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的藝術——米沃什訪談(3)

采訪者:你和他見面的情況怎樣?

米沃什:其時,我是波蘭駐華盛頓大使館的一名專員。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困難的時期,我正在猶豫是否與當時的波蘭政權決裂。當然,愛因斯坦流亡於美國,於是,我向他尋求權威的意見。一天,我沒有直接開車從紐約到華盛頓,而是轉向去了普林斯頓。當然,我知道愛因斯坦住在那里。盡管我常有反諷感,我的天性卻讓我想要尋求一個可以崇敬和讚美的人。愛因斯坦一頭白髮,灰色的長袖衫上,別著一隻鋼筆,他的手和聲音都很柔和,完全符合我所需要的一個父親的形象、一個引導者。他極有魅力,熱心快腸。他反對我成為一個流亡者。他與我說話的方式,是從情感層面出發的,他說,你不能與你的國家決裂;一個詩人應該回到自己的故國。我知道這是困難的,但是事情必須改變。它們不會永遠像那個樣子的。他樂觀地認為,那種統治會成為過去。作為一個人道主義者,他認為,人是一種理性的生物,雖然我這一代人看到,人更多是作為某些邪惡力量的玩物。於是,我離開了他位於普林斯頓莫色爾大街的房子,有些木然地開車走了。我們都渴望最高的智慧,但是,最後我們還是不得不依靠自己。


采訪者:你何時開始想成為一個作家的?

米沃什:我在高中時開始寫作,雖然這不能算是一種表達自己的嘗試——只是形式的練習,缺乏激情,我想,我是受到了十六世紀法國七星詩社詩人的影響,那是我從法國文學教科書上讀到的——約希姆•杜•貝萊、雷米•貝洛、皮埃爾•德•龍沙【9】,等等。說我想成為一個詩人,這是不準確的。我只想與我的環境保持衝突,采取消極的態度,如福樓拜所說,“保持對資產階級的仇恨”。我想要一種不同的風格,以不同的方式生活。


采訪者:維爾紐斯是你的青春之城,它一再出現在你的寫作中。

米沃什:它有非常持久的影響。我看到在地方性城市長大的巨大優勢。它給我帶來一個不同的——可能是一個更好的——視角。當我發現自己身在國外的時候,我試著將維爾紐斯和立陶宛介紹給西方讀者,這是困難的,因為這座城市在本世紀已經易手十三次。那里有著不同的種族、教派、語言,就像薩拉熱窩。我一直被發生在波斯尼亞的事情深深地觸動,因為我理解那里所有那些種族衝突。


采訪者:但是在你近年來的詩歌中,對歷史的興趣越來越少。

米沃什:是的,很明確。在波蘭團結工會時期,當宣布實施戒嚴法時,我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唉,高尚的頭腦》,在其中,我警告說,在對戒嚴法一致的抵抗中,文學和藝術制造了某種被誇大的集體精神氣質,那是危險的,因為它排除了其它人性的考慮,專注於當下的鬥爭。當時,知識分子和教會之間存在一種協議,它給許多文學藝術團體提供庇護。我的文章已經成為某種預言性的東西,因為國民的統一在過去幾年里已經瓦解。年輕一代無法忍受誘人的崇高道德理想的出現。我很同情理想主義者,我深知,我的宗教地位是立足於一個天主教教徒。但是,我非常不喜歡把教會作為一個政治機構。


