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旅遊:找回過去的自己 也找回未來的自己——漫談旅遊中的美學(2)

 其次,旅遊還是為了“找回自己”。

 說到旅遊,人們首先想到的一定是“離開”,可是,為什麽一定非“離開”不可呢?原來,恰恰是這種“離開”的狀態才往往是更真實的生活狀態,也往往是選擇“離開”的旅行者真正想進入的生活狀態。因此,旅遊不僅僅要“離開”,而且更要“到達”,要“到達”自己的旅行目的地。當然,這個旅行目的地與旅行社講的那個旅行目的地不同,它更多地是指的是精神的歸宿、理想的生活狀態,是回歸、皈依。

 在日常生活中,因為我們想要的太多,早已“目迷五色”,魂不守舍,然而,這些“想要的”卻往往並非我們真正“需要的”。我們總是在為失去的東西而痛心,為得不到的東西而懊惱,也總是在擔憂著已經得到的東西的得而覆失,但是,卻也因此而往往不懂得珍惜真正的幸福。因為我們在一個斤斤計較的生存環境裏已經習慣於不再用心去感受這個世界——感受這個世界的美好與善意。我們所關註的,只有自己那一畝三分地,只是那蠅營狗茍的蠅頭小利,我們經常說自己“變得現實了”,其實,這正是我們每個人對於自己與現實媾和的的一種情願或者不情願的默認。

 然而旅遊的“離開”卻使得這一切開始成為不可能。

 當我們離開了自己所熟悉的城市,身後一點點遠離我們而去的,又豈止是自己的單位、街道、職務、身份,而且是自己的盔甲、角色、面具、關系,就好像蠶在破繭,蟹在脫殼……曾經必須服膺的各種各樣的錯綜覆雜的關系、曾經必須屈從的形形色色的自己早已倒背如流的規則,逢場作戲,言行不一,虛情假意,一切的一切都遠去了……

 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每每被我們忽視了的東西,卻會悄然而來。

 哲學家經常說:我們接觸的世界都只是“存在者”,但是,真正的真實卻是每個存在者背後的“存在”,柏拉圖說,可以把它叫做“理念”,亞裏士多德說,可以把它叫做“實體”,康德說,可以把它叫做不可知的“物自體”……其實,在他們的描述中這個“存在”還是太覆雜太覆雜了。其實,對於每個旅遊者來說,“存在”是真真切切地存在著的,因為它觸手可及。它是每一個旅遊者的“遭遇”。

 當我們置身大自然,置身那個沒有被命名、沒有被概念、沒有被理論、沒有被文本、沒有被攝影、沒有被理解、沒有被解釋、沒有被符號的大自然,奇跡,在轉瞬之間就發生了,牢籠突然被打開,單位、街道、職務、身份,盔甲、角色、面具、關系統統不覆存在,但也恰恰就在這個時候——我們遭遇了“存在”。

 有次,我們也就從“離開”、從“生活狀態的轉換”,開始涉及到為什麽要旅遊的第二個要素了。

 試想,當一個人跳離開日覆一日的圈子之後,當他置身於一個陌生的場境下,陌生的處所裏,往往會出現什麽樣的狀況呢?反而更容易看清楚自己,或者說,反而很容易找回真正的自己。前面的長沙女孩的詩歌裏說:“始知家在畫圖中”,也就是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前面我已經說過:“生活在別處”,現在看來,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自己在別處”,因此,要找回自己,就必須旅遊。

 我終於明白了,旅行就是去遠方找回自己。

 從這個角度,我就特別想到一個比方,就是坐飛機。我特別關註坐飛機跟坐火車的不同感受。坐火車,所有的人都有感受,坐飛機,很多人也有感受,特別是第一次坐。我有一個同事,他跟其他學校的一個女教師出去,那個女教師是大家公認的美女,後來有次吃飯,我們就開玩笑地問,你們兩個上次一起坐飛機,有沒有什麽“艷遇”啊?那個女教師幽怨地說,反正以後再也不跟這家夥出去了,後來我們就又逼問:怎麽了,有什麽艷遇了?她告訴我們說,跟他坐飛機不可能有艷遇,他一上飛機兩只眼睛就發直,手一直抓著前面的椅背,直到下了飛機,他才開口跟我說話,你們看看,他個男子漢竟然就嚇成那樣。確實,坐火車誰都敢坐,而且心地坦然,可是一旦坐飛機,很多人心裏就多少有點恐懼了。但是當你習慣以後,你上飛機以後再看天空,再看大地,你的感受就完全不同。

