒是遊人如織;以人口比例來看,比大陸愛書的人還是要多一些。因為人人皆可登記出版社,一些社有好的選題就出,沒有就閑著,倒也不存在格外的虧損和債務。

坐在有河書店的露天陽台上,端著一杯濃香的咖啡俯瞰逝者如斯的河流,內心忽覺悵然。故國河山無數類似的古鎮水涯,都曾容留過我的倦足。滄浪之水,清濁有別,而河清海晏的日子,我們卻至今未曾見著。前人詩謂——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一百年前我的鄉賢在武昌打響的首義,沒有換得真共和;之後幾輩人的血漫大地,還是沒有換得。難道這真是對吾族的一個毒咒嗎?

 

十二 

羅大佑率領的縱貫線組合從台北首演出發,在世界巡回一年之後,剛好又回到台北做最後的告別演唱。然後,他們就解散了。我們這一代是唱著羅大佑的歌走過來的,阿渡說——我們也去告別一下這個時代吧。於是我們就坐上了嘉賓席。

像這樣的流行音樂演唱會,一般來說都是年輕人的盛宴。但是那夜,我看見主要的坐席,多是被中年夫妻占據著。許多阿渡的老友邂逅於此,彼此寒暄仿佛共同在揮別青春軒昂的歲月。我看見他帥氣沈穩卻已鬢角雜霜,想象當年這個台中山區的農家孩子,也曾有過和我一樣的苦難童年。那時他父母因為負債欠稅而不得不四處躲藏,甚至母親也曾入獄,他不得不小小年紀就提籃探監。

他的青春時代是左翼的自由主義者,當我們在此岸偷偷閱讀胡適之時,他在台北的獨立書店和圖書館到處尋找《資本論》和魯迅。我們都懷抱著改造世界的夢想去都市求學,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詩歌作為最初的壯陽藥。當我1980年寫出長詩《為了歷史——致毛澤東》而被校方警告時,他的長詩《刺客吟》卻因為鼓吹“既然改革無望,那就去當刺客”,而獲得時報文學大獎。當他深入黑煤窯去寫底層苦難的報告,甚至去揭露被關了三十年的政治犯這一重大社會問題時,我正隨著中科院的科考隊漂流在長江上。

80年代在兩岸都是風起雲湧的時代。他在戒嚴的陰影下參與鹿港環保運動,組織反核演講;我在1986年的學運中走向街頭聲嘶力竭。他們的美麗鹿港保留了,我們卻把胡耀邦先生牽連下台。1989我流淚誓言脫去警服的那一刻,他正眼看著無數同胞的血,在廣場邊上嚎啕大哭。那是他14歲之後的第一次慟哭啊,他是在為我們而哭,為同文同種的華族而痛心疾首。

羅大佑的一些老歌,時不時喚起我鼻根發酸。童年沒了,隔壁班的小女孩沒了,皇後大道東依舊還遊行著手捧燈盞的紀念或抗議隊伍。他們走進了他們可以自由高歌的時代,而我們呢?我們還有無數的狼孩在叫囂著要不惜核武收回台灣。是什麼樣惡毒的教育,會把一國之兒女訓練成嗜血的野獸?我們拿什麼去收回啊,除了核武你還有什麼?龍應台先生一句話——請用文明來說服我。面對此語,稍有人味的就知道該為如此強國而臉紅。

縱貫線演出結束大家興猶未盡,便去街邊夜酒。“縱貫線大哥”在台灣幾乎是家喻戶曉的黑幫詞匯,專指那些超幫派南北通吃的角頭大佬。剛才張震岳不時在台上說,跟著幾位縱貫線大哥走世界很有趣,學到了很多東西。台上台下就一起會心地笑。恰好和我對酌薄酒的一位兄台,就是前著名大佬。看他儒雅談吐,端坐如山隱然另有一份江湖舵爺的厚重,問起來竟然也是台大的出身,不禁心生敬意。一晃都到了白發江湖憶舊遊的時光,眼前的江湖還在,而心底的江湖卻漸漸冰封了,剩下的似乎只是無邊的寒意蕩漾。

 

十三 

次日就要辭別民國了,書展的沙龍活動安排了我和阿渡的一個對話。香港作家老友陳冠中、自由亞洲電台梁冬和貝嶺兄等皆來捧場。邂逅相逢了梁文道和台灣著名作家張大春,彼此一番惺惺相惜;感謝梁兄節目中的推介拙著,相約北京酒聚。有時常想,這個世界其實真小,該要相識的註定就要相逢。

晚上的餞行酒局在一個深巷小店裏,阿渡說這是全台北最好的魯肉飯吃點,他前些日帶馬悅然也是在這裏大快朵頤的。魯肉飯是台灣的一種民間美食,味道確實不錯。書展基金會主席林載爵先生和大獎評委陳浩兄也來對酌,我的老友台灣出版界大佬郝明義也坐著輪椅趕來,陳冠中和胡忠信以及時報的楊澤兄皆一起來湊興。一番觥籌交錯,我不禁有了幾分薄醉。

宴罷酒興未闌,大家又一起去鄰家一個朋友的獨立書店青康藏書房品茶。主人何新興也是性情中人,再開兩瓶紅酒火上澆油。這樣的燕聚,也算是民間的兩岸三地吧。因為一場文字緣,就這樣五湖四海地匯合了。那一刻,在我們心中,應該早已沒有那道傷口般的海峽了。

深夜扶醉回到酒店,檢點行囊,面對著朋友們的贈書和拙著,不禁犯難起來。這些書,哪些是可能帶進祖國的海關的呢?我自己的書要帶進自己的祖國,都要面臨被沒收的風險,更不要說另外那些炎黃子孫的文字了。同文同種是我們統戰的口號,即便這樣同文同種的港台書籍,卻要面對大陸祖國的搜查和嚴禁,請問我們的領袖——這,究竟是誰的主意?

一篇文字,一本書,甚至一個民間的建言性憲章,真的就那麼妨礙你們的獨占春風嗎?我們如此深愛自己的母土,我們不想逃亡或者流放。我們願意和自己的父老鄉親分擔這個國家的苦難,哪裏受災了我們願意為政府解囊相助。你們奧運閱兵要我們離開,我們就乖乖地離開,不湊你們的歡宴。可我們是祖祖輩輩生於斯長於斯的中國人,我要帶幾本自己的書回家,竟然就會令我如此繞室徘徊,我們真是莫大的悲哀啊。

別了,台北;別了,民國。梁園雖好,我只是過客。我不想留下,雖然你是我外祖大舅流血奮鬥過的社會。正如英國詩人彭斯詩雲——我的所愛在高原,這裏沒有我的心。我要回去,我哪怕像馮正虎那樣死乞白賴地也要回去。我的祖墳猶在,我的慈母未回,我今生今世就算是在長夜守望星星,我也要等到黎明。

我毅然走向機場的時候,加繆的聲音從天空隔著一個世紀傳來——流放者終將歸來……為的是重新經受考驗並且奪取他應該擁有的東西——他田畝裏的微薄收入,對這塊土地的短暫愛情。在一個人誕生開始,他就必須留下時代和他青春的狂怒……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我們必將重造一個什麼也不驅逐的世界!

 

201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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