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永文·行走在宋代的城市~贏錢賭物的遊戲(2 上)

相撲

如果說踢氣球是一種較為輕松的體育運動,迅速在市民中間得到推廣的話,相撲則是一種較為激烈的強身健體的運動,也得到了市民的喜好和認可。宋代城市的相撲,和其他風行的爭標、蹴鞠運動一樣,最初也是起自軍隊——

宋太祖在戎旅之中,就曾制定過一條角力鬥毆以較勝負、漸增俸緡、遷隸上軍的“聖訓之法”,這是非常明確的以相撲訓練增強將士體質的措施。統一全國後,這條規定並未停止執行,皇宮經常從諸州解發強勇之人,訓練他們成為專業的“相撲手”,並仍將其歸為軍隊建制。在實行用相撲鍛煉體質制度方面,以南宋軍隊執行為最佳。建炎中興,當時有著名的張俊、韓世忠、劉光世、岳飛四將,以韓、岳兵最精,其精兵之源,主要得力於韓世忠、岳飛在部隊中貫徹了“相撲”的練兵方法。韓世忠、岳飛常常在軍中舉行相撲比賽,倘若誰獲勝,便將他另入一籍,每押隊的“旗頭”缺少了,就從此籍中選拔。又讓他們互相比賽相撲,決出其中勇力出眾的,封為副將。

韓世忠、岳飛還設置了親隨軍,這支親隨軍,又謂之“背”。顧名思義,選入此軍中,能稱得上“背”的,其體魄必是強碩無比,力壯如牛;形象也必是豪獷奇異,氣勢逼人,他們都是從優秀軍士中選拔出來的。倘若一人被選為“背”,軍內從統制官以下,都來饋送厚禮,大加犒賞,從而也就使軍中以相撲為榮的風氣大興。由於“背”者勇不可當,每逢相遇堅敵,遣“背軍”上陣,從來都是所向披靡,無不破者。

臨安朝廷特別欣賞這一優中選優、精中拔精的嚴格選拔相撲能手的做法。內苑侍奉皇帝左右的“內等子”,即標準的相撲手,都是由諸軍隊中膂力強健者充應的,一次僅設120個名額。他們演練相撲,常至深夜。因為只有管押人員十將各二名,上、中等各五對,下等八對,劍棒手五對,屬於禦前忠佐軍頭引見司管轄的正式相撲手,即皇帝身邊的虎賁郎將,余者皆準備應,時間為三年一次。選拔制度如此嚴格,是為了充分保證相撲手優良的質量,三年期限一到,除管押人員十將各二名以下的“內等子”,都要呈試相撲。皇帝經常親自主持這樣的相撲升級比賽。

趙匡胤就主持過一次別開生面的相撲比賽。那是開寶八年(975)廷考,按殿試規則是以先交卷子,皇帝提問難不倒者為魁。可是應試的王嗣宗和陳識齋同時交了賦卷,怎麽辦?趙匡胤便命令王嗣宗與陳識齋當場角力,即以兩兩相當,分其勝負的相撲來爭第一。結果王嗣宗勝了陳識齋,奪得了狀元,並以此為驕傲,因而遭到了他人的譏諷:“豈與角力兒較曲直耶!”

此事雖有些荒唐,但反映了相撲在趙匡胤心目中的重要性。從此,由皇帝親自主持相撲升級比賽已成慣習,以此來提倡這一強身健體的運動。像《宋史》所記的一次:紹興五年(1135)三月,高宗閱看相撲手趙青等50人的角力,賽後,對這些力士轉資、支賜了錢糧。由於在皇帝公卿面前,直接可以決定誰能上名入次入額,所以每當此時——相撲鬢發蓬松、相貌威獰的力士們,隨著流星似的“急颭”音響,在寬敞的金殿上,拉開駭人的架勢,奮力爭交。飄舞的旗幟、陣陣擊鼓聲和相撲手的吼叫聲交織在一起,“疑是嘯風吟雨處,怒龍彪虎角虧盈”。以這樣的詩句描繪他們,是再恰當不過了。