 二十世紀有個畫家第一次上飛機,再俯看大地,他吃驚地發現,原來大地可以像一個個小方塊一樣地存在。可是你如果在地平面上去看,那你就永遠也看不到。所以旅遊就像坐飛機,飛機讓我們脫離了自己生命的空間,去換一個空間感受去感受世界,而這種脫離了自己的生命空間,去換一個新的空間去感受生命,實際上就是我們生命存在當中的一個頓悟的契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用這樣的方式,我們才能真正認識自己。比如說中國的水墨畫,或者大家叫國畫,現在不能叫了,為什麽呢,大家發現全世界各個國家都有國畫,這就說不清楚,那怎麽辦呢,就叫中國畫。過去中國人中醫也不叫中醫,叫“國醫”,後來發現原來西方也有醫術醫生,人家是西醫,我們就叫中醫。大家知道,清朝才有國歌,開始中國人一直以為只有中國一個國家,後來才知道全世界還有那麽多國家,直到發現英國、法國等都比我們強大,我們才承認,中國直到清朝才有國歌,國歌誕生離清朝滅亡還有幾天呢,你們知道這個歷史故事嗎?國歌誕生離清朝滅亡還有六天,就是剛有國歌,大清王朝就滅亡了。所以你想,我們是怎麽認識自己呢,就是因為離開。

 就是因為離開以後,我們到達了一個新的領域,我們才會認識清楚自己。所以我們一定要想象,當我們離開的時候,就好象坐飛機一樣,各種各樣的不足,各種各樣習慣了的思維,各種各樣的習慣了的觀念就因此而開始脫離了,於是,我們開始認識到了一個新的世界。

 在這個方面,寫作《小王子》的作者聖.埃克蘇佩裏給我們以啟迪。他有兩個身份:飛行員和作家。這兩個生涯相映生輝、相輔相成。從《南方郵件》到《小王子》,他寫作了十六年,一共完成了六部作品,很有意思的是,沒有例外,都是在空中去寫作的結果。他把自己在高空雲海中的獨特感受帶入了文學創作,堪稱“藍天白雲的耕耘者”。而且,睿智的蒙田死在床上,激情的莫裏哀死在舞台,浪漫的拜倫死在戰場,那麽,他——聖.埃克蘇佩裏就該死在空中。可是,為什麽一定是在天空,四千米的天空,這就因為,在他看來,只有空中才會出現的種種感受:俯視感、恐怖感、超越感、升華感,才會給他的人生感悟以極大的提升。所以,他才徹悟:人生的秘密,只有用心才看得見,本質的東西光用眼睛是看不見的。

 聖.埃克蘇佩裏的選擇讓我想起了卡爾維諾說過的一句話:“為了回到你的過去和尋找你的未來而旅行”,這句話絕對精辟,過去在讀加繆的《局外人》的時候,就曾經註意到其中的一句話:只有昨天與明天的這樣的字眼,才具有一定的意義。為什麽會這樣?關鍵就在

 於:它們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意義,就是因為它們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已經被忽略了的,可是,如何去找回它們呢?今天如果要我給出一個答案,那麽我會說,最為便捷的方式,就是旅行。因此,“為了回到你的過去和尋找你的未來而旅行”,這也完全就是我在談到旅遊的時候所想說的。

 

 

 四

 

 討論了為什麽要旅行,當然並非問題的結束。因為我們盡管知道了為什麽要旅行,但是,卻一定仍舊心存困惑,那就是:旅行,當然是“為了回到你的過去和尋找你的未來”,然而我們卻無法反過來說,“為了回到你的過去和尋找你的未來”就只有通過旅行。

 例如,旅行之所以能夠讓你“回到你的過去和尋找你的未來”,是因為“離開”,可是,我們也完全可以不“離開”,如果我們的心靈足夠強大,那麽我們也完全可以就在原地不動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像很多人也稟賦神聖的信仰,但是,卻從不頻繁出入教堂。因為,這裏的“離開”畢竟只是內在的生活狀態的轉換,這種生活狀態的轉換,是完全可以像“大隱隱於市”那樣,完全通過自身的生活狀態的調整來實現的。

 那麽,為什麽一定要通過旅行?或者,為什麽非旅行不可?

 原因就在於:絕大多數的人的心靈力量畢竟不夠強大,還畢竟要借助於一種強大的外在的力量,而旅行就正是這樣一種強大的外在力量。也正是因此,人們才找到了旅行這樣一種特定的方式。

 那麽,旅行之為旅行,它的強大力量安在?

