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錦華:我們還沒有能夠與中國崛起相對應的文化結構

 (12月4日,由人民文學雜志社、北京語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主辦的“表述中國:《人民文學》外文版跨文化傳播的新視野”論壇在北京舉行。此文整理自戴錦華教授在會上的發言,未經發言人審定。)

 “中國文學走出去”這個話題出現的時候,我自己非常鮮明的回憶起1990年在北大研究所,召開過這樣一個主題的會議,當時很多的專家,包括一些作家都非常的激情澎湃,他們說,80年代我們可能犯了一個歷史的錯誤,忙於介紹外國的東西到中國,而沒有把中國的東西介紹到世界去。當時我唱了一個反調,我說這不是歷史選擇的問題,當大量的難以計數的外國文學,外國文化,幾百年的文化,通過我們的努力進入中國,它取決於中國讀者、學者、中國人強大的願望和欲望。而在當時不可能在世界上找到對於中國文學,對於中國文化對等的欲望。這不是一個我們的主體選擇所能完成的。當“走出去”作為國家戰略,作為強有力的硬件支持之下在進行的事情,是取決於一個完全不同的國際形勢,取決於中國崛起的事實。

到這個時候,到國家戰略的層面,討論這個問題成為真切可實施的問題,可是我大概要討論的是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表述中國,再現中國,在國際層面上會自覺成為中國文化傳播問題,意味著一個表述自我的問題,一個想象自我的問題,一個如何認知自我的問題,一個我們是不是首先回答了對於每一個當代中國人來說,中國意味著什麽,中國文化意味著什麽的問題。然後才是我們如何表述,如何被世界認知。

同時在我看來,正是由於中國崛起而改變的表述中國的問題,其實我們面臨著一個更高的要求,就是不僅僅要向世界展示中國,同時意味著中國崛起並不僅僅是中國經歷了幾百年的艱辛歷史,我們終於走到了世界舞台的高端,我們終於進入到了整個世界性的事務,終於開始參與乃至主導,甚至改變世界的走向的時候,中國文學,中國文化和表述中國上,是不是可能意味著中國向世界提供一種不一樣的價值。

下面我想簡單跟大家分享幾點近年來我在思考的一些議題。首先一個是近年來感受非常強烈的東西,我想用一個悖論式的表達法,歷史從來都不是關於過去的,歷史是關於未來的。在我的生命過程當中,在成長、生活、學術過程當中,我強烈地感到中國正在成為一個沒有未來的國度,我們成為了在全球資本主義和全球現代世界所展現的這樣一個未來路徑當中沒有了縱深,沒有了可能性的國家。這樣一個喪失了未來,或者被剝奪了未來的國度。

你們給我一個小小的沈寂,表明你們不知道我在說什麽。你們是不是記得80年代,甚至到今天,中國的歷史是超穩定的歷史,中國的歷史是自我循環的歷史,中國的歷史是一個從未進步的歷史。中國這樣一個超大型的大陸國家造成了中國與海洋文明的隔絕,很明顯的是當中國重新在全球的世界版圖當中,重獲自己的位置的時候,中國重新在全球資本主義中展現了自我的時候,我們重新迎回了歷史。

當我們迎回了歷史,在中國發現歷史的時候,我們第一次意識到,也許我們不是最古老的國家,我們也許不是最悠久的文明,我們不是創作的最燦爛輝煌的古國度,但是我們確是是在人類文明歷史上少有的連續歷史的國家。是什麽東西創造了中國歷史連續性,使得它始終在一個相應一致的版圖當中,延續我們的歷史,答案有很多很多,其中之一是“文字”。當我們意識到,創造了我們文明的連續性,記錄了我們歷史的連續性的東西是漢字,漢語言的時候,我們同時必須意識到,這是我們與主導世界歷史幾百年歐洲文化的一個巨大的差異,因為歐洲文化的根,至少是它最重的根之一是邏各斯中心主義,我們卻是文字,而且是象形文字的連續。