被選拔出來的相撲力士,一個重要使命就是專為國家

慶典等活動助興。在招待國外來使的庭宴上,相撲力士表演,成為必備節目。像內苑上壽隆重大宴行將結束之際,皇帝也是傳喚號稱“左右軍”的京師坊市兩廂的藝人集體進行相撲,似乎不如此,這次宴會就有失水準,正所謂“角抵罷時還罷宴”。

為了達到使人在杯觥交錯之中出一身冷汗的效果,相撲力士要使出加倍的氣力進行訓練。拼盡全勁的喊叫聲,不僅震動了屋宇,也沖出訓練場地,直逼附近的棟棟房舍——

終日袖手枯坐、埋頭典籍的學士,也不能不被這強大喧嚷動搖,心緒不寧。常侍徐鉉讀不下去書,只得命小童子出外看看是誰呼喊得這麽厲害。小童去探視,回來稟報說:是許多常侍在五龍堂練習相撲呢。徐鉉只好自我解嘲地說:這是我的同行啊,可是我無法和他們共歡樂呀。徐鉉與小童子的對話,間接地告訴了我們:相撲手可以任常侍之職,社會地位已相當高,起碼屬於宮廷中的一員。他們隨時跟皇帝出行,但不像那些出謀獻策的文士備皇帝顧問一樣,而是以其強健的體魄,增添皇帝攝人的威儀。

因為相撲力士一個個無不是面孔粗大,怪眼圓睜,行走猙獰如猛虎,站立威嚴似門神,著錦襖頂帽,握拳顧望的他們緊衛在皇帝車駕兩側,倘有圍觀皇帝的人發出高聲或騷動,他們給予一擊,立刻會使人鮮血淋淋。由雄風凜凜、威武強壯的相撲力士擔當重大禮儀侍從,這與唐代是有很大區別的,盡管唐代也有相撲力士,但多限制在“有力能扛鼎,則角抵可知矣”的水平。然而在北宋城市裏,相撲力士不僅僅侍從皇帝,即使名門望族外出造訪,也要帶上相撲力士,讓他們排列庭戶,顯示氣派……

在宋代以前,沒有哪一個時代,像宋代這樣,給予相撲如此之高的重視。宋初的調露子所著《角力記》中一段概括宋初東京相撲的面貌的話可以作證:

自唐滅,寂寞無聞,縱有其人,散投諸國鄉。今東京自梁祖以來,惡少者無不叢萃其間。舊例屠羊、豕者,必隸相撲管轄焉,貴益其脂膏爾,此亦近人饌之意也。於今高手者,朝廷重之,河南有莊宗之遺俗,故人多習焉。

更令人滿意的是,調露子在理論上條分縷析,給相撲以“正名”。他開宗明義地提出:

夫角力者,宜勇氣量巧智也。然以決勝負騁捷,使觀之者遠怯懦,成壯夫,己勇快也。使之能鬥敵,至敢死者之教,男無勇之至,斯亦兵陣之權輿,爭競之萌漸。

調露子的觀點與《晉書》“相撲下技”及唐代對相撲“且多猥俗”的看法大相徑庭。調露子的理論,正是宋代城市中湧動的相撲春潮的回響,市民們已經將相撲當成不止於強身健體,而是兼求鍛煉靈活、技擊兇猛、自如應變的一種運動——

吳興有六名士子,去東京赴試,晚間走到汴河堤上,碰上數名挾槍持刀、氣貌兇悍的強盜。士子中間有一高大勇健、精通相撲之術,號稱“霍將軍”的霍秀才,他立即讓同行者止步,列立於後。這是在迎敵之前,先穩住“陣腳”,然後,霍秀才主動上前出擊。由於他深得“撲倒”之精髓,用短棒擊中強盜的膝蓋,出手極快,轉瞬之間,數名強盜一個個仆倒在地不能起來了……