采訪者:早年,你是一個被稱為災禍派的文學團體之一員,你們的世界觀和詩學實踐,被稱為災禍主義

米沃什:我是那個團體的創始人之一。我們不知道我們自己是災禍主義者。那是後來文學評論家的一個命名。那些年——1931年到1933年——是絕望的歲月。現在,我很疑惑,一種絕望的歷史觀,是否由於個人傾向於悲觀主義,或者悲觀主義正好反映了一個歷史時期的氛圍。無論如何,那是歐洲一個可怕的時期。魏瑪德國的文學是虛無主義的,充滿諷刺、仇恨。蘇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文學,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被引入之前,也是極其殘酷和消極的。有一些作家,比如薩罘列那、伊利亞•愛倫堡,他們當時就生活在巴黎。愛倫堡的虛無主義小說迅速被翻譯成了波蘭文。所以文學的情緒是非常悲觀、非常消極的;同時,政治消息也是非常可怕的——希特勒在德國、斯大林在俄羅斯掌權。這些當然影響了我們的團體。我們大學的校長馬利安•茲切霍夫斯基【10】,一個老教授,也影響了我們,他也是極其悲觀的;他寫過一本叫《面對末日》的書,其中預言歐洲很快將被兩種極權主義力量毀滅。幸運的是,他在戰爭於1939年爆發之前就去世了。還有一些極其悲觀的波蘭作家,尤其是斯坦尼斯瓦•伊洛納齊•維特凱維奇【11】,對於前景也是一個災禍主義論者。所以,我們的詩歌表達了一個預感——關於恐怖的一種超現實主義的預言。它就像卡珊德拉【12】的聲音。我們想到一種宇宙的災難,而不是一個明確的政治災難。之後,在華沙被納粹占領時期出現了一群非常年輕的詩人,對於他們,極點、末日天啟,當然就是納粹的占領。對於我們來說,它不是;它只是更大災難的一部分。

采訪者:你加入華沙的抵抗。你出版了——或者說主編了——一部反抗納粹的地下詩歌選集。戰爭歲月對你的詩歌產生了什麽影響?

米沃什:作為一個詩人,我深感不安,因為我明白,詩歌不能如其所是地描繪世界——形式的慣例都是錯誤的。所以,我尋找不一樣的東西。但同時,我寫了一個長篇作品,由一組短詩組成,也就是《世界(一個天真的詩)》那部作品,一個組詩——雖然那時對於它,我不是太有自覺意識——就像布萊克之於《天真之歌》。我認為世界是非常可怕的,這些天真的詩歌就是我的回答——我想說,世界應該是怎樣的,而不是像它當時那個樣子。《世界》是關於發生了什麽的詩,它是一部深刻的反諷之詩。


采訪者:那就是副標題一首天真的詩意義之所在?

米沃什:這首詩,正如一本給孩子們讀的關於泰迪熊的純小說。當批評家和讀者把它當作關於愛、信念、希望的詩歌,也就是所謂“積極的詩歌”並要求波蘭的學生閱讀時,它讓我深感不安。我收到在學校里閱讀、背誦了這些詩的孩子們的來信——這些詩,實際上是挖苦的。


采訪者:在《世界》其中一首詩里,你寫道:我們和鮮花把影子投在地上。/那些沒有影子的事物沒有活下去的力量。

米沃什:在這些句子背後,有一些托馬斯•阿奎那的意味,阿奎那斷言事物的客觀性存在。這是有些天真的詩——相信一朵花、一條河流和一座花園的真實。我那個時期的詩歌,包含了雙重的探求:一個是對於天真之恩典的探求——“天真的”詩歌——另外一個,見之於《可憐人的聲音》那一組,探求的問題,是如何直面納粹的占領。同時,還有一些中國詩歌的影響,當時我正在閱讀它們,為了色彩、單純的色彩。

譯注:


【9】約希姆•杜•貝萊(1522-1560)、雷米•貝洛(1528?-1577)、皮埃爾•德•龍沙(1524-1585),均為法國七星詩社重要成員。

【10】馬利安•茲切霍夫斯基(1861-1938),波蘭哲學家、政論作家、文化歷史學家。


【11】斯坦尼斯瓦•伊洛納齊•維特凱維奇(1885-1939,詩人、藝術理論家、畫家,波蘭先鋒派的傳奇人物。

【12】卡珊德拉,希臘神話中的女先知。她是特洛伊的公主,阿波羅的祭司,因神蛇以舌為她洗耳(另說為阿波羅的賜予),她具有了預言能力,又因抗拒阿波羅,其預言不被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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