所以,我們重新迎回了歷史,我們重新看到,甚至近百年來,中國進入中國現代化過程當中的歷史的另一種表述,我們可能有不同的立足點,我們可以由不同的主體位置,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重新講述中國歷史。其中的意義,不在於,不僅在於,或者絕不在於,我們試圖用中國的這個中心位置,取代歐洲的中心位置。相反,反轉世界歷史地圖,在世界歷史的進程當中理解中國,思考中國,認同中國,它意味著對歐洲中心主義的反思,對歐洲中心主義的質詢,不意味著對歐洲中心主義的確定,相反它是我們真正在一個自信中再度反思中國,反省中國,認知中國,重新結構一個當代中國文化的一個版圖,重新打開一個中國當代文化的可能性。

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點是我認為面對相對於中國崛起作為一個經濟事實,進而成為一個政治事實,跟這樣一個事實相比,我們在文化上事實上還遠沒有能夠拿出與中國崛起相對應的文化結構,在這我並沒有總體的去評價中國文學的能力,我不是僅在說中國文學,我是在說整體的中國文化,我是說作為當代中國人,作為當代的年輕人,作為當代的年輕知識分子,我們每個人心中的中國文化,心中的中國理解,心中的每個關於中國文化的主體感,遠不能和中國崛起的這麽一個經濟事實相襯。

當然還是要補充一句,我說的相襯,不一定意味著強大,強悍,不一定居高處的地位,而是說它的硬件,它的含量,它的自覺程度,它的堅實程度。可能沒有時間做分析,我只是想簡單的說,總所周知,我們是被堅船利炮逼到西方的邏輯軌道和版圖之中的。這樣一個創傷性的轉折,好像在中國崛起這個前景之下,我們越來越少講創傷了,我們越來越少講,幾乎讓我們窒息的近代史。因為我們是被創傷性的記憶甩入世界歷史,歐洲主導的世界歷史當中,所以造成了現代文學,現代文化,現代中國誕生的時刻的一系列的問題。

首先是中國歷史的發生,大家都知道那個著名的辛亥革命的曲折,其實沒有包含任何現代化的內容。換句話說,當中國進入現代化的時候,我們是在一個奇異的三元結構之中,洋、華、清。同樣這樣一個結構本身它使得現代中國在它的政治歷史開端處,處在一個主題真空的狀態,五四辛亥革命,開始是反帝反封建的雙重旗幟,強有力的開啟了現代中國文化,並且強有力的創造了一個中國文化的最有利的傳統,這個傳統就是堅決的自我批判,徹底的自我否定,一種極端有勇氣面對自己的創傷、醜陋的能量。與此同時,反封建,作為反帝重要的命題的時候,我們在文化開端處,制造中國現代中國文化主體的中空。我們今天第一次有了可能,有了基礎去面對和解決。這個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個層面。

我認為中國是一個非常奇特的國度,中國有一個非常奇特的歷史,中國成為了現代文明史上唯一的例子,作為非西方國家,作為第三國家,沒有殖民地,沒有帝國主義空間的可能性,我們完成了獨立建國,我們成為政治主權的國家,我們完成了國家工業化現代化的過程,我們今天得以加入到全球格局和全球市場當中,甚至開始主導這樣的一個格局,我們是唯一的例外,但是從另外一個意義上,我們也是相當意義上的意外,就是我們大概在世界上從發達國家到第三世界國家,沒有見過一個其他的國家像現在當代中國文學一樣有如此果敢的態度,也沒有看到任何一個文學包含了如此大的自我否定的力量。今天我們在表述中國的時候,大家必須同時問,對每一個當代中國來說,中國到底是什麽,中國是什麽?