 這就要說到本書的主題——旅行與美的關系了。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都有類似的體會:要看清自己的容貌,最為簡便的方法,就是照鏡子。可是,我們是否想到?美麗的大自然,它的最大公用,也恰恰相似於一面鏡子——人性的鏡子、靈魂的鏡子。而旅行之為旅行,它的奧秘就在於:可以讓我們借助美麗的自然山水找回自己。我在前面介紹過捷克斯洛伐克的米蘭•昆德拉的話—“生活在別處”,我而且補充說,其實,“自己也在別處”,那麽,這個“別處”又在哪裏?就在美麗的自然山水之間。

 為什麽會如此呢?具體的原因,我會在後面的某一講裏面詳細討論。在這裏,我只提示其中的一點,那就是:人之為人,他的最為根本的生命追求,往往是難以通過語言來表達的。因此,就往往需要把它與外部事物的一些特征聯系在一起,需要把它投射在視覺圖像上,使其客體化。於是,最為內在的生命追求就會呈現在外在事物之中,那些最令我們喜愛或者厭惡的東西,似乎就直接呈現在外在事物中。同時,還有另外一種更為普遍的情況,就是在長期的旅行活動中,人們已經逐漸能夠把某種外在事物與自己的某種最為內在的生命追求對應起來了。“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就可以理解為特定的外在事物對於某種自己的某種最為內在的生命追求的呼喚。比如,許多景點都有一些被人們普遍認可的故事,華山的劈山救母、普陀山的觀音不渡東瀛、三峽的神女、昆明石林的阿詩瑪、桂林山水的劉三姐西湖的白娘子與許仙,其實都起著特定的外在事物對於某種自己的某種最為內在的生命追求的呼喚的作用。因此,猶如我們不辭辛苦地去“找對象”其實也就是為了找到自己的那另外一半兒,我們不遠萬裏地去旅行,其實也是在“找對象”,其實也是為了找到自己的那另外一半兒。所以,人們往往誤以為旅行的原因是“先睹為快”,其實,旅行的真正原因是“不睹不快”。

 就是這樣,人們在旅行中把自己喜愛的東西變成可以看、可以感覺的東西,並且陶醉於其中。在古代,曾經有兩個禪師一起討論問題。第一個禪師說了一大套自己對於人生的理解的大道理,後來,輪到第二個禪師時,他忽然看到池子裏邊有一株荷花開了,於是就說:“時人見此一枝花,如夢相似”。清朝的大詩人袁枚看到桂林的獨秀峰,同樣也是如此表述:“青山尚且直如弦,人生獨立何傷焉”。

 在中國的旅行者當中,最早把這個道理想清楚的,是唐朝的柳宗元。

 先搜索一下他的簡介:

 柳宗元(773—819),唐代文學家、思想家。字子厚,河東(今山西永濟縣)人,世稱“柳河東”。永貞元年(公元805年)),柳宗元積極參加王叔文為首的政治革新活動,失敗後被貶為永州司馬。在永州長達10年,後雖奉召回京,旋即又被貶為柳州刺史,世稱“柳柳州”。他《永州八記》是山水遊記的代表作,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有《河東先生集》(劉禹錫編)、《柳河東集》(明人輯註)傳世。

 

 柳宗元有著名的《柳州八記》,第一篇,叫做《始得西山宴遊記》,國人都很熟悉。不過,散文的題目有點太古代漢語了,通俗地說,散文的題目是這個意思,他對於旅行的快樂的發現是從對於西山的美的發現開始的。

 為什麽從對於西山的美的發現才開始呢?柳宗元在唐永貞元年,即公元805年的時候,被貶到柳州,在打到柳州之前有六個月的時間,他在政治上很得意,但很快他就被打下回了原形,打得很慘。六個月的得志、風光,卻要付出一生的代價,從三十三歲開始,柳宗元一生再沒有走過好運,最多也就是柳州司馬這樣的小官,柳宗元的日子真可以說是度日如年。

 很有意思的是,柳宗元是如何解脫的?看歷史人物,其實這是一個特別值得關註的看點。因為倒黴的其實並非柳宗元一個,在我們眼裏在文學史上十分風光的不少人,蘇軾、歐陽修、柳宗元,等等,其實一輩子都是倒黴蛋兒。柳宗元如此,蘇東坡也如此,他一生中只在首都幹了很短的時間,就被趕出來,被打成我們今天叫“反革命分子”的這樣一種角色,他究竟有多慘呢?皇帝甚至在全國到處立碑,宣稱蘇軾等人千秋萬代永遠是反革命,永世不得翻身。而且,蘇軾是被流放到海南,現在到海南是快樂旅行,我們到三亞旅遊有多開心啊,那個時候可不是,流放到海南其實就是煎熬,政治生命也徹底完蛋了。因此,我們必須去關註,這些我們民族歷史上最最聰明的人士,是怎麽過的這一關?這幾乎是等於要重新投胎一次,是要在死裏去逃生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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