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文人好象都輕名利,或者說是心裏並不輕視,口頭上卻是輕視的。陶淵明不為五斗米而折腰,有骨氣!為了不低聲下氣,連工資也不要了。

李白卻是另一種表現,錢嘛,有什麽了不起,花光拉倒。“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覆來。”“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消萬古愁。”

我受李白的影響最深,從青年時代起就不把錢放在心上,雖然不當闊佬,卻也從不吝嗇。後來有了工資,又拿到稿費,更是不把錢放在眼裏。“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覆來。”李白教導我們說。

其後恭逢反右派和文化大革命,工資降級,稿費全無,孩子長大,負擔增加,下放勞動,夜臥孤村時想想就有點後悔,覺得上了李白的當。“天生我才沒有用,千金散盡不覆來”啊!早知道應該多存點錢。你怎麽能跟李白相比呢?李白有五花馬,千金裘,你只有自行車和棉大衣。昔日的清高者曾想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按照現在的市價折算,他是帶了十萬美金,乘飛機去了美國的夏威夷,你呢?陶淵明不為五鬥米而折腰,可他家田裏的收成恐怕決不止五鬥米。他可以“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日子過得還是挺悠閑的。即使茅屋為秋風所破的杜工部,他的窮也只是暫時的,他後來在成都營造的草堂,雖然不像現在那麽好,看起來總比當年的平民要好得多,比現在差不多的文化人也要好上幾倍。由此觀之,那些崇尚清高的人倒也頗有點經濟實力,如果他連飯都吃不上的話,清高恐怕就困難了一點。

說白了,自命清高的人往往也是出於不得已,因為相對的貧困,也只能以清高來聊以自慰;因為還沒有窮得叮當響,所以還能清高幾天。清高者的追求是窮而不移其志,其所以安於清貧是不願移其志也,一旦碰到那種可以不移其志,又可以獲取名利的機會那也是抓緊不放的。我很少見到那一位文化人是對名利毫無興趣的,有的只是曾經滄海難為水,在大海裏撲騰了多年,而今耄耋老矣,想坐在沙灘上休息休息。古代有許多隱士,似乎遠避名利,其實這也是一種手段,因隱居而成名,因成名而出仕,隱士隱仕,因隱而仕也,這和學而優則仕同出一轍。諸葛亮高臥隴中,那是隨時隨地準備出山的,要不然的話,他又何必化那麽多的精力來通曉天下大事呢?所以要劉備三顧茅蘆,一方面是搭搭架子,一方面是對成敗得失一時間拿不定主意。姜子牙最最危險,一直隱到了八十歲才遇文王,差點兒就要隱到底。所以說,當隱士也得擔點兒風險,也有人終生不仕,但也有辦法留芳百世。失敗的人當然有羅,歷史都不記載了,現在所知道的隱士都是隱出了一點名堂來的。

我覺得中國知識分子心目中的所謂輕名利,實際上是一種理想主義,是希望這個世界上的人不要去爭名奪利,不要因名利而紛爭不息。這是儒家的一種基本概念,君子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矣。這種思想到了解放以後更有發展,不停地鬥私批修,就是不許曰利,鬥到後來私也未除,修也未了,剩下的就是鬥,你鬥我,我鬥你,鬥得大家都奄奄一息。

如此說來所謂的清高都是虛偽的,都只不過是一種變相的獲取名利的手段而已。這也不能一概而論,有人是一種變相的手段,有人是一種理想,是一種追求,是自我對名利的一種制約。因為名利是個無窮大,是沒有極限的,瘋狂的追求會帶來人類的災難和自身的毀滅。人對名利、權威、占有、等等的追求是以等加速前進的,設若沒有自身和外界的制約,必然是以爆炸而終結。

輕者把自己炸為塵灰,重者造成戰亂,禍國殃民。清高實際上是主張人對物的有限的占有,是想讓人做物的主人而不是做物的奴隸;是以精神的追求為首,作為身內;以物質的追求為次,作為身外。清高者並非不食人間煙火,但也不那麽亟亟乎於名利與權威。

如果把清高當作一種理想,當作一種對待生活的態度,那麽,清高也並非文人所特有,從政者有,經商者有,工人有,農民也有。中國的某些文人有個極壞的習慣,即認為只有自己才是最了不起,“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高在哪裏呢?“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那還不是赤裸裸的,和抄房地產,養‘金絲鳥’也沒有什麽區別。

1993.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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