跟大家分享第三個問題,就是20世紀的歷史是現代歷史當中的一個特例,那麽也被世界史學家稱為極端的年代,20世紀的歷史是中國古老中國自我更生,引導到自己21世紀這樣一個自我的年代。德國的歷史學家的說法是21世紀的中國幾乎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所有樣式的革命。那不用說革命作為一個暴力的這個極端的,顛覆重覆,在摧毀中重建,它同樣決定了我們的歷史,我們的文化經驗,我們生命經驗的這樣一個受不斷的在集聚改革當中,同時覆雜和創傷破損的。

我在這說的是,今天我們如何看待20世紀的歷史,關系到我們抒寫今天的中國,以及如何想象未來的中國。20世紀的歷史本身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不僅對中國作家,不僅對於中國人,對所有經歷了20世紀的人們,它都是一個非常艱難的工作,原因是在於不斷的革命,持續的革命,造成經驗的斷裂,邏輯的斷裂和價值的斷裂。那麽當你再一次的想用一個新的得以整合的價值去描述它的時候,你是否仍然可能是有效的?你的行為是否仍然是可以確立的?同樣,在今天我們解釋試圖重新解釋20世紀歷史的時候,我要強調的是革命,絕不是一種單純的外來的,舶來的,由外在形構而成的歷史。我們大約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革命,中國革命的文化,其實是內在於中國文化傳統之中的。這裏我不去展開了,如果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大概是《西遊記》的一分為二,就是造反的孫悟空和取經的孫悟空,代表的始終在中國文化當中雙重的邏輯的矛盾,中國式的辯證的歷史思考,一個在中國辯證性的歷史思考當中,結構、個人與權利,個人與歷史。

最後跟大家分享一個東西,就是我們的主題,或者是我的主題。想象中國與表述中國,我們今天究竟有什麽可能,究竟有什麽?今天我們講到被暴力裹脅,被暴力拋入到別人的歷史,在我們的批判,自己的反思,自我否定當中,自我更生,自我圖存的歷史嘗試,造成了大家大概討論了幾十年的文化,叫做他人的語言,自己的故事,叫做他人的眼睛,自己的形象,叫做他們之鏡,我們有沒有在他人之鏡當中照出真正的自我。自我之鏡能不能印照世界,在政治格局當中,在一個非常全新的媒介革命,新媒體所造成的文化生態的改變當中依然存在。

我們今天仍然面臨著一個如何形構中國文化的主體,我不認為我們可以創造出一個潔凈,剔除外來汙染、暴力抒寫,創傷抒寫的中國形象。內在的我們的生命的和身體記憶之中的,同時它也是在創傷和掙紮和反抗和建造的過程之中的,它勢必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再發現,或者傳統中國文化的一個重構與更新,但是同時,它也勢必是20世紀革命記憶,或者20世紀歷史記憶所強有力的重組過的這樣一種中國文化主體。

最後想說的是,我真的很不情願,但是大概還要提這個名字,叫做《小時代》。我不去評論它作為文學和作為電影的意義,我對這個作品的強烈的不認同,不僅表現在審美和價值上,而更重要的是我認為它標識了我們對於今天的時代,我們對於自己,對於中國的一個錯誤的指任。我們絕不置身小時代,我們置身大時代。一邊有人說,巴黎襲擊是人類文明,現代文明的轉折點,我大概沒有,對這種說法沒有呼應,但是顯然一個後冷戰之後的世界正面臨的多重危機,多重挑戰和這個文明前所未有的一次突破的可能,但是這個突破的時刻,也可能是危機乃至毀滅的時刻。所以置身大時代,中國崛起,或者崛起時代的中國人在表述中國的時候,他必須有一個高度自覺的中國主體,而我們可以慶幸這個中國主體仍然在形構之中,形構之中的中國主體,意味著近乎無限的可能性,形構之中的中國主體必須是不一樣的主體,它必須是傳遞不一樣的文化,因為屬於沒有不一樣的文化,如果沒有不一樣的邏輯,如果沒有不一樣的想象,那麽中國崛起將難以持續。而同時,如果中國不能給世界提供不一樣的選擇,不一樣的道路,不一樣的出路,那我們今天的世界也不是一個可持續的。

(愛思想網站 2015-12-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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