這一故事,是對調露子“擊要終在撲也”理論的驗證,也是宋代城市相撲已向較高深層次發展的一個征兆,市民對它的理解,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深刻得多。像小兒相撲、女子相撲,就是非常獨特,均為宋代以前或以後所未有、所鮮見。

小兒相撲,據《識余》記載,大致是:兩小兒表演時,俯首,雙手支在地上,像牛一樣用頭相觸,互相較力,頗像兩兩戴牛角相抵的蚩尤戲。四川邛窯出土的小兒相撲瓷塑,表現的則是另一形式:互相摟抱相搏,雙腿拉開後支。這套瓷塑雖高僅6.4厘米,卻十分傳神。

小兒相撲在宋代城市中至少有兩種形式。女子相撲,則和男子相撲形式一樣,裸露頸項臂膀,乃至腰圍,所以被人稱為“婦人裸戲”。女子相撲,曾在東京最大的宣德門廣場上,為皇帝與市民表演過,當時萬頭攢動、熱鬧非凡的場面使司馬光犯顏直書《論上元令婦人相撲狀》:

臣愚竊以宣德門者,國家之象魏,所以垂憲度,布號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萬民之眾,後妃侍旁,命婦縱觀,而使婦人裸戲於前,殆非所以隆禮法,示四方也。

從目前遺存在遼寧博物館的趙佶所畫的宣德門,與北宋鐘上宣德門浮雕,不難想見宣德門之高大雄偉及其在宋代的重要性,於此也就不難理解司馬光為之而上書,至今讀來仍有一股激憤之情了。盡管司馬光提出了“今後婦人不得於街市以此聚眾為戲”,但提歸提,並不妨礙女子相撲在城市體育運動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臨安,以“女廝撲”聞名的就有張椿等十名之多。

“廝”含有互相之意,女子角抵不稱“相撲”,而為“廝撲”,乃是取女性身單力薄之特點,含貶意。與“女廝撲”類似的還有“女颭”,它是正式相撲的前奏——臨安女颭為數不少,有囂三娘、黑四姐、韓春春、繡勒帛、錦勒帛、賽貌多、女急快等。她們在男子相撲之前,使用類似“水流星”的利於急速展轉的“颭”,打開場子,招呼觀眾,制造氣氛,待市民圍攏過來時,正式相撲開始,女颭便退下……

這種現象在宋代城市是很普遍的,它表明相撲強身健體的本色在減弱,搞笑逗樂、極力迎合市民欣賞需要的成份在相撲運動中逐漸增強。如“戾家相撲”——

“戾家”,是臨安的常諺俗語,當時有“燒香點茶,掛畫插花,四般閑事,不許戾家”的話,可見“戾家”一語,寓有不學、不內行的意思。張端義也曾用“兩制皆不是當行,京諺雲‘戾家’是也”來嘲笑那些做事不行的文人才士。

稱“戾家相撲”,不過是由於相撲手眾多,不得不標新立異,自立貶語獨為一家,用來吸引觀眾。既然以“戾家”自我標榜,在表演相撲時,自然就有引人發笑的戲耍性動作。這使相撲越來越耐看,常見的“喬相撲”就是這種類型的項目。

“喬相撲”是表演者隱藏在用稻草、棉花做成的兩個偶人的衣服套子裏面,表演者彎腰四肢著地,背負這對雙手連接成互抱姿勢的偶人,表演者的雙手下面穿著一雙靴子,作為一個偶人的雙腿,自己的一雙真腿作為另一偶人的足部,作互抱、互扭、前擄、後掛、摟腰、盤腿各種姿勢,盡情展示相撲時的各種解數,看去和真相撲一樣……但比較而言,還是兩兩相當的角力是城市相撲運動的主流,當時臨安以相撲著名者就達44名之多,而以“喬相撲”著名者不